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音乐上海学”的意义（一）

作者：洛 秦

内容提要：2017年11月27日正值上海音乐学院建院90周年之际，作为献礼作品，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推出了作者主编的“音乐上海学丛书”20种，文章为该丛书的序言。五年前，作者发表了《“音乐上海学”建构的理论、方法及其意义》，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通过：1.“音乐上海学”的概念；2. “音乐上海学丛书”（第一辑）内容介绍；3. “音乐上海学”所面对的问题及其思考；4. “音乐上海学”的范畴与特质；5.结语“音乐上海学”建构的价值与意义。作者再次就“音乐上海学”的意义进行了论述。文中提出，如同上海是中国的上海，也更是世界的上海一样。上海的音乐完全不仅仅只是区域音乐的内容和范畴上的意义。因此，“音乐上海学”的建构将为推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起到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音乐上海学；上海城市音乐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

原载于《音乐艺术》2018年第1期，第116~126页

一、“音乐上海学”的概念

如同上海是中国的上海，也更是世界的上海一样。上海的音乐完全不仅仅只是区域音乐的内容和范畴上的意义。

20世纪上半叶，音乐在上海这座被誉为“东方巴黎”的国际大都市中扮演的角色，不仅弹弦吹管琴箫和江南丝竹，吟腔演唱越剧、昆曲和新皮黄的海派京剧——音乐的民族传统在这里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而且几乎与当时国际舞台同步，演绎着各类欧洲著名古典作品，交响乐、歌剧、室内乐、芭蕾舞剧及各类形式的音乐会数不胜数——一派国际大都市的音乐生活景象，其中还穿插着纽约爵士、结合着中国风格的时代曲在各种舞厅中回响。

然而，这并不是音乐上海的全部，更重要的是，在音乐中目睹和诠释了中国和世界历史与社会的重大变迁，诸如上海租界中“音乐飞地”的帝国梦想；犹太和俄罗斯音乐家旅居上海所折射出的“二战”阴影和“十月革命”风暴；蔡元培和萧友梅创办的国立音乐院标志着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的成立；黄自、谭小麟培养了一批如贺绿汀等中国作曲家预示着中国音乐创作现代性意识的确立；聂耳、任光等组成的“左翼”音乐小组高举反帝爱国大旗，以及大规模的唱片广播业、舞厅文化、音乐教学课程体系化中体现的音乐工业、娱乐和教育等西方工业社会方式对中国传统的巨大冲击和影响，等等。正如笔者曾就1927年为关注点撰文《音乐1927年叙事》[i]，讲述了国立音乐院建立过程中所涉及的人、社会和国家大事。如今的音乐上海也是如此，同样展演现代上海及中国的重大主题，诸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古琴、昆剧所表现的传统价值与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韩国音乐飞地”所面临的多元文化融入与冲突；沪剧、丝竹及民俗音乐传统在现代城市化生活中的变迁等，这些音乐现象都表现了中国乃至世界现代社会的共同问题。

音乐上海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音乐上海是艺术的，也更是人文及社会和政治的。

因此，笔者曾撰文《“音乐上海学”建构的理论、方法及其意义》[ii]所倡导的“音乐上海学”概念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以此来探讨其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进行关注和深入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笔者曾强调，“音乐上海学”是一个基于“地方性知识”的城市音乐研究论域。虽然研究的主体是“音乐”，研究对象无疑是上海的音乐，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具有突出的学科意识架构、研究内容和范畴，其包括上海音乐的各个方面，即音乐家、音乐作品、乐队社团、学校机构、活动事件，以及乐论思想等涉及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问题, 但这些都是分门别类的研究内容，它们的深入、汇集和综合并不等于“音乐上海学”。因此，“音乐上海学”在研究定位、视角、范畴和方法等方面的学术思考是多元交叉的。需要明确的是，此处所谓的“学”即“研究”，并非“学科”（-ology）的含义，只是“研究”（studies）的含义，类似于“敦煌学”“莎学”或“红学”，由于《红楼梦》《莎士比亚戏剧》和敦煌莫高窟所蕴含内容之丰富、研究价值之珍贵、成果积累之丰厚以及涉及问题之庞杂而成为专门之“学”。[iii]

就城市音乐现象而言，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像上海这样具有复杂性的城市。世界上几大城市，纽约、东京、巴黎、伦敦等，他们都是国际大都市，音乐内容很丰富，也各具特色。然而，我们从《新格罗夫音乐家与音乐大辞典》条目中列举的有关音乐城市的内容来看，从音乐内容的丰富性、复杂性、多元化方面考察，它们与上海相比都相去甚远。简单地说，西方大城市所具有的各类音乐活动上海都有，而上海具有的“地方性知识”的内容和特点，是世界上任何大城市都不具有的。因为它具有所有大城市的现代性功能，同时其还带有以往政治、经济中心以及租界文化的痕迹，也是一个吴越传统的集散地，而且脱离不了的意识形态影响更是增加了它的多元色彩。对于这样一个复杂体，“音乐上海”以至于成为专门的学问——“音乐上海学”，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我曾经作过以下表述：这个概念的特殊之处在于上海这个城市的各类音乐事项的特殊历史形成、内涵的多层次社会文化结构，以及周边甚至世界范围内的辐射力，并且由于其所处的大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共性，使得“音乐上海学”这一“地方性知识”能够以某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城市音乐发展的“缩影”。上海市区同周边郊县农村、以上海为中心的多座城市构成的城市带、国家乃至世界对上海的影响及文化互动，属于这些不同层次范围的音乐文化事项当然都在“音乐上海学”的关注之中。所以，不同城市的研究根据其具体情况都会有不同的定位，对其他城市的音乐文化现象的研究同样是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的。

上海这座“音乐富矿”之城，从其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向现代性或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言，“音乐上海学”又体现了对于地方性知识的超越。[iv]与上海城市的发展及其特殊性相辅相成，上海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摇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上海，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没有上海，也就没有中国音乐的现代性转型及其眼下音乐文化的大繁荣；没有上海，中国音乐更不会有如今在国际乐坛上的地位和影响。

因此，正如前文所述，音乐上海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音乐上海学”概念的价值正是如此。

二、“音乐上海学丛书”的内容

笔者主持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建设工作十余年，在此期间，其中最重要的项目就是“音乐上海学”的研究。除了本人完成的两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城市音乐文化论：20世纪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和《上海城市“飞地”移民音乐研究》，指导硕博研究生进行了一系列课题研究约50项[v]，同时策划、组织和主编一批“音乐上海学丛书”[vi]。

“音乐上海学丛书”是一个开放的系列，随着研究不断深入，丛书的内容和数量将不断扩展和增加。2017年11月27日正值上海音乐学院建院90周年之际，作为献礼作品，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推出了本次“音乐上海学丛书”20种，简介如下（作品以完成时间排序）：

1.洛秦《海上回音叙事》。本书以上海城市音乐的历史索引（1843~1949），包括引言、音乐年代、音乐街道和地址、音乐建筑和设施及音乐人物，以及相关的文章研究及珍贵的图片，特别是12集音乐电视纪录片系列《海上回音》的珍贵DVD视频资料，多侧面且生动形象地记载了上海近代的音乐文化历史。图书通过一段特定的历史和一个特定的地域（上海）与音乐相关的文化记忆，试图建构起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认知和情感表达。内容涉及江南丝竹、古琴雅集、外籍音乐家在上海、歌剧、乐队、爵士音乐、流行音乐、钢琴、小提琴、音乐剧场、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等相关内容的叙述，并且附录三篇关于上海近代音乐研究的学术论文。多方面介绍了近代上海的音乐文化面貌和特色。

2.汪之成《俄侨音乐家在上海（1920s~1940s）》。著作以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旅沪俄侨的音乐生活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俄侨文艺团体中的音乐活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音乐队、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俄侨专业音乐学校与私立音乐教育、大器晚成的俄国器乐艺术、访沪演出的俄侨音乐家和器乐家、俄国合唱艺术、歌剧艺术、旅沪俄侨歌唱家和歌剧演员、俄国古典芭蕾舞和通俗歌舞、旅沪俄侨舞蹈家等十二个方面，对该时间段旅沪俄侨的音乐活动进行了概览式的梳理工作，资料翔实丰厚。

3.韦慈朋《江南丝竹音乐在上海》。著作以江南丝竹作为研究对象，从多角度多层面介绍了江南丝竹的音乐传统。通过访谈、对话和观察参与上海江南丝竹社团活动的方式，以及对现场录音和参与观察的表演进行的音乐分析，作者既分析了江南丝竹音乐的多个层面（乐器、曲目、曲式、变奏、织体、审美）、生存环境和与之相关的思想体系，也探讨了专业演奏者、业余演奏者和中西方音乐理论家所持的看法与价值观。

4.施祥生《沪剧：现代上海的传统戏曲》。著作将沪剧作为城市民族音乐学的一个研究个案，著作以历史为轴，按照年代贯穿，并且提出不同年代的主要关注点。第一章、第三章从历史角度阐释问题，以历史为定位，运用了现存的原始及二手素材，评估沪剧在上海的产生、改变等问题，并针对20世纪中期上海沪剧的发展形态，延伸对剧种历史的思考。第二章、第四章通过特定时期的实施例证，思考社会问题，关注女性表演者在沪剧发展史上的重要影响，涉及音乐与性别的讨论，以及音乐如何刻录社会变革，即1949年以来沪剧的戏曲改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等问题。最后，通过个案研究，从方法论上对学科理论进行反思。

5.汤亚汀《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1939~1949,1998~2005）》。该书运用音乐人类学-文化研究的整体理论模式，描述犹太人在上海近百年的移民音乐文化史，聚焦于二战前后中欧——来自德奥和波兰等国的犹太社群（此即狭义的“上海犹太社区”）在上海的音乐文化。但追溯到南宋末年的开封中国犹太人，以及百年前来沪的哈尔滨犹太人和上海早期的巴格达犹太人与俄罗斯犹太人，研究其音乐文化同二战期间上海犹太人音乐文化的关系，涉及其音乐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对上海音乐生活的贡献。最后考察了上海新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

6.齐琨《历史地阐释：上海南汇丝竹乐清音的传承与变迁研究》。该书选择江南富庶乡村社区的传统丝竹音乐为研究对象，探讨在中国近百年（1850~2004）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南汇清音这一传统乐种以何种音乐文化内应机制，既适应了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又延续了音乐文化传统。著作按照时间顺序，对清音在南汇一百多年的承传历史加以阐述；同时关注清音曲目增减、乐器组合形式和演奏技法中的加花变奏等内容，有重点地反映清音音乐本体中的承传因素；并记录了不同时期的婚丧礼俗仪式和政治、政策宣传活动，体现清音音乐行为的社会意义。最后对上述音乐文化现象进行分析，阐释传统音乐的传承和变迁过程中音乐文化的内应机制。

7.孙继南《黎锦晖与黎派音乐》。该书旨在通过已掌握的可靠史料、史实，对黎锦晖其人、其作加以评述，具体包括：人生道路、音乐道路、历史评价三个部分。其中，音乐创作涉及“儿童歌曲”“时代曲”“爱国救亡歌曲”三个方面。在人物评价部分，对黎锦晖在音乐史上的贡献作出了正面积极的评价，冀盼有助于读者对历史上“黎锦晖现象”的进一步思考，认识其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过程中应有的地位与作用。

8.汤亚汀《帝国飞散变奏曲：上海工部局乐队史（1879~1949）》。著作以城市社会学/文化研究/音乐人类学跨学科的方法，以移民史的角度，尤其是“帝国流散”的角度，反思上海1870~1940年代，工部局乐队作为一种外国流散群体的跨国音乐文化机构，在上海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变迁，对工部局乐队历史进行描述与阐释。图书将工部局乐队的历史划分为：1.工部局乐队时期，包括公共乐队时期、管弦乐队初期、鼎盛时代、衰退时代，2.后工部局时期，包括上海交响乐团时期、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时期。研究资料主要来自上海档案馆的相关资料，演出节目单、新闻报道和部分乐评。

9.李岩《情深至吻：上海中华口琴会及其推广的音乐》。著作采用民族音乐学的视角，论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口琴音乐在上海城市中的发展史，及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联系，并通过个案——上海中华口琴会在发展中形成的音乐文化和操作模式，及其对中国各界影响的分析，在历史的材料及现实中依然健在的历史当事人对历史的回忆两类资料基础上，将中国口琴音乐的历史源头、流传经过、演变过程及中国口琴音乐发展史予以钩沉，并对王庆勋的个人历史作用重点予以阐述。

10.王艳莉《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著作将“工部局乐队”作为研究对象，将其放在中国特定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中来考察，通过对工部局乐队历史的追述，探寻其与中国社会交往的历史轨迹，并对其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影响进行客观地总结与评价。研究中特别关注并深入探讨生存于中国社会的这个“西方管弦乐队”是如何影响中国人，而中国人又是如何接纳对方的。主要从工部局乐队的早期历史沿革、乐队的职业化历程、乐队辉煌时代的艺术成就、乐队的经营状态以及乐队与中国近代音乐的紧密联系等几个方面对工部局乐队进行专题研究，以期更为全面、系统地掌握工部局乐队的历史全貌。

11.陈晶《上海基督教会学校女子音乐教育研究》。著作以上海三所基督教会学校，两所中学——中西女塾、圣玛利亚女校，一所大学——沪江大学为切入点，旨在通过对这三所学校音乐教育模式的探究，以厘清其女子音乐教育的发展历程与发展规律。这三所基督教会学校女子音乐教育的历史跨越了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间维度，“中西女塾与'世俗女性人才’音乐教育”，阐释了以培养中西兼通、影响于社会的“世俗女性人才”为主旨的中西女塾的音乐教育活动；“圣玛利亚女校与'女基督徒’音乐教育”，阐述了以“培养合格的女基督徒”为建校旨趣的圣玛利亚女校的音乐教育活动；“男女同校制度下的沪江大学女子音乐教育”，阐明了男女同校的沪江大学中的女子音乐教育和音乐生活状况。这段历史反映出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和变革时期中，基督教会学校女子音乐教育观念、体系的嬗变轨迹，映照出中国近现代女子音乐教育在上海的发展历程。

12.黄婉《凝聚族群的“飞地”音乐生活：以上海的韩国离散族群为个案》。自从1992年8月24日中韩建交以来，特别是199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上海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韩国人。韩国人聚居在虹桥镇，形成了被上海人称为“韩人村”的韩国社区。著作对此拥有近二十年移居历史（1992~2009）的上海韩国跨境“离散”族群为考察和研究对象，通过历时三年的“参与观察”的田野作业方式，考察了位于该“韩人村”里的四万名韩国人的“飞地”音乐生活。作者通过历史概述（1919~1945）和对当下（1992~2009）上海韩国“飞地”音乐生活的叙述，分析韩国“飞地”音乐生活中传统音乐异常繁荣的特殊现象，提出中心问题，进而阐释旅沪韩国人如何通过传统音乐生活来应对文化差异和歧视，因此维持了传统的族群音乐认同内涵与形式，以及揭示出旅沪韩国人如何通过传统音乐生活来应对社会结构性不适和经济利益冲突所带来的社会适应冲突，因此维持和构筑了新的族群音乐认同，从而认为，韩国传统音乐在海外“飞地”被赋予了凝聚族群的意义。

注释：

[i] 洛秦：《音乐1927年叙事——国立音乐院诞生中的历史、社会及其人》，载《音乐艺术》，2013年第1期。

[ii] 洛秦：《“音乐上海学”建构的理论、方法及其意义》，载《音乐艺术》，2012年第1期。

[iii] 洛秦：《城市音乐研究的语境、内容与视角及“中国经验”的方法论思考》，载《中国音乐学》，2017年第2期。

[iv] 洛秦、胡斌、王永健：《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城市中的艺术田野与“音乐上海学”》，载《民族艺术》，2015年第4期，以及王永健、洛秦：《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洛秦教授访谈》，载《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5年第5期。

[v] 这些研究涉及了众多方面的论题，诸如：1）传统音乐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变迁；2）音乐媒体与大众音乐研究；3）音乐产业与消费研究；4）音乐教育与传播方式及其作用研究；5）音乐场所的社会功能；6）城市“飞地”音乐现象研究；7）地方传统城市化中的社会性别研究；8）社会学与亚文化类角度的研究等，这批成果也正在出版中。

[vi] 其中有部分著作曾列入已经出版的“上海城市音乐历史文化研究丛书”之中，现一并归入“音乐上海学丛书”。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