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亡了，就全亡了！读完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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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是中外学术对西南联大的总评语。

西南联大无疑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这座“最穷大学”只存在了8年，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8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何以能有这样的成就。以下我们一同探讨下这个话题。

▲长沙临时大学旧址

“长征”中的联合大学

1937年8月28日，本是个平常日子，却被一封公函改变了。这一天，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接到了来自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公函要求：三校南迁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因为就在一个多月前，“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全面侵华，硝烟弥漫的北方，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国家亡了可以复兴，文化亡了就全亡了。”于是三校便开始搬迁了。

同年11月1日，三校会师长沙，临时组建的大学开学。但课桌未稳，部分教授和学生还没到来，长沙的天空就响起了空袭警报。

由于淞沪会战失败，上海沦陷，12月，南京又陷落。日寇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危及衡山湘水，长沙立成危卵。

于是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西迁入滇。他们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其中一路，完全徒步，翻山越岭3600里才能抵达昆明。

▲“长征”路上的联大师生

2月中下旬，“联合大学”队伍抵达常德县。4月28日，经过数月跋涉，终于抵达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O UNIVERSITY）。

这段艰苦卓绝的长途迁徙，在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后人将其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这一场旷世的文人长征，不仅保存了中国文化的精英血脉，更开启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壮丽探险”。

漫漫长征，联大名士

这场浩浩荡荡的“文人长征—湘黔滇旅行团”里，聚集着很多当代名士与日后成为中国各领域的大师：

清华泰斗陈寅恪的父亲，乃著名爱国诗人陈三立。日军打进北平后，陈三立绝食而亡。陈寅恪正忙着为父亲办丧事，日本宪兵队却送来了请柬，邀请陈寅恪到宪兵司令部做客。陈寅恪知道，若拒绝去日伪大学任教，肯定会遭到日本宪兵的迫害。于是，父亲丧事还没有办完，他就含着悲愤悄然离开了北平，汇集到“联大长征”的南迁队伍之中。

▲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

学者闻一多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加入了长征。当时，日本人公开承诺：“留下来教学，照样保证丰厚年金。”作为教授，像闻一多，可以有保姆、有厨师、有车夫，还可配两个文书，生活舒适又体面，但他一声“呸”就拂袖而去。

教授赵忠尧，为把50毫克镭带到昆明，冒着杀头危险，化装成难民，“天涯孤旅，千里走单骑。”把装镭的铅筒，贴身紧抱在怀里，坐火车时，数天数夜不敢合眼。抵达昆明时，胸膛已烙上两道血印，但赵忠尧却为此雀跃不已，因为他保全了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

▲闻一多

1937年，北平沦陷时，北大教授邓一哲的儿子邓稼先正读高三。在一次日本人召集的聚会上，邓稼先怒不可遏，撕掉了日本国旗。当晚，志成中学校长赶到邓一哲家，“开始追查了，赶快把孩子送走。”临别之际，邓一哲对邓稼先说：“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为国家。”邓稼先逃出北平，辗转跋涉来到昆明。“我随后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后来，邓稼先成为“两弹一星”元勋。

李政道几乎和邓稼先有着相同经历：高中一毕业就遇上日军入侵，经历九死一生，才从沦陷区逃到云南，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师从吴大猷，195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8年，西南联大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

艰苦岁月，刚毅坚卓

到昆明后，西南联大没有校舍，主要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为了恢复正常的教学功能，学校把大部分经费用来购买了图书和设备。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昆明后，校长梅贻琦请两人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

两人欣然受命，一个月后，一流现代化大学的设计方案跃然纸上。可由于学校资金短缺，这个方案立马被否决。此后两月，梁思成将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

▲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西南联大校舍

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时，联大建设长黄钰生满脸无奈地说：“除了图书馆屋顶可以使用青瓦，教室、实验室可以使用铁皮之外，其他建筑的屋顶一律覆盖茅草，砖头木料再减一半，麻烦您再作一次调整。”

梁思成忍无可忍，冲进校长办公室，把设计图狠狠砸在梅贻琦办公桌上：“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要我梁思成干什么？”

梅贻琦把图纸一张张收好，歉疚地说：“思成，以你的大度，请再谅解我们一次。”

梁思成接过图纸，喉咙哽咽住了：“你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

梅贻琦喉结上下滚动，声音颤抖：“思成，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

半年后，一幢幢茅草房铺满了西南联大校园。

▲梅贻琦

梅贻琦职位在政府可与总理平级，为西南联大，他付出了很多：他卖掉了汽车，辞退了司机，以图组建承揽工程与项目的学生服务社；他卖光了所有值钱的东西，以贴补教师们的困苦生活；梅夫人韩咏华甚至变卖了所有的首饰，来维持一家的生计。

▲西南联大遭日寇轰炸

情形每况愈下，除了内部环境较差之外，还经常会遭受日寇的空袭。

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为给病妻治病，每天不得不化装成乞丐，到菜市场捡剩骨头为妻子熬汤。后来，夫妇俩小茅屋遭日机轰炸，瓦缸里的面粉掺满了碎瓦片和泥沙，吴大猷只好把碎缸里的面粉捧起来，用洗面筋的方法把泥沙与淀粉洗掉，把仅剩的面筋留下来作为半月口粮。

费孝通的女儿是在凌晨寒风中出生的，那一夜，日寇飞机埋葬了他所有的家产。身无分文的他，用唯一的西装裹着孩子，从农民家里乞来了一件件小破衣褂。“孩子是穿百家衣长大的。”后来，费孝通女儿读大学时选择了农业，费孝通自己也成了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华罗庚一家

数学大师华罗庚的屋子被炸后，只好到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把牛圈上头堆草的楼棚租下来。牛住下头，华罗庚一家住上头。每天很早，华罗庚就拖着瘸腿，步行十几里路去联大上课。晚上，又伏案于牛棚潜心研究学术。老牛常借柱子擦痒，搞得楼棚地动山摇，人坐楼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棚里更是蚊虱成群，咬华罗庚充饥。但就是在这样的牛棚里，华罗庚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

▲西南联大校训：刚毅坚卓

那时候，联大师生生活十分清苦。有次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着乞讨，朱自清被纠缠得无可奈何，说了一句：“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便走。连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而不少学生从沦陷区两手空空跑到昆明，失去了家庭支持，几乎一贫如洗，只靠学校发放的一二十元补助金维生。学生潘琰总是最后一个去食堂，因为可用饭费一半价格买到锅巴，那锅巴一半以上是砂子、老鼠屎，连倒泔水的农民都不要，猪都害怕。潘琰把锅巴买回去，用开水淘一遍，然后再用盐巴水泡着吃。

▲学生宿舍

虽然清苦，但师生们一片刚毅坚卓。为躲避日机轰炸，教授们住得很分散。有的每天要步行几十里路来上课，但从不迟到。刘文典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孔祥熙拨十万大洋给学校改善条件，但联大师生全体投票，一致同意：“将这笔钱捐给昆明人民，以报收留之恩。”1942年，教育部决定给25位兼行政职务的名教授，每人发放一笔“特别办公费”，但25位名教授联名致函拒绝：“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这就是刚毅坚卓，这就是文人风骨。

精诚合作，沿袭传统

北大前校长蒋梦麟回忆说：“在困难时期，执掌一所大学是件令人头疼的事。而在战乱中的年代，与两所不同校风的大学及性情各异的教授合作，无异难上加难。”

一开始，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三人轮任主席。但三个和尚挑水往往不如一个和尚。联大成立后，一系列矛盾开始显现。最大的矛盾，就是职位配置。各校教授为此争得面红耳赤。情况严重时，甚至“群议分校，争主独立”。这时，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站出来，说了一句：“此乃何时？”一听这话，教授们立即安静下来。北大校长蒋梦麟接着站起来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从此，再没有教授出来争抢职位。

▲从左至右：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不久，南开校长张伯苓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然后，他去重庆开办了南开中学。不久，蒋梦麟对清华校长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

然后，他也去重庆另兼他职。就这样，为了避免三校之矛盾，张蒋两人把权力“让”给了梅贻琦。后来，傅斯年责怪蒋梦麟不管联大事。

蒋梦麟说：“不管者所以管也。一校三校长，好比一条裤子三人穿，如果三个人都去抢这条裤子，来回拉扯，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只能让一个人穿裤子。”

▲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蒋梦麟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在课程设计上，为了公平，联大开放性地放宽了口径，同一门课程，大家可以同时讲授。

清华闻一多和北大罗庸都研究《楚辞》，观点截然不同，但两人都可讲《楚辞》。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开讲《楚辞》，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去听。

这样的安排，不但体现了公平，而且促进了良性竞争，激发了学生的独立思考。不仅是课程设计开放，思想把关也开放，

“校方从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不管是进步的、保守的，还是中间的，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派，虽各有所执，但都能以大局为重，互相包容。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联大师生间真正做到了“君子和而不同”，正因为“兼容”，各方大师才纷纷投奔联大。因为她“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

尊重教授，唯才是举

1946年1月29日，文学院教授闻一多，为研究生王瑶毕业事宜致函梅贻琦（字月涵）——

月涵校长、光旦教务长先生大鉴：

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毕业初试。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即乞核定。嘱文书科办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至纫公谊，敬颂，道安。

这封短笺，让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如今感慨万端：“从'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一语，可以想见当时教授的气派。”

梅贻琦接到公函，批示：照办，琦。“照办两字，可见教授地位之高。”谢泳说。这地位，就是联大倡导的“教授治校”。

联大学校里流传着一首诗：

“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

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这首诗说的就是校长梅贻琦。梅贻琦在种种事情上从不断然决定，而喜欢用这些词语来谨慎表达意见。教授们提出管理学校的策略，梅贻琦发表意见通常只说三个字：“吾从众。”

但每一个“吾从众”后，处事却极其坚定。所以梅贻琦便有了“寡言君子”的雅号。正因为梅贻琦的无为而治，教授治校才得以成为西南联大的标志。

陈寅恪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沈从文

1938年11月，西南联大作了一个震惊全国的决定：聘请“乡下人”沈从文为教授。

当时，西南联大的教员，大多都是留学欧美名校归来的名师，再差也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并已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而这位沈从文，论学历，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他是作家，没任何学术著作。

但梅贻琦根本不看重这些，“我看的是才华”。唯才是举——这就是西南联大的用人标准。

“1939年，我在西南联大入学那年，学校又干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聘请钱锺书、华罗庚、许宝騄当了正教授。那一年，这三位先生都只有28岁。”——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得主何兆武说。

正是因为“唯才是举”和“尊重教授”，西南联大才成为大师们的“向往之所”。

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枬森，曾撰文回忆他在联大读书期间的课表，“国文老师是沈从文，英语老师是李赋宁，物理老师是吴有训，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我还选修了数论和《庄子》，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

这阵容，简直太豪华太奢侈了。

独立思想，自由精神

1939年，陈立夫做教育部长后，以战争为由，要管制西南联大：“做院长的人，一定要加入国民党。”

对此，西南联大不以为然。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公然抵制：“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

教育部对梅贻琦一再示意——“要开除闻一多等进步教授。”但是梅校长一直拖延不理。

联大教授会因此撰文说：“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要予他们研究的自由、选择人才的自由。”

哲学家、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在《学术与政治》：“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

1941年，教育部强制要求：“西南联大必须开设三民主义课。”此举遭到联大师生的强烈抵制。次年，陈立夫三度训令西南联大，要求联大务必遵守其核定的应设课程，

统一全国院校教材，统一考试等新规定。

▲西南联大常委会会议记录

联大教授会对其规定逐条予以批驳：

“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从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尚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最终，联大没有采用统一教材，保住了教育的独立、自主与尊严。

西南联大的这种精神，从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的陈寅恪就可看出。陈寅恪能用13种文字阅读，学问之博大精深，被傅斯年誉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教历史，上课第一天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的课，旁征博引，指点中西，内容涉及历史、宗教、语言等多方面，能完全听懂他的课的学生凤毛麟角，但却吸引了冯友兰、吴宓等教授去旁听。

著名学者许渊冲说：“哈佛大学也找不到陈寅恪这样的'四不讲’教授。”大师们极重创新，素以照本宣科为耻。

▲大师们完成了一大批奠基性论著

正因如此，才创建了一系列奠基性著作——

陈寅恪写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汤用彤写下《中国佛教史》

钱穆写下《国史大纲》

冯友兰写下《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

金岳霖写下《知识论》、《论道》

陈序经写下《文化学系统》

潘光旦写下《优生原理》、《性心理学》

王力写下《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

华罗庚写下《堆垒素数论》

吴大猷写下《多原子分子的机构及其振动光谱》

周培源写下《湍流理论》

赵九章写下《大气之涡旋运动》

孙云铸写下《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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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著，后都成为各学科的奠基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