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健:我的父亲荣毅仁 2024-08-07 02:14:23 4月26日,纪念荣毅仁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民族资本家,荣毅仁的一生写满了这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与曲折。北京东单的史家胡同,藏龙卧虎,不少保存完好的明清老宅子里都住着响当当的人物。我的父亲荣毅仁生前居住的四合院在胡同中间位置,灰白墙,铁皮门,院子里种满了父亲生前最爱的月季花。院内一间20多平方米的房间就是父亲平时宴请贵宾的饭厅。在这个房间里,他宴请过包括基辛格在内的众多访华政要。父亲把他们请到家里头,是因为他认为谈事情最重要的是以诚相见,而不在于你请人的地方。我父亲马上接受了陈老总的要求,很快组织上海的工商界复工1949年对于我和我父亲而言,可以说是最关键的一年。因为我们决定留在中国。我祖父荣德生没有离开过祖国,他当时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没做过任何非法之事,没做过亏心事,我用不着跑到外面去。我父亲说,他看到国民党的腐败事情多了,共产党不会比国民党再坏的。解放前,我父亲经营面粉厂,生产的面粉占差不多全国一半左右。当时军队的军饷就是在我父亲厂里订的。我父亲交出去的都是白面粉,但前线吃到的却是黑硬的馒头。反过来追究责任,就要追究到我父亲身上。我父亲想:我交的是白面,怎么变成了黑的?肯定是层层贪污。当时又要出钱摆平这个事。我父亲很伤心,他看到了很多国民党腐败的事情,认为共产党不会比国民党再坏了,所以决定留在中国。我们那时候还小,已经在香港,他就到香港把我们接回来,在解放前夕我们就都回来了。解放前夕,国民党兵就是一路敲诈勒索,说不给大洋就要冲进来,所以一串串大洋不停地送出去,把一群群流寇弄走。到1949年上海解放那一天,我们也很害怕。但是晚上解放军打进来,清晨一看,马路上的那些兵困了,就一个一个地靠在我们家墙外睡觉。那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贯彻得非常好,所以一下子就把国民党兵给比下去了,这一下我们全家的心里头就安定了下来。但那时候我们还不敢出去,成天呆在家里。没有几天,突然接到个电话,说陈毅司令要到我们家来吃晚饭。这一下全家都比较紧张。一个野战军司令到我家吃晚饭,也不知道该怎么准备。菜是他们带来,厨师是我们的。我记得自己被关在黑房间里等着。我那个年纪还挺调皮的,时间长了我就跑出去,偷偷从阳台上往下看,看到陈老总和我父亲一起坐在阳台上,花园里满地是兵。当时我很紧张,不过听到下面谈笑风生。后来我父亲说他觉得陈毅总理非常风雅,谈吐完全不像一个野战军司令,就像个文人一样来跟你讲党的政策和国家大局,目的就是一个,希望我父亲能够带头带领工厂在上海开工。一个城市里要是工厂全停了该怎么办?我父亲马上接受了陈老总的要求,很快组织上海的工商界开始复工。陈毅让我父亲在心里头树立了对共产党的第一印象。那时候他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讲为了维持老百姓的生计,厂要开起来。但是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当时我们家的资金已经掏空了。因为家族到国外一定是把资金尽量地抽调出去。所以家里的厂实际上是个空厂,资金非常短缺,原料也没有。所以我想,父亲在那时候是由国家来支持进行资金周转的。第二个就是原材料,都是由国家来保证供给。后来我父亲提出一个建议,就是统购统销。我父亲这条建议是从工商业者的角度提出的。有了资金、原材料,有了经营,但是最要紧还是市场。提出统购统销的问题后,厂就活起来,重新恢复了生气。在这个基础上,1956年开始公私合营,就是那时候共产党提出来的赎买政策。而从公私合营以后,我想这也是我父亲一生比较大的转折,就是从一个“红色资本家”,到1957年做上了上海市副市长,1959年到了北京,在纺织工业部做副部长。我父亲满身流血,体无完肤……还说,你要坚强一点,要相信国家,相信党1957年,我父亲做了上海市副市长,家里的生活还是以前生活的延续。但是搬到北京以后,住在北太平庄4号,家里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完全是照国家干部的标准来过日子。开始时我父亲和母亲是很不习惯的。以后就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我那时候在东北工作,从东北回到家里知道家里受了冲击。当时红卫兵已经斗得很厉害了,我父亲剃了头,被鞭打,满身流血,体无完肤,我母亲已经昏迷。就在那个时候,周总理发出指示,由纺织工业部派出自己的红卫兵,把我父母抢救过来。陈锦华那时候是纺织工业部一个办公厅主任,就是他带领一些人弄了红卫兵的袖章,假扮成是红卫兵,把我父亲抢救过来。实际上那时候我回来看到我父母亲头发被剃光了,体无完肤,是很想不通的。但是我父亲在那样的情况下还跟我说,你要坚强一点,要相信国家,相信党,不会永久这样下去的,眼睛要往前看。他的这番话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教育吧。我父亲把那些钱全拿出来了,才创办了中国信托投资公司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就是把市场经济引进了中国。那时候我父亲听到了“改革开放”,提了两点:一个是按经济规律来办事,一个就是按价值观念来办事。首先打开中国的门户,走出去看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发达国家,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的经济为什么会增长这么快,同时把外国先进的科技、先进的管理,包括资金等等引到中国来。像美国政界、商界,父亲不但会和他们有官场上的访问,私底下有些人来中国访问,父亲都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同样的,我父亲去美国,他们就请父亲到家里,向他介绍美国的一些政界、商界、传媒人士认识等等。在家里,十几个人在一起,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我父亲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意愿带到了外边,也把外边对中国的看法带回来。所以,“中信”是在国内外的配合之下才发展起来的。我父亲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但是他也认为,中日的友谊一定要建立起来。父亲也交了很多日本政界和商界的朋友,他大概每年都去日本,父亲在日本的朋友们也每年都来,大家相互交换看法。首先,发行债券在当时并不容易,因为那时候一直认为,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这样一个国家才是值得自豪的。但我父亲认为,借债对于发展国家经济并不是一件坏事,就是怎么举债、怎么还债、怎么用这个钱,这是非常关键的事。我父亲首先在日本发行了债券,当然后来还有跟欧洲、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一些国家。“中信”也由此成为中国的第一个窗口。但是,办“中信”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一开始虽然有人批了要到哪儿去取多少钱,但是那时候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谁能理解你?你突然来借一笔钱,要来开这个公司,那时候不像今天,大概就是几百万块钱,但没有人理解,虽然有领导批了,但那些人会说,为什么要我给呀,也没有这个计划等等。所以一开始,我父亲把那些钱全拿出来了,才创办了中国信托投资公司。我记得那时候这笔钱是托王军(“中信”创办时的重要成员,1995年至今任中信公司董事长)拿到公司里的。一开始在和平饭店的一个办公室,我父亲搭起了个小班子,请来一些上海老的工商业者,北京方面就是王军和其他一些同志,就这样开始了“中信”的创办。可以说,虽然我父亲以前是红色资本家,经营工厂,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经营管理和资金运作已经有了越来越大的改变。因为社会在发展,你不能够把上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再跟上世纪50年代经济发展比较,所以当时他成功的关键就是怎么样去学习认识真理,积极掌握这些东西。他是靠他的诚信、他的正直,才赢得了国外很多企业愿意跟“中信”合作,愿意跟“中信”做事。我从来没跟我父亲亲过脸……但父亲刚过世的时候,我亲了父亲的脸从小父亲对我就是严父,我妈妈是慈母。我父亲对女儿很客气,对儿子呢,从来没有好脸色给我看的。不听话打打屁股,关关黑房间是经常有的。可以这样讲,我从来没跟父亲亲过脸,拉拉手是最多的了。但是我父亲刚过世的时候,我亲了父亲的脸……小时候我父亲很忙,我只知道他成天在外面做事,我在学校念书。晚上偶然碰上他回来了,就跟我下下围棋、象棋,但最多下半个钟头,不管下完没下完都收了。他一直都是忙忙碌碌。1959年,我去天津大学念书,接触很少。我跟他相处最多就是1972年到1978年,那段时间我们一直住在一起。1978年,我又到了香港。以后,我在香港时间多,我父亲在北京时间多。真正父子之情是越老越体会。我父亲是不太爱说,不太爱多讲的,在我心目中他是严父,也是慈父。父亲的生活一直是比较俭朴的。虽然他出国时衣服都非常讲究,是出了名的衣冠楚楚的形象。但他退休以后在家里非常朴素,非常随便,毛衣、棉毛裤、棉毛衫都是补了又补,袜子也是补了又补。比如,我为父亲着想,在香港、上海的家里都修了电梯。但他看了很不以为然,说自己的房子就两三层,还造电梯干什么。后来他体会到了,没有这电梯他上不去啊。 赞 (0) 相关推荐 人生海海,时机歹歹 (上)——读麦家《人生海海》 "人生海海"这个词是我在半梦半醒之间听到的,那天手机开着一个读书节目,<人生海海>在节目中间做广告. 由<人生海海>我知道了有个作家叫麦家,听这个名字,当时 ... 这位国民党元老说:能跟陈毅将军做朋友,是我的荣幸 历史客栈原创视频:这位国民党元老说:能跟陈毅将军做朋友,是我的荣幸 ----下面是文字版---- 在民国时期,有个人叫韩国钧,生于1857年,比蒋介石还大30岁. 韩国钧早在光绪年间就中过举人,到了民 ... 【荣氏家族现在资产多少】听说中国最有钱的是荣氏财团 是真的吗? 荣氏家族现状,听说中国最有钱的是荣氏财团,是真的吗?荣氏家族肯定不是了,很多大官商集团,隐性的官商都超过荣家.荣家其实已经遭遇滑铁卢,在前些年的澳元和铁矿项目巨亏几十亿美元,最后荣家掌握的中信香港被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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