泾县汪氏家族对古代宣纸产业发展的贡献(下)

泾 县 汪 氏 家 族

对古代宣纸产业发展的贡献

黄飞松

近期,应旅居上海的汪欣先生邀请,为其在家乡建成的“六吉亭”撰写碑文。为此,我考证了很多历史资料,写成《六吉亭碑记》一文(附本文后)。《碑记》完成后,余味未尽,便写下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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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氏在宣纸发展史上的地位

泾县是闻名世界的宣纸之乡,古代泾县除进贡宣纸外,还进贡琴溪鱼、白云茶等。历代《泾县志》及《泾川风俗赋》《泾县乡土记》等古文献上都有记载。

1、宣纸从唐代开始就有了辉煌的历史

最早记载宣纸的文献是唐代张彦远所著的《历代名画记》卷二《论画体工用拓写》中谈到:“江南地润无尘,人多精艺,……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论述特定地域活动人群的特长,谈到宣纸的产地,这也是研究宣纸的最早文献。

作者张彦远出身于仕宦书香之家,其高祖张嘉贞、曾祖张延赏、祖父张弘靖、其父张文规世代酷爱收藏字画,家中藏品可与皇室媲美。在这样的家庭文化氛围中,成就了张彦远书画理论和鉴赏领域的高峰。因其接触的都是书画艺术精品,对高档的书画用材的认识非一般人可比,所著《历代名画记》《法书要录》《彩笺诗集》不仅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到的“书画同源与书画同法、绘画的社会功能、绘画的审美风格、师承源流”等论述,成为书画艺术界不可或缺的经典论述,是我国最早的绘画史和绘画理论领域的“百科全书”,开启了书画载体的研究先河,为溯源宣纸历史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历代名画记》

《旧唐书·韦坚传》记载:唐天宝二年(743 )陕郡太守兼水陆转运使韦坚引浐水到长安城东望春楼下,汇积成广运潭,请唐玄宗登楼观赏检阅。在数百艘州郡漕船中,唯有宣城郡船载纸、笔。《新唐书·地理志》载:“宣州宣城郡,望,土贡银、铜器、绮、白纻、丝头、红毯、兔褐、簟、纸、笔、署预、黄连、碌青。”据清嘉庆年间编纂的《宁国府志》 记载:唐时“纸在宣(城)、宁(国)、泾(县)、太(平)皆能制造,故名宣纸”,而“泾人所制尤工”等佐证,说明当时的“宣纸”名甲天下,才被列为“贡品”。

《历代名画记》《旧唐书》《新唐书》等文献上为宣纸起源与产地提供了清晰的线索,也得出宣纸因地而名的结论。宣纸在唐代已盛名天下,成为社会高层使用的高档纸代表,其品质超越同时期的窗纸、钱纸、楮纸、构皮纸、蚕茧纸、侧理纸、染黄纸、剡纸、玉版笺等纸种而成为“贡品”。

2、汪氏制作宣纸与朝廷规制使用宣纸同时代

北宋熙宁七年(1074)六月,朝廷昭告天下“诏降宣纸式下杭州,岁造五万番。自今公移常用纸,长短广狭,毋得与宣纸相乱”。此文对宣纸的使用进行了规制,要求官署间的平行文(公移)一律不得使用宣纸,并将宣纸的制式移至外地仿制。由此可见,当时宣纸的珍贵程度。另据诗人王令在《再寄满子权》中云“有钱莫买金,多买江东纸,江东纸白如春云。独君诗华宜相亲,缀连卷大十牛腹。要尽寄我无寄人,我将携之东海去……”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宣纸”的内页

泾县汪氏从宋代皇祐年间开始在漕溪制作宣纸,宣纸能有这么高的地位是否与汪氏有关系,首先要梳理宣纸技艺发展史上的几个家族。根据现已查到的宣纸技艺传承谱系,泾县汪氏是最早传承宣纸技艺的有名家族,前文已述。

比汪氏稍迟的是泾县曹氏,据民国三年(1914)重修《小岭曹氏宗谱》序言载:“曹为吾邑望族,其源自太平,再迁至小岭,生齿繁夥,分徙十三宅。然田地稀少,无可耕种,以蔡伦术为生业。故诵读之外,经商者多……”而曹氏在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修的《谯国曹氏宗谱》中没有任何制纸线索,而首次迁入的曹氏为大三公(1264-1342),生于1264年,曹大三一出生不可能就有能力带领族人外迁。曹氏在泾县制纸至少要比汪氏晚200多年。

第三个家族为赵氏。赵氏在泾县生活历史很久,但能体现出该家族制纸信息的文献为清乾隆十七年(1752)修《泾县志》载:“……曰罗纹,赵氏新仿古式;曰卷帘,闱墨所用……”也仅此一条线索,比曹氏迁入年代又要晚500年左右。

第四个家族为诸葛氏。晚清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记载:“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亦称,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则宣城诸葛氏亦或精于造纸也。”宣城诸葛氏制笔历史可追溯到唐代,制纸历史只有晚清成书的《书林清话》有载,前后都没有任何线索。

当然,古代不可能只有这四个家族从事宣纸制作,其他家族及个人没有任何线索可查,至少有一点可以说明,即便其他家族或个人参与其中,可能没有以上四个家族有名。综上分析,朝廷规制使用宣纸时期是否与泾县汪氏参与其中有一定的关系,还需进一步考证。

3、泾县能成为古代造纸重镇一定与汪氏有关

据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泾县志》中载:“巡按衙门岁解纸张,俱出泾县宣阳都槽户制造,差官领解。”清顺治十三年(1656)修《泾县志》亦有同样的记述。嘉靖《宁国府志》中记载:“解纸脚价:岁办解纸脚价二十七两,每巡按御史差解,都察院纸剳则给之。”

从这三条文献记载可看出,一是当时泾县贡纸由巡按衙门直接提调,仅脚力钱就有27两银,如果以大米折算,27两银可换算成人民币30000多元。在劳动力极不值钱的农耕时期就要付出这么多力资钱,可以想象当时每年在泾县要调走多少宣纸。二是每年巡按衙门提调的纸都出自泾县宣阳都,根据同一本志书中《坊都》一节记载“宣阳都”包括的范围有礼逊、林溪下、漠风、浪里、仁里、仁上、中村、乌呈、清泉、中元、北保、石陂、前村、查浪、北冲、胡村、李仪、中平、永东、良神、永西等地,根据古今地名对照分析,为现泾川镇、汀溪乡、榔桥镇三乡(镇)交汇处2000余户村落范围。而泾县汪氏制纸活动范围就是宣阳都,由此可得出一定的结论,明代及清代早期朝廷提调的宣纸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汪氏制作。

左:明嘉靖《泾县志》右:明嘉靖《宁国府志》

那么,为什么说泾县在明清时期就是朝廷的造纸重镇呢?在全国所有贡纸的区域,绝大部分都由县令或其他地方官员在造纸户中择优抽取,汇集后通过州府转贡,纸钱折算现银后抵扣造纸户当年部分税负或徭役。泾县则由朝廷拨专款购纸,通过巡按衙门安排解送,并且部分力资也由朝廷支付。因此,泾县因不同于他地的贡纸方式而成为造纸重镇。

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期,据清乾隆十七年(1752)修《泾县志》记载:“食货之属,泾纸供上用者曰金榜,高四尺,阔四尺五寸。槽户岁制,差官领解。明时由巡按,国朝由布政司,每岁户部发价银三万两额解至京。康熙戊戌后,内差采买。最大曰潞王,高一丈六尺,明潞藩制式;次曰白鹿,高一丈二尺;曰画心,一曰澄心堂;曰罗纹,赵氏新仿古式;曰卷帘,闱墨所用;曰连四,曰公单,悉常用。俱出湖北冲、慈坑、宋村、小岭诸处。”

这段文献说明了三条信息,一是宣纸在明代由巡按直接提调,清顺治至乾隆年间逐渐改成内差购买布政司押送;二是每年朝廷通过户部拨发30000多两银到泾县购纸;三是宣纸产地从泾县县东的宣阳都扩展到县西的小岭了,县志中提及的湖北冲、慈坑、宋村均属于宣阳都。嘉庆十一年的《泾县志》上就没着重体现如何贡纸了,由此说明,在乾隆十七年到嘉庆十一年的50年时间中,朝廷已取消泾县的造纸重镇地位,是否与宣纸产地的扩展、全国他地纸质的提高有关,需要进一步考证后才能查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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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上所述,宣纸之所以名贯古今,很大程度与泾县汪氏有关,这种关联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宋代开始,宣纸发展历史的几次重大活动都与汪氏有交集,如前文所述的北宋对宣纸使用规制、明代巡按提调、清代布政司解送等。

二是清嘉庆年间在北京开设的12个商户,也是迄今发现泾县人在外开设宣纸商户的最早历史信息,从开设者看,泾县汪氏占了50%,其余涉及到的姓氏有郑、沈、吴、袁、张等,从开拓市场的角度与能力看,汪氏能在宣纸行业中生存、发展是有道理的。

三是从汪氏族谱及其他文献中看出,汪从北宋至20世纪40年代中,传承宣纸技艺的谱系是明确、清晰的。四是从创制出“汪六吉”“鸡球”“帆船”等宣纸品牌中可看出,汪氏生产宣纸的质量优异,经营中有一定的品牌意识。由此说明,汪氏在宣纸产业的古代发展中起到功不可没的作用。

附:《六吉亭碑记》

泾,山邑也,崇阿秀美,溪涧清驰,人丰物阜,名品频出,宣纸为尊,无出其右。唐由州府转贡,直至皇室;宋熙宁,明诏限用;明巡按、清布政司,分岁解送。如此隆恩,他地无匹。大宋皇祐,遂公于漕溪,后七里,再中郎,恒以制纸为业。三地同属宣阳都,青峰嵯峨,溪山回映,堪媲武陵,为凤隐龙潜之地。皇家岁解纸张俱出于此,汪氏其功居伟。雍正间,大谦公首创“六吉”,同业自叹弗如。墨林、西仲二公继之,再创“鸡球”,超逸本土异邦。汪氏同门,历代振耀,精于术,富于甲,乐为善,名播四方。天下书画兴盛,宣纸功业光被四表。后嗣尚棣,少离家,居华亭,常思先祖之功德,立亭彰表,以示千秋缅怀。应尚棣先生之嘱,飞松作文以记之。汪氏邑人以为碑记。

岁在己亥上巳日  立

(作者系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宣纸研究所所长,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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