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源一体的文明起源

从大航海时代开启以来，中国与欧洲的实力对比经历了此消彼长的过程，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也因此经历过一个转变，即从欣羡向往转变成抱有偏见与妄断，其中包括对古老中国文明起源的偏见。其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认识是“外来文明传播论”，认为中国文明是从古代西方文明传播来的，不是本土文明起源。但19世纪以后中国考古与历史的一系列重要发现，证明中国文明是本土独立起源，是多源共生的文明统一体。

古人类遗址展现的中国文明之根

1929年，在北京西南的周口店地区挖掘出古人类头盖骨，被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为“北京人”，北京人生活在更新世中期，距今约50万年前，属于智人。1963年，在陕西蓝田发现了猿人下颔骨，从地质年代来说，也属于更新世中期，这里也有石器发现，与北京人时代大致相同。1957年到1959年，在山西芮城县的匼河附近，出土了旧石器时代的石器。以上这些都是旧石器时代的遗址。

1953年，在山西襄汾县丁村发现旧石器与哺乳动物化石，次年发现3枚人类牙齿，吴汝康教授认为，丁村人是中国猿人与现代人的过渡阶段。丁村人生存时间与尼安德特人接近，特征与蒙古人种接近，与白种人不同。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属于智人阶段，在中国发现的柳江人、河套人和山顶洞人都属于这一阶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河套人与山顶洞人的发现，这些发掘不只是个别人种的发现，而且是一种重要文化遗址的发掘，都有大量的石器、动物化石出土。据裴文中判断，河套人与山顶洞人已经进入了“原始氏族社会”，这个时期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才进入了文明社会。裴文中认为，山顶洞人的文化，很大程度上阐明了人类文化的起源。从石器的使用发展为骨角品的广泛应用，是由原始向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这标志着人类历史的划时代变化。此后，人类社会组织达到了母系氏族社会阶段。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证明，中国是人类起源地之一。中国古人类从体质上完成了向现代人类的进化，生产上经历了早期的采集与渔猎活动，开始了农业文明新阶段。在中国大地上的先民学会了利用火来加工食物，开始建造房屋，发展了生产工具，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可以说，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新石器与陶泥时代考古研究为中国文明本土起源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1921年，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被发现，此文化具有典型的农耕生产性质，出土的彩陶精美异常，其中包含技术水平极高的汲水瓶等物件。1928年，在山东历城龙山镇发现了城子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联结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田野挖掘主持人李济指出，其意义即在于解决中国文明起源问题。1936年，在浙江余杭县良渚镇发现了古遗址，考古学家夏鼐将其命名为良渚文化，2019年，世界遗产中心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式宣布，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古代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的古城模式有自己的特色，城镇建设、稻作农业水利灌溉系统、分等级的墓地与主持礼法仪式的祭坛、有序的社会分工和统一信仰等，都是中国文明本土起源的主要标志。

以人文精神容纳多元文明

中国文明不同于其他古代文明的主要特点在于：中国文明是一种人文文明，能够容纳多元化的信仰与崇拜。世界其他古代文明多以单一的神明崇拜为主，埃及人崇拜太阳神，法老是太阳神的人间之子；中东的两河流域文明以大神和城邦保护神为主；以色列犹太文明更是信仰上帝的一神教文明；即使是后起的希腊罗马也从多神信仰最后转化为基督教信仰。

但中国古代文明始祖黄帝却被称为“人文初祖”。《易经·大有》曰：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黄帝主导的以德为中心观念的礼法制度，是顺应天时的人文精神。它的秩序是“浚哲文明，温恭永塞”，而不是用圣战或征服异教徒的战争手段来定立秩序。

中国的人文精神，用《易经》的一句话可以概括，即“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一种可以容纳汇聚多个种族、部族共同进步的人文和谐精神。没有唯一的主与神，各信仰与族群之间是平等的，是以人文精神协调文明之间的冲突。在自身文明的逻辑基础上，中国建立了社会基本秩序，这就是礼法制度。《史记·秦本纪》说：“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冯友兰指出，古代的礼就是法。孔子后来所称颂的礼乐就是这种文明秩序。

多源一体的文明形态

这种协和万邦的人文主义思想与礼法制度，超越任何族群和地域的差异。在欧亚大陆东部广袤的地域中，多种来源的习俗信仰和生活方式，有差异性也有同一性，正如《易经》指出的，同与异俱于一，也如《尚书·禹贡》形容的，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咸则三壤，成赋于中邦。

中国土地广阔，人民众多，分布在各个方向与不同地域，这就是所谓的“五方之民”。在中国文明起源时期，各地的人们生活方式存在很大差异，如东方、南方之民“有不火食者”，说明火的使用尚不够普及，没有形成吃熟食的习惯，“有不粒食者”则说明有些地方仍然不尚农耕，以游牧渔猎为生。但中原诸夏与四方之民在文明进化中逐渐成为同一体系。《周礼·夏官司马》曰：“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民。”以历史主义观点来看，“天下观”使各地人民进入了文明统一体。直到近现代，仍然有无数曾经流落异地的族群，跋山涉水，历经千难万险都要回归自己的文明起源地。

在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中，不同种族和地域的人民忽分忽合，有生有灭，演进不可一一而数，但逐渐融汇于一个统一文明体中。中国文明统一体自诞生起即具有高度稳定性与聚合力，能够在漫长历史中经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生产与经济形态的变化而具有与时俱进的新格局，以适应新时代。中国文明历史进程中，虽然遭受了无数次侵凌与战乱，但其主体却从未中断，从未被完全殖民，可以说，中国文明是一个具有延续性的生生不息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