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呼麦的艺术传统与蒙古史前史重构
2009年9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将“中国蒙古族呼麦歌唱艺术”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大约在2011年的冬季，内蒙古文化厅副厅长乔玉光把这次“申遗”所用的全部资料提供给笔者，笔者做了认真的研究，认为其“原生态”与“次生态”兼容并包的“申遗”方案是富有远见的，因为呼麦艺术在我国内蒙古地区的迅猛发展，使得这一古老的歌唱艺术形式焕发了新的光彩，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呼麦作为一种高超的喉音艺术，在我国内蒙古、新疆地区和蒙古国以及俄罗斯的图瓦、鞑靼、哈卡斯、巴什基尔、卡尔梅克、布里亚特和雅库特等七个人民共和国的“蒙古文化圈”均有广泛流传。
呼麦是人类历史最悠久的声乐艺术形式之一，是人猿相揖别之际的产物，因此，研究蒙古呼麦对探寻蒙古族源、构建蒙古史前史框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譬如，在2012年5月至7月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与赤峰市敖汉旗史前文化博物馆考古人员在兴隆沟遗址调查测绘时挖掘并修复了一尊距今5300多年、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的陶塑人像。面对这件中国首次发现的史前陶塑人像，学者们对“陶人摆放的位置及用途、陶人的身份、陶人口部动作的含义”有很大的争议。笔者根据自己所熟悉的史料以及对蒙古民族音乐艺术传统的了解，认为“陶像的动作和表情”并非“正在用力呼喊的状态”，而是正在纵声高歌的状态，同时，这也不是普通的歌唱，而是呼麦歌唱，并将这尊陶塑人像称为“呼麦艺术的鼻祖”，大致上与“豹齿，虎尾而善啸”的西王母处在同一时代。这位“呼麦鼻祖”重现于蒙古高原，很自然地将我们关于蒙古民族起源的历史视野拉到了遥远的史前时代。
“柩有声如牛”实为低音呼麦
事实上，呼麦一直在现今中国版图内的蒙古高原上流行。早在春秋时代，晋文公重耳曾在北狄之国避难12年，并娶狄女为妻。当时北狄之国的核心区域就是现在呼和浩特市附近的和林格尔。后来重耳回晋国理政，他还曾赏赐一大批青铜器给北狄国王，这批重要的历史文物在和林格尔出土后被珍藏于当地的鲜卑文化博物馆，其中刻有“重耳作剑”字样的青铜宝剑最吸引人眼球。据《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载，晋文公去世后，他的灵柩里发出像牛鸣一样的声音。卜偃解释说：“国君发布军事命令，将要有西边的军队过境袭击我国，如果攻击他们，必定大胜。”他的准确预言为晋军击败秦穆公派遣的侵略军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卜偃是春秋时晋国的卜官。其实，《左传》所说的“柩有声如牛”就是低音呼麦，乃卜偃搞的“鬼把戏”。在先秦时代，萨满巫师以此为秘术，故卜偃得以惑众，而假传君命。
斯文赫定在《亚洲腹地旅行记》中写一位西藏“幽闭的和尚”在“大欢喜”中发出“牛鸣”之声，“有人同他们说话都听不见”，蒙古人称这种低音呼麦为堪布潮尔，常用于黄教的喇嘛诵经。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第三十载：“释慧常，京兆人。以梵呗之工住日严寺。尤能却啭，哢响飞扬，长引滔滔，清流不竭。然其声发喉中，唇口不动，与人并立，推检莫知，自非素识，方明其作。”呼麦发声是向后脑走的，这与普通的歌唱正好相反，因此，对喉音艺术不熟悉的人一般很难判断其声源所在，所以，“与人并立，推检莫知”是绝对真实的描写；至于“唇口不动”，说明这是闭口形态的鼻音呼麦；而“尤能却啭”、“声发喉中”，就是建安十七年（212）正月著名诗人繁钦在《与魏文帝笺》中记述的14岁匈奴少年“车子”“喉啭引声，与笳同音”的歌唱艺术，也就是呼麦。这封短笺还有“咏《北狄》之遐征”的表述，清晰地显示了匈奴人的呼麦艺术与北狄之国的密切关系。
高原敕勒人的呼麦之音
在中古时期，敕勒人也曾在蒙古高原上游牧，因为他们平时喜乘高车，被其他民族称为高车人。著名的《敕勒歌》就是高车人创造的草原牧歌。546年11月，敕勒族名将斛律金（蒙古语中意为“歌手”）用鲜卑语演唱了这首草原牧歌，使“少有人杰之表”、性格“深密高岸，终日俨然”的高欢（后被尊为北齐神武帝）涕泗滂沱，这可能与斛律金的特殊演唱方法有关。《魏书·高车传》追述高车人的族源，称其祖先出于匈奴人，“匈奴单于生二女”，下嫁为狼妻，“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嚎”。“引声长歌”相当于今日的蒙古长调的唱法，而“又似狼嚎”作为同一逻辑层面、具有并列关系的语言表述，则其意义所指相当于今日的蒙古呼麦。长调与呼麦的产生和发展，与草原民族对狼图腾的崇拜、模拟是有关系的。高欢（鲜卑名贺六浑）作为鲜卑化的汉人，虽然原籍是河北景县，但他的真正故乡却是怀朔镇（今内蒙古包头市东北或内蒙古固阳县）。这意味着斛律金的唱法及其所唱的《敕勒歌》都是高欢熟悉的乡音。
清代初期呼麦艺术南下
清代初期，蒙古高原的呼麦艺术不断南下。1632年5月，皇太极初步平定了蒙古察哈尔部，俘获了一支完整的蒙古宫廷乐队。1695年4月，康熙击败了蒙古噶尔丹部，11月中旬进驻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再次俘获了一大批卫拉特蒙古乐人。在乾隆时代，朝廷设立了一个专门管理蒙古音乐的机构，这就是著名的“什帮处”。乾隆《什榜》诗序曾提到“鼓喉而歌，龢罗赴节，有太古之遗音焉”。“龢罗”蒙古语意为喉咙，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呼麦和潮林哆。而自晚清以来，我们可以在刘鹗《老残游记》第十回中听到蒙古高原的呼麦之音。小说写黄龙子发啸，与扈姑吹角，玲姑弹箜篌，胜姑摇铃相应和：“这时黄龙子隐几仰天，撮唇齐口，发啸相和。尔时，喉声，角声，弦声，铃声，俱分辨不出。耳中但听得风声，水声，人马蹙踏声，旌旗熠耀声，干戈击轧声，金鼓薄伐声。”在这里，啸是与喉声相对应的。而扈姑的相貌特点是：“丰颊长眉，眼如银杏，口辅双涡，唇红齿白，于艳丽之中，有股英俊之气。”显然是清代土尔扈特部蒙古女子。刘鹗是晚清时代著名的古琴家，属于广陵琴派之传人，具有极高的音乐修养，故而深明长啸之音理。
总之，从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开始，呼麦就流行于中国境内的蒙古高原，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就这一雄厚而强大的艺术传统而言，“中国蒙古族呼麦歌唱艺术”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正是名至实归；而根据这一艺术传统来重构蒙古民族史，并考察各个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无疑可以发现许多有益的线索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