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胎”生不生？ | 倪海燕·早茶夜读

文  |  倪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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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欧洲文学史年开始，陆续读了一些“史”，发现历史的诡异，就是战争和死亡，没完没了的资源争夺和扩张，对于普通老百姓，蝼蚁一样的存在，尤其是女性，更是卑微到可以忽略，读了上期蘑菇的文，忽然之间想到，如果穿越几千年，那时的女性又是什么样的呢？

本月的读法主题书是《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读了几个月的法，算是读到根上了，中国法律史，回到了“史“，又让我难堪了。一说到史，就会在脑海里，引擎搜索女性在这个“史”中被提到的相关内容。从“家族”“婚姻”“阶级”到“儒家思想”中“法”的精神和特征，表现出来的条文和意识，“法”离不开“礼”的约定。既然家法也是法，那么，女人还是人吗？不是，她们是被奴役的生育工具，是卑微的。

中国法的起源“刑起于兵，礼源于祭祀”。抛开“兵”不谈，除了木兰替父从军尚需女扮男装外，女兵也是近代才有的调剂品。那么，作为“礼”中的女性，很重要作用就是子嗣，因为祭祀需要宗子和子嗣。《昏义》说“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以祖先崇拜为中心，婚姻只与家族宗教有关，与情爱个人意愿没有任何关系，“庙见之仪”完备，才算加入夫宗，获得家族宗族认可，才有参加祭祀和被祭祀的资格，这样被赋予宗教神圣性的心理建设，对古代女性非常关键，古人相信鬼是需要血食的，为了死后有后代祭祀，女性必然要生子，生生不息，哀哀叹息。如果生不出来，男子还可以纳妾，还能以七出之名休妻，倘若妻出于妒忌的恶德不容妾，被夫打死也不属犯罪，法不追究。有感于最近的“三胎”政策，重新把女性定义到最古老的作用上了，就是生育后代，绵延子嗣。在穿越千年后，女性还热衷于生育吗？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作为生育的机器，几千年来，男性社会需要女性做出牺牲和顺从。怎样来达到这个目的呢？先看看，儒家是怎样评述女子的：“唯女子和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为了实现女性在生育宗子和子嗣中的重要功能，完成家族、社会赋予的神圣责任，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一、古人首先提出“三从四德”的意识形态，幼从父兄、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自生至死可说皆处于“从”的位置，无独立意志可言；二、继而提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育理念，然而，现今人们熟悉的李清照、卓文君、班昭、蔡文姬等均是博学高才，才华横溢，有名诗古句传颂至今的才女，受后人景仰；三、剥夺其经济财权，否认妇女继承夫财，没有经济财产自有权，即使原妆奁亦由夫家做主，她在母家不再负生产之责，她的劳力是夫家的，亦不再有权参与消费，嫁妆是母家给她的最后礼物，这种情况到了清代有好转，《但问旗名》中的姑奶奶可以干预娘家的家务事，还可以掌管娘家的家务，如同《红楼梦》中的媳妇王熙凤和探春都可以协理家务、分工和处罚，但不可以分产，而寡妇可以分产，有养赡银两，李纨借此完成独立抚养贾兰以科举入仕；四、宣扬家庭分工中“男不言内，女不言外”，所谓的内只是从女从帚，子女的教养权和主婚权上仍是父权说了算，然而，在历史上登上政治舞台的女性，如武则天、《公主之死》中的灵太后、母仪天下的崇庆皇太后，她们均参与朝政，才能各方面都不亚于男性，并受后人歌颂；五、即使是最低的道德标准------法律上，体现的也是夫的地位如尊长而妻的地位如卑幼，女性无不始终要处在男人意志和权力之下，这样一套社会伦常以德入养、以礼入法的教诲，女性哪是守贞节，守的是能活命。在《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一书主要是从墓志中挖掘历史真相，其中写女性的很少，而且女性只是以姓氏相称；在家庭纠纷案件中，包括在文学作品中，对妇女的描写也往往是负面的。生育一个成功的子嗣成了女性在家庭社会中唯一活命的理由。

打开国门后的中国社会，接纳了西方的法律思想，提倡体现自由和人权的理念，把“他”和“她”合为一体，实现真正的平等，摒弃所有的男女不平等，把“父权”改写为“人权”。历史翻过的那一页，是再也回不去了，绑在封建礼教上的女性如今获得了自由和发展，进而获得尊重和认可，如同裹起的小脚，成为被释放的天足，成为如今男人真正“难养”的人了，更别说生育权了，那得商量着来才行。那么“三胎”还会生吗？一个被禁锢的灵魂释放了，看到了不一样的精彩，大的家族依赖于大的经济财阀，小的个体逐渐走向自我，劳力的农工商不生了，劳心的士大夫还会生，经济思想独立的女性不生了，什么样的女性还会生呢？

皇母娘娘地位之高，已入仙界，她尚有七个女儿，所以，生育问题是政策导向，还是经济原因，间或是妇女权益。自古以来，按社会等级的划分，人口的多少，除了战争和瘟疫会大量人口减少外，和平年代，经济社会稳定，人口通常都是迅速增加的，如康熙有五十五个子女，官绅、士大夫阶层的孩子也是普遍多一些，不仅仅因为他们经济情况好，还可以纳妾增加子嗣后代的数量。旗民入北京后，因为皇亲国戚的优渥生活，家族生齿增多，人口繁衍，如果没有生育，纳妾也要看经济情况。再者，由于封建等级制度，贱民是不能参加科举晋升渠道，去实现阶层的跨越，贱民的孩子还是贱民，还生他干什么呢？要脱贱籍不是那么容易的：贱民女性可以和士工农商生育子女，法律规定，奴婢被主人奸不治罪，良奸贱非罪，所以，古时一旦女婢被主人看中，无不可以随时随地的“被非礼”，有想翻身的女婢也无不乘此机会，希望靠生育完成后代的阶层跨越，至少可以达到庶出的目的，这个比贱民好多了。官私奴婢、娼优皂隶都是贱民，这个从社会发展、人口素质的进步看来，最下层生育也不是放开了，就生起来没完的，这里有阶层和经济原因。如果等级晋升渠道放开，就更促进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不管经济情况如何，有见识的父母把孩子推入“内卷”是不可避免的，谁也不想让孩子跌入社会的最下层。《但问旗民》中在清代内务府官庄的户口清册中，19世纪中叶整个盖州户口册所记录的女孩人数居然只有个位数，怀疑是道义屯大量溺女婴的结果。有的母亲，为了生存，自己孩子不管，要去给富贵人家当乳母，自己孩子的生死就听天由命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的曹玺之妻孙氏就是康熙的乳母，是当差妇女中地位最高的，以致于贾家一直就任江南织造这个肥缺，有几个这样幸运的人呢？

清末小说《正红旗下》描写大姊的婆婆总以为女仆都理当以身殉职，进门就累死。自从娶了儿媳妇，干脆不再用女仆，而把一个小媳妇当做十个女仆使用。全家的饭食、活计、茶水、清洁卫生、全有大姊独自包办。北京谚语说：“鸡不啼，狗不叫，十八岁大姑娘满街跑。”满族未婚女子在家地位高，父母兄嫂皆称之为姑奶奶，譬如着男装、拜把子、听戏、跑马、赶庙等都可以自由自在去做，但出嫁之后就要鸡叫即起、伺候公婆、操持家务，这样的小媳妇如果再生育几个孩子，估计早早就累死或病死，我一直就很纳闷，《红楼梦》中王熙凤怎么就生了一个女儿，为什么不多生几个？那样的日夜操劳，生育也很不容易吧；也有得了疯病，回娘家养赡的，这在《大宅门》中就有姑奶奶白雅萍和儿子一直寄养在娘家的，娘家终于可以成为女性温暖的躲避港湾。《英国十六至十八世纪的家庭、性和婚姻》中一书提及，英国女孩在家庭中受保姆及女家庭教师娇宠，未被教导克制脾气或口舌。太太经由“坏脾气与冷心肠”使先生不快乐，而先生经由“怠慢”、暴力及外遇使妻子不快乐。许多男女觉得与自己同性友人共处比较自在。女性在家时父母百般娇宠，出嫁后却得依照礼法，遵守三从四德，内心的挣扎与冲突在所难免，夫妻之间如何相处便是一种考验。现今的“富养女、穷养男”也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后代的繁衍的需要，“三胎”生不生，不看政府怎么鼓励，关键还看夫妻自身的感受，想生就生吧，别想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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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白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