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创业|从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看中国新经济发展路径与趋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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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经济学的核心是追求资源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而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已将资源约束的最终条件归结为“自然”和“知识”：自然决定了我们生活的条件，而知识决定了我们管理这些条件的能力。诺德豪斯和罗默分别将气候变化和技术革新的因素融入了宏观经济学分析之中，进而将追求经济增长转化成对自然约束边界的探寻和对知识创造的持续投资。我认为，尽管两者的理论研究是建立在传统经济学的索罗增长模型基础之上，但对于中国的新经济发展与长期经济增长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理论支撑意义。
罗默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并建立了内生技术变化的长期增长模型，提出大部分的技术进步源于市场激励而致的有意识的投资行为，即技术是内生的（《内生技术变迁》，1990年）。中国在发展新经济过程中成功践行了“创业式创新”——以创业推进技术商业化的创新路径。这与以研发为起点的传统创新道路截然不同，而且应该说是一条有效依靠市场力量激发技术迭代变迁、不断强化知识创新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的更优路径。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在中国陆续出现了五轮创业潮：第一轮是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创业潮，释放了农村的经济活力；第二轮是城市个体工商户的创业潮，使得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的个人创业者逐步获得社会的认可；第三轮是以科技工作者为主力的知识分子下海创业潮，将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并催动了国家火炬计划的实施和各级高新区的建设与发展；第四轮是由海外留学生归国掀起的高端人才在新兴领域创业潮，催生了一批掌控中国互联网产业话语权的企业；第五轮即近年来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之下兴起的全民创业浪潮，将创新创业推向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领域、全体系。
一般认为，这五轮创业潮的出现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主要作用在于激发了国内市场经济的活力，为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微观支撑。诚然，对于一个经济体的总体发展而言，活力经济是创新经济的基础，创新经济是活力经济追求的发展目标；没有活力的创新经济是无源之水，而没有创新的活力经济是未竟之业。五轮创业潮使得中国的个体和私营经济在40年间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迅速发展。1978年全国个体经营者只有14万人，私营企业在允许登记后的1989年总数不过9.05万户。截至2018年8月底，全国实有个体工商户6962.5万户、私营企业3000.2万户，分别增长了497倍和331倍。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五轮创业潮作为政府经济政策与市场主体自发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反映出中国在发展新经济过程中主动选择了由内生技术变迁驱动的增长路径，即创业式创新。前两轮以农民和城市市民为主体的创业潮，重心在于改变一般消费品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仅仅是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破冰，给经济增长中的内生性技术进步奠定了初步的微观市场基础；后三轮的创业潮主要集中在新经济领域，创业主体相对高端化，是对新经济内生增长道路的主动选择和对内生性技术进步的动力探索。如果说前两轮的创业潮效果在于把经济搞“活”了，使大众认可了投入市场经济可以“先富起来”，那么后三轮创业潮的效果则是促进经济的“新陈代谢”，以内生化的创业式创新为经济增长提供永不衰竭的“永动机”，这恰恰符合了罗默提出的基于内生技术变迁的长期增长模型。
一方面，后三轮创业潮均聚焦于新经济领域，明确了以创业为核心发展新经济。以知识分子和归国留学生为主体的第三、四轮创业潮普遍以研发创新成果的转化为起点，以发展高技术产业、互联网产业等新兴产业为目标，通过创业行为实现对市场中各类创新要素（技术、人才、风险投资、新商业模式、管理经验等专业性知识等）的重组和利用，与西方依靠大企业开展以研发为起点的传统创新路径相比，这种创业本身就是“源自由市场激励而致的有意识的投资行为”，能够天然地推动相关领域的技术迭代进步。而第五轮以“双创”为标志的全民创业潮之所以能够到来，则可以说得益于前两轮创业潮积累而来的大量“外部性”使得创业门槛大幅降低，即先期投资建设的创新类基础设施和条件平台、创业服务体系已初具规模，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智能经济等新经济形态已呈现井喷增长之势，各类创新型园区与创新中心建设已在国内遍地开花。
另一方面，后三轮创业潮逐步验证了以创业促创新的内生发展路径，全面体现了以知识经济为核心的新经济具备规模收益递增。以高端人才为主体的创业潮，以及“双创”工作的推进，均加速培植了研发、设计、文化创意，以及专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和知识型服务业的发展，知识的商品化程度得到大幅提升，使得创新的经济价值快速兑现，加强了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新知识对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作用，从而符合了罗默关于“创新使知识成为商品，知识和人力资本具有规模收益递增，从而能够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核心观点。因而，应该说对于以知识创造为核心驱动力的新经济而言，中国以创业促创新的发展路径选择是符合新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的。目前全民创业潮的出现既是内生技术变迁路径选择的结果，也为后续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内生式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提供了基本保障。也正是得益于这种自上而下推动与自下而上涌现相结合的创业式创新，中国才在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实现了短时间内国家创新实力的大幅提升。2017年中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7.5%，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三，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3万亿元，国家创新能力排名已上升至第17位。同时，个体和私营经济也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完成了我国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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