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工开物》和《四国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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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史学家黄仁宇的话来说，万历十五年（1587年），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年份。
江西人宋应星，出生在这个无关紧要的年份。
他出生之时，家、国双衰——比国家衰落得更快的是他的家族。从三代俱封尚书的高光家族，到暗淡无光的普通家族，只用了三四十年。
据说，宋应星少年天才，过目不忘。但这个本事对于他个人命运、家族命运的扭转，毫无益处。
他一生最大的光荣，就是和哥哥宋应昇在江西乡试中，双双考中举人。
此后，他五次进京考进士，每次都当了炮灰。
没办法，纵有凌云志，他一辈子也只能苟且在县城教谕这样无权无钱的职位上。
但他始终心有不甘，时常没日没夜、吭哧吭哧地写书。
大概50岁的时候，他的书杀青了。这时，他告诉世人：
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而乏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膺真，而缺陈思之馆。随其孤陋见闻，藏诸方寸而写之，岂有当哉！
翻译过来就是，贫穷限制了我，我没有钱购买参考资料，也没有条件邀集同人集思广议，只能写成这个样子了，能不伤心吗？
还好，他有个好朋友涂伯聚，帮他把书印刷出版了。
这一年是1637年。
很多很多年以后，历史学家说起1637年，总会强调这是一个奇特的年份。这一年，东西方分别出版了一本深刻影响人类历史的书。
一本是欧洲近代哲学奠基人笛卡尔的《方法论》，另一本，正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
令人嗟叹的是，这两本伟大之书的命运截然不同。前者树立起理性主义的大旗，借助科学实践掀起产业革命，科技文明的曙光照亮西方。
而后者，却开启了一段过山车般的奇幻传播旅程。
▲宋应星，一个奇人写了一本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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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应星是个奇人。在《天工开物》问世大约300年后，地质学家丁文江如此评价他：
士大夫之心理，内容干燥荒芜，等于不毛之沙漠，宋氏独自辟门径，一反明儒陋习，就人民日用饮食器具而究其源，其活力之伟，结构之大，观察之富，有明一代，一人而已。
这几乎是把宋应星捧上天了。
《天工开物》到底是本什么书，会让宋应星赢得“有明一代，一人而已”的极高赞誉？
简单说，这本书总结了大量农业、工业中所需要的培育、生产知识，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科普体系，并有意识使用数据记载，使整本书更加实用。
西方人称这本书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这本书初版时，在国内的销量并不好。没几年，大明亡了。清初，有个叫杨素卿的福建书商发现了这本书，并把他包装成了畅销书。
当时很多人因此知道并读到《天工开物》。
宋应星撰述此书，目的是通过实学，来达到富国强民。他的骨子里还是有为时代把脉，并开出药方的想法。
晚明的思想、经济以及科技发展势头，实际上并不落后于西欧。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产生，一些思想家呼吁人性解放，另一些人倡导实用主义，摆脱既往的道德话语束缚，不再将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
他们通过田野考察、收集整理、记录数据、归纳分类等方法，写出了一批科技著作。比如，地理学有徐霞客的《游记》，药物学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水利工程有潘季驯的《河防一览》，农学有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等。
大家公认，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这股实学潮流的集大成之作。
如果没有清军入主中原，并在康雍乾时期实行倒退的政策，按照晚明的发展势头，中国并非没有可能走上类似西欧的近代化之路。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明清易代之后，晚明重视科学技术的潮流就逐渐被掐断了。
▲《天工开物》中的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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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在清初火了一阵子之后，突然间销声匿迹，完全绝版。
他本人在贫困中度过了晚年的时光，大约在康熙五年（1666年），离开了人世。临终前，他把一生的经验教训，作为“宋氏家训”留给子孙们：一不参加科举，二不去做官，只在家乡安心耕读，以书香传家。
也好，他死得倒是时候，看不到自己寄予厚望的书将被冷落到何种程度。
乾隆时期，朝廷以编修《四库全书》的名义，对全国的图书进行大规模的审查。原先流通的许多书籍，在这次号称“伟大的文化工程”之后，就在历史上无故“失踪”了。
严格来说，《天工开物》并未被禁毁，它只是被四库馆臣置之不理。
这么好的书，为何被官方无视？
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四库全书》的收录，沿袭传统尊经重史的惯例，对科技书籍不感冒；另一个是，宋应星这本书中对明朝的推崇、对女真族的鄙夷，触犯了政治禁区。
然而，不被《四库全书》收录本身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不被收录后的命运。
由于《四库全书》的态度传达了官方舆论导向，致使《天工开物》被无限上纲上线成为政治不合格的书籍。在政治正确的主导下，以及文化的权力控制下，再也没有人敢印刷这本书了。
这一文化高压的结果，导致《天工开物》在中国消失近300年。
吊诡的是，这本书在中国销声匿迹的同时，在另外的空间却异常火爆。
《天工开物》在欧洲，被翻译成12国语言，传播甚广。欧洲学者称，这本书“直接推动了欧洲农业革命”。宋应星则被称为“中国的狄德罗”。狄德罗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
在日本，这本书从17世纪末传入后，就火得一塌糊涂，不断被再版和重印。因为这本书，日本还曾流行过富国济民的“开物之学”。日本人将此书奉为“植产兴业”的指南，非常实用。
一直到了民国时期，这本书“出口转内销”。中国人通过日本的版本，才知道我们原来有这么伟大的一部书。
▲北京地铁站内的《天工开物》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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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事情发生一次还不足以证明清朝统治者的愚蠢，必须让它发生两次才行。这是最可悲的地方。
时间已经到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鸦片战争后，大清在天朝上国的良好幻觉中，挨了英国一顿暴揍。又是赔钱，又是割地，惨痛至极。
这一年，湖南人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扬州刻印出版。
这部书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描述了天朝之外的世界状况，不仅包括各国地理，还包括关于外国造船技术和武器生产的尽可能完备的论述。
在大清新败的时候，出版这样一部大书，无疑是想为习惯了闭关锁国的中国人，打开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窗户。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条古训，并不过时嘛。
然而，魏源还是太天真了。
甫一出版，顽固派的骂声就扑面而来。他们无法接受书中对西方蛮夷的“赞美”之词，他们的自尊心强到听不进一句别国的好。在他们的心里，鸦片战争输了，但天朝还是天朝，蛮夷还是蛮夷，世界未曾因为一场战争而改变。
有官员主张将《海国图志》付之一炬。
遭到无端非议的《海国图志》，在国内仅印刷了1000册左右，随即就被列为禁书。
再后来，连谈论这部书都成为禁忌。左宗棠曾无奈地指出，《海国图志》问世20年，中国根本没变样，“事局如故”。
▲《海国图志》的传播：墙内开花墙外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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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公开刊印《海国图志》，其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尤其是，他在书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更让动辄“老子天下第一”的帝国统治者备感不爽。
就算是林则徐，昔日的对英强硬派，在真切感受到中英的实际差距后，也选择了沉默。
从政经验丰富的老林，或许早已悟到：你不可能叫醒一个装睡的帝国。
在发配充军的前夜，林则徐约曾经的幕僚魏源长谈，将自己未编纂完成的《四洲志》托付给他。
魏源勇敢地站了出来，这才有了《海国图志》。
假如魏源当时能够预见到在他死后20年，光绪年间一个湖南老乡的命运，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
他的这个湖南老乡叫郭嵩焘。
担任驻英公使后，郭嵩焘在日记中说了英国的好话，穿了洋人的衣服，学了洋人的礼节，这就引起官民两界人神共愤。
在湖南长沙准备乡试的考生，不仅烧毁了郭嵩焘修复的玉泉山林寺，还扬言要捣毁他的住宅，开除他的湖南省籍。连郭的老友刘坤一也质问他：“何以面目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
你要知道，《海国图志》的初版，还在此之前30年。魏源没被逮起来，仅把他的书当作禁书，已算万幸了吧？
▲魏源：睁眼看世界，怎么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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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比起日本人初见《海国图志》如获至宝的兴奋，我又感觉大清治下的中国确实是不幸的。
在《海国图志》初版8年后，1851年，一艘中国商船驶入长崎港。日本官员在例行检查违禁品时，翻出了3部《海国图志》。
从此，日本人对这部书上了瘾。
当时，黑船事件使得日本面临中国同样的命运。列强向日本伸出侵略之手，日本的有志之士都在寻找出路。《海国图志》的出现，恰是时候。
日本人通过这部书“睁眼看世界”。
一时间，《海国图志》成为日本官员和学者研读的经典著作。因为过于畅销，一书难求，短短几年间，这部书的价格就涨了三倍。
日本维新派人士将此书作为“必读之书”，引魏源为“海外同志”。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等都深受此书影响，以至于梁启超后来说，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海国图志》间接促成的。
▲梁启超：明治维新是《海国图志》间接促成的。
与此同时，在中国，兵部左侍郎王茂荫向皇帝推荐《海国图志》，奏请广泛刊印。结果，收不到一点儿反馈。
难怪得到《海国图志》滋养的日本人，不好意思地感慨说：
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所用，而反被琛于他邦。吾不独为默深（魏源，字默深）悲矣，而并为清帝悲之。
在近代的国家较量中，中国并非没有机会。只是清朝皇帝和官僚阶层普遍不给力，盲目自大和排外，以至于一次次错失变革的机遇，悲哀啊。
等到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碾压。思想认知的差距，终于变成了两国的实力差距。
后来，伊藤博文高调访华，面对日本崛起经验的求教，他只是淡淡说了一句：你们应该好好读读《海国图志》！
唉！从《天工开物》到《海国图志》，大清帝国亲手扔掉的宝贝太多太多了，连马克思都看不下去，尖锐预言了这个帝国的末路：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决斗中被打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