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21年2月师友赠书录（三）韦力撰
《我读红楼梦》 韩羽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2020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此书乃潘海波先生代我求来者，再次得见韩羽先生奇特的墨迹，油然而生别样的亲切感。
书前有舒芜所撰《韩羽画话红楼赞》作为代序，文中提及韩羽先生的《画话红楼》于2005年在《文汇报·笔会》上开始登载，舒芜读到后大为惊叹。本书后附有韩先生所绘《红楼梦》人物图几十幅，应该就是舒芜所说的画话。
阅读此书，韩先生乃是选《红楼梦》一书中有趣的节点，而后展开相应的评论，比如一篇名《焦大焦大，叫人说啥》，韩先生在此文中起首即称：“《红楼梦》中荣、宁二府的杂役下人里，名声最大的莫过于焦大。他的两大看点，一是被填了一嘴马粪，一是'焦大不爱林妹妹。’”
而后韩先生谈到了这两个看点的细节，同时引用了尤氏所言焦大的忠诚，比如焦大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自己挨着饿偷东西给主人吃，两日没喝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他自己喝马尿。对此，韩先生评价说：“马溺，是他甘心情愿自己喝的，马粪是被人填进嘴里的，何其凑巧乃耳，都是马的排泄物。”
韩羽关注的另一个人物乃是袭人，然其着眼点并不在初试云雨情，而是袭人被母亲接回去后，某天贾宝玉百无聊赖，与茗烟去看袭人的细节。贾宝玉的到来让袭人的家人一番忙乱，袭人笑着跟他们说，你们是白忙，因为不能给宝玉乱吃东西。但袭人还是：“捻了几个松瓤，吹去细皮，用手帕托着给他。”
韩羽说这种做法“一看就是'做戏’”，同时他认为：“也不能不佩服袭人真会做戏。做给谁看，做给村姑姐妹看。只这手帕一托，竟将自己托得远远高出于她的姐妹之上了。俨然晏子的马车夫，'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洋洋，甚自得也’。”
韩先生观察之仔细，令我叹服。然而他在观察之后必有结论在，果然他在文末感慨说：“读《红楼梦》至此，喟然而叹，都言奴婢苦，未必尽然，奴婢有时也浑身舒坦得心花怒放哩。可这么一心花怒放，那'奴婢’也就离'奴才’不远了。”
韩先生的文笔确实能点晴，此文中所收每篇文章都不长，然在每篇中都融入了韩先生的解读。比如其中一篇名为《“人尽可夫”的林黛玉》，读到题目令我一愣，于是急忙翻之，韩先生在此文中先谈到了林姑娘短暂一生是一场悲剧，但这个悲剧属于“短短的”，同时她还有长长的悲剧，此悲剧就是嫁了又嫁：
始由王梦阮先生将她嫁给了顺治皇帝，即所谓林黛玉影董小宛论。
又由钱静方先生将她嫁给了纳兰性德，即所谓证以《饮水词钞》林黛玉影纳兰性德原配夫人论。
更荒诞不经的是有一本名《红楼梦抉微》的书竟将她嫁给了西门庆，即宝、黛二人影《金瓶梅》中西门庆、潘金莲论。
原来韩先生说的是《红楼梦》一书广为流行后，为此而产生的演义。此乃是韩先生所说的人尽可夫，这果然是长长的悲剧。但这种意淫也恰好说明了人们对黛玉的喜爱，然我读《红楼梦》，更多的是感受到了黛玉言语上的尖刻。至今各种电视剧上显现的女性仍然是以骂男人为本事，男刚女柔，柔才是女性的主要特征。但韩先生不这么看，他在书中谈到了贾宝玉、薛宝钗因《西厢记》一书而引起的智斗，为什么大多数读者讨厌薛宝钗呢？如果见到韩羽先生时，我想向他请教这个问题。
《簠斋致吴云书札》 陈介祺撰，
景宜山馆出版
该书线装一册，套色影印，制作一百部，我之所得为第六十八部，乃复旦中文系唐雪康先生所赠。两年前我去参加复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举办的会议，在会上得以结识唐先生，此后就有了微信交往。近期他来微信说，苏州有人帮他印制了此书，特意寄来一册。
本书前有唐雪康所撰《影印弁言》，讲到此书所收陈介祺手札乃是同治十一年至十三年以及光绪四年所书，收信人均为吴云，文中提及该册底本为费念慈旧藏，扉页有费所撰题记一则，题记中提到费念慈是从徐翰卿处借得此册手札底本，而后请汪作之抄录一份，故此影印本的底本为原稿抄录本。
唐雪康提及民国间曾两次影印出版陈介祺尺牍，一是民国间影印出版的陈介祺致吴大澂尺牍，凡五册，编辑者不详；二为民国八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陈介祺致潘祖荫、王懿荣等人尺牍，凡十二册，此本后有陈敬第所撰跋尾，详细讲述了这些手札的各自来源，其中提到丁佛言为此所作的贡献。二十余年前，我意外购得丁佛言所批吴大澂的一部大书，多年后方知道，我之所得为影印出版之底本，如今于唐雪康题记中见到丁氏，颇觉有缘。
经核实，唐雪康知道本册所录手札与已经影印出版的章钰钞本同出一源，不同之处乃是章钰钞本只是过录内容，重在保留资料，没有按原札的格式抄录，而本册是完全按照原件的书写方式、提行、小注、补叙等，同时文字上也有小的差异。唐雪康说，此册乃是他旧日得自上海旧家，吴中景宜山馆主人认为信中的吴云、费念慈等都与姑苏有关，于是慨然出资影印出版。
翻阅此书，可看出过录者之认真，其以工楷抄录，阅读最为便利。我从中也翻到一些有价值的史料，比如第九通手札中谈到“廿年前所作《簠斋印集》，仅成十部”，而以往不少的人都说此印谱第一次钤印了二十部。同时陈介祺在信中说，他制作该印谱“费时八月”，仅十部印谱的制作就需要八个月的时间，可见精印一部印谱是何等之不易。而陈给吴写信时，手上仅存两部，但还是将其中一部赠给了吴云。该通手札的落款是“壬申九月二日”，壬申乃同治十一年，如果向前推二十年，乃咸丰二年，由这条信息即可知《簠斋印集》的制作时间。
我一向留意古书刷印时的特殊用纸问题，陈介祺在一通手札中提及“大刻《图释》求佳纸二部，他刻亦二部。”想来陈介祺所说的乃是吴云辑刻的《两罍轩彝器图释》，此书流传甚广，佳纸印本颇不易购，陈向吴索要时，一次就要两部，可见两人关系的确密切。唐雪康在《弁言》中也谈到了两人的关系，称陈吴二人早岁相识于京师，此后行迹各异，晚岁始复通信。陈氏在同治十二年二月给吴云的信中谈到，他们因为都有好古之雅，晚年走得很密切，陈介祺强调这不是玩物丧志，因为藏古器不同于玩珠玉，更重在文字，而这些手札中多有谈到器物文字，可惜这些字难以在电脑中录出，我也无法展示他们探讨的内容。
因为关系密切，信中也会谈到生活上的一些细节，比如陈在信中写道：“吾兄近以痣作，未能晤，想已平复，弟患外痣四十年，服本事方、神仙丸，无意全愈。”两人同患痔疮，陈为其推荐偏方，并声称此方有奇效，可见共同的爱好能拉近彼此的关系，这正是信札的魅力所在。
《东坡的心灵世界》，黄启方著
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10月第一版
该书为大风先生所转赠，他在微信中说，自己找黄启方先生要了一份书，因为想到我在写觅苏记，于是帮我也要了一份。这份书总计四种，均为黄先生所著，此为其一。
对于东坡的研究，黄先生打破了传统的研究方式，不按东坡生平进行整体性叙述，而是抓住一些点，再由点及面谈论他对东坡的心得。比如其中一文专谈东坡的酒量，起因乃是黄启方先生的好友薛平南教授有一方闲章，章文是“东坡酒量”，据说乃是薛先生的自夸，但东坡酒量究竟如何呢？这正是黄先生的挖掘点。
黄先生首先引用了东坡在《题子明诗后》的自道，子明乃是东坡伯父苏涣的次子苏不疑。东坡说，苏不疑酒量能达到“二十蕉叶”，还仅是“稍醉”，但后来子明酒量不行了，东坡的侄子安节称子明后来饮酒不过“三蕉叶”，东坡自称年少时看见酒盏就能醉，后来有所长进，“亦能三蕉叶矣”。
看来东坡在年少时根本没有酒量，此后经过不断的锻炼，才最终能喝“三蕉叶”。东坡说此语时，已经是五十岁左右，对于这样的酒量，他颇为自得。但“三蕉叶”究竟是多大的量呢？黄先生认为蕉叶“当是浅而低的小酒杯”，不清楚这个杯有多大，但黄先生认为里面盛酒很有限。东坡到惠州时，在给表兄程之才的信中写道：“老兄近日酒量如何？弟终日把盏，积计不过五银盏耳。”亦不知这里所说的银盏有多大，但从口气来看，一天到晚地喝酒，加在一起总量不超五银盏，同样是不多之意。今人喝酒比酒量时，讲究喝快酒，如果把时间拖在一整天，慢慢地饮，估计大多数人酒量都能超常发挥，但对东坡这样曾经闻酒即醉之人，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所以黄先生说他“而较之前此，已大有进境矣。”
虽然东坡喝酒水平很一般，但他却喜欢陶醉其中，自称：“我虽不解饮，把盏欢意足。”更有意思的是，东坡却很懂酒，黄先生罗列出东坡酿造过蜜酒、松醪酒、洞庭春色酒、真一酒等等，统计出东坡酿造的酒达七种之多，这种统计可谓别出心裁。东坡不会饮酒，却发明了这么多酒，如何解读这个现象呢？这实在是个有趣的问题。
除了酒，东坡还发明了不少美食，黄先生当然会对此作系统的梳理。东坡所发明的美食，最有名的自然是东坡肉，但东坡肉究竟以哪里为正宗，多地都在争此头衔。按照黄先生考证，杭州应是东坡肉的发明地，但我两次前往杭州的苏轼纪念馆，寻访完毕走上苏堤时，只看到那里在卖东坡烧饼，并不见东坡肉。
黄先生在书中写道，东坡被贬黄州时，还发明了一种猪肉的吃法，用东坡自己的赞颂语，那就是：“净洗锅，少著水，柴头罨掩烟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细品这几句颂语，似乎是用小火慢慢地炖，黄先生说这篇颂另有一个名字叫《猪头肉羹颂》。然此颂的下半句并未提到猪头：“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黄州的猪肉如此便宜，主要原因是当地无论有钱人还是穷人，都不怎么吃猪肉。东坡在那里发明了猪肉的吃法，以致他每天早餐都要吃上两碗，不知道是否会觉得腻，但至少说明，日子过得很舒坦。
东坡的苦中作乐一向为人称道，但细看他的史料，他在一贬再贬的过程中，其实过得很艰难。比如他在惠州时，朝廷欠发工资达两年多，而他本人又在被监管之中，但东坡依然能从中品出生活的乐趣。最让今人羡慕的，应当是他在那里吃烤生蠔，东坡将生蠔与酒并煮，称“食之甚美，未始有也。”传说当年他在惠州时，因为写了“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章惇听到后很是生气，于是把东坡从惠州贬到了海南的憺州，但没想到东坡在憺州时，日子过得如此舒坦，竟然常吃炭烤大蠔。更令人生气的是，他在《食蠔》中写道：“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
东坡嘱咐儿子苏过不要把这边的美食情况透露给北方人，以我的理解，东坡所指的北方人乃是指东京汴梁，朝廷里的那些高官们，他的潜台词是：你们已经把我贬到了贬无可贬之地，我依然能享受生活的美好，你还奈我何！
这些年来，我为了寻访东坡遗迹，也读到了不少研究东坡之书，黄永方先生的这部专著乃是其中独具特色者，通过读这本书，让我开阔了思路，以后寻访东坡遗迹时，也许能够换一种角度来思量。
《沈曾植书信集》，沈曾植著，许全胜整理
中华书局2021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书大32开精装，书前附有四帧彩色照片，余外全为文字。书前没有序言，起首即《整理凡例》，谈及本书收录许全胜先生近二十年来所见沈曾植书信“八百八十首”。书札论“首”，这是我第一次得见，随后翻阅本书时，看到一些手札并非首尾完全，想来这是许先生不以“通”计的原因。
原始书信的点校，能给后来的使用者提供许多新材料，本书也同样如此。许先生在本书中以收件人姓氏拼音为序，起自曹元弼，终于左绍佐，后面还附有一些难知收件人的信札。每位收信人的手札以时间为序，有些手札没有时间落款，许先生则经过考证后，再为其排序。每通信札之后还会有一则按语，谈到该札所藏或所见之处，如果此通手札收入了许先生所撰的《沈曾植年谱长编》，则会在按语中注明该手札位于《长编》的哪一页，以便读者参阅该信之本末。
翻阅本书，能够读到不少与藏书家有关的史料，比如沈曾植在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写给陈衍的信中谈到：“抱冰七旬大庆，公寿诗古体乎？近体乎？伯严五古六十韵，良为健者，遂勒诸人同作长古，乃虐政也。”张之洞七十大寿，很多朋友为此写诗庆贺，沈问陈衍写的是古体诗还是近体诗，并且谈到散原老人所写五古达六十韵之长，于是众人纷纷效仿，但是写这么长的诗显然很费力气，所以沈曾植抱怨这是“虐政”。
沈曾植有藏书之好，所以交往之人不少都是藏书家，比如端方、傅增湘、冈千仞、蒋汝藻、金蓉镜等，他们的通信中能够透露出许多藏书信息。比如沈写给蒋汝藻的一封信中谈到，蒋邀请沈前去看书，因为刮大风，沈没有赴约，令其颇觉遗憾，于是在家为傅增湘题写《龙龛手鉴》书签。傅增湘藏有宋刊本的《龙龛手鉴》，商务印书馆曾借去影印汇入《四部丛刊》，不知此事是否与之有关。
沈曾植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提到：“来书四种，皆佳刻也。《诚斋》，宋椠不疑。小字《昌黎》，或谓元、或谓宋，鄙则认作宋刻，但非罕见，不为世珍，然此本则印之精美者也。大字《昌黎》，明本佳者。《三苏》亦明刻，极罕见，容查复。”由此可知，康有为曾请沈曾植鉴定版本，沈能言简意赅地点出每一书的版本及特点。比如小字《昌黎先生集》，沈称有人说此本是元刻本，也有人说是宋刻本，而沈认为是宋刻，同时该书并不罕见。然其所言者，似乎应当是明初翻宋刻本，该书大多被视为宋刻，但若与原宋刻进行核对，则可见出两者之间字迹略有差异。沈所谈到的大字本《昌黎先生集》应该是明东雅堂翻刻宋本，而《三苏先生文粹》应该指的是明嘉靖本。
沈曾植还为康有为鉴定过碑帖，信中谈到：“《兰亭》近人翻刻，伪古色者，亦拙工也。缴上。”许先生在小注中谈及，他看到的这封信乃是2005年嘉德秋拍的拍品，可见他在搜集沈曾植手札时，不遗余力。
除藏书外，有些手札也会谈到刻书，比如他给嘉业堂主人刘承幹所写的手札中，在这方面多有交流。嘉业堂刻书数量巨大，所刻诸书中，以“前四史”最为精审，因为刘承幹在刊刻过程中请许多名家予以把关。沈曾植也向刘承幹索要这四部书的样本，该书版留存至今，前些年曾旧版新刷，但再刷之物与初印本比较起来，确实有着不小的差距，想来沈曾植所见之印样，当然靓丽异常。
那时的南浔有“三大藏书家”之说，其中密韵楼以宋版《草窗韵语》为堂号，蒋汝藻得此镇库欣喜异常。但从本书信札中得知，沈曾植也听闻到有人出售此书的消息，于是特意给刘承幹去信，问其是否拿到。就《嘉业堂藏书志》来看，刘承幹藏书虽然善本不少，但与其藏量比起来，似乎他重量轻质。其实以刘承幹的实力，能够购买到更多的顶尖善本，当然，我说这样的话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
乾嘉以降，在东坡生日那天举行雅聚，已然成为爱书者的一场盛会。从沈曾植给罗振玉的信札中，亦能得见此类活动。他在信中说到：“弟入今岁多昏睡，目力亦遽损，家世罕届古稀，或者远行将息。”沈曾植称上了年纪，精力和目力都已不济，甚至觉得自己行将入木。但是到了东坡生日这天，他仍然跟樊增祥一起玩打诗钟，自称：“白首童心，不殊博弈，可笑闵也。”信中录有他所作的东坡生日诗，诗题是《东坡生日同人小集樊园题苏斋所摹朱完者本幅巾真像》，原来当天他们看到的是翁方纲临摹的东坡画像。
这天沈曾植作了四首七律，第一首的首联为：“八百年来传绮语，东坡还是可怜人。”读此句令我心下黯然。对于此像的来由，沈曾植在小注中说：“像为闽杨氏所藏，旭庄假得之，影拓数十纸以贻知友。节厂言，闽林氏藏宋画欧公像，今毁于火。”同时诗中还有一句：“施注六丁唏剩叶，”沈在此句的注中说：“施注宋本亦毁于火”。正如其所言，该书意外被火，但毕竟有神护之，这部宋版仅烧了纸边，文字部分基本未损，之后的藏书家对其精心修护，人皆称之为“焦尾本”。
手札有趣之处正在这里，每人以自己的所需，从中撷取到想要的信息。而疏理信札乃是一件苦事，可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正是许先生的辛劳，让我得以撷取到这些有趣的信息。
《溪上谭往》慈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童银舫主编
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此书为童银舫先生所赠，因为该书内收录了拙文两篇，童先生除了付稿费外，还给了我两本样书。我决定将其中一册送给书友，欲得者可在此文后的留言中留下地址。先声明：快递费自付哦。
本书三十二开精装，黑白印刷，计有437页。内容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收录的是几十篇关于慈溪名人的文章，下篇名“史海钩沉”，谈论的是与慈溪有关的故事。
本书中的文章，我更多的关注与印刷史、藏书史有关者，比如散木所写《应修人和上海通信图书馆》一文，该文谈到1917年前后上海福源钱庄店员应修人把自己所藏书刊放在修人书箱内，供钱庄内的同事阅读。没想到这个书箱大受欢迎，到1921年5月1日，应修人发起组织了共进会，会员交纳会费，使得书箱变成了阅览室。但因前来看书的人太多，于是他们专门租下了一个房屋做阅览室。楼适夷在《从三德里谈起》一文中写道：“是'五卅’运动大浪潮过了不久吧，我们几个年轻朋友自己业余经营的一个小图书馆——'上海通信图书馆’，业务越来越兴旺，（应）修人家隔壁一家小烟纸店楼上的房子，再不够我们回旋了，于是找到了这三德里的房子。整幢我们租不起，与'中国世界语学会’，也是一个穷团体合伙，租了那儿A16号的小楼。”
到1926年时，应修人写了篇《上海通信图书馆与读书自由》，可见那时已改名为图书馆。两年之后，该馆到了巅峰时期，藏书由创办时的138种增加到了5000多种，读者也达两三千人。可惜在1929年5月1日，上海通信图书馆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查封了。
本书中收有虞浩旭所写《醉经阁藏书纪事》一文，文中提及楼主冯云濠是药商世家，为慈城巨富，然其有藏书之好。咸丰十一年，慈溪二老阁之书遭浩劫而散失了出来，被冯云濠买去不少。文中提及醉经阁藏书楼在建造时是仿造了天一阁的模式：“四周有高耸的封火墙，与第宅相隔，后有月池。1947年，慈溪国民党临时军火库大火，波及冯氏第宅，第宅焚为废墟，而醉经阁屹然独存。”
醉经阁不但在建筑上效仿天一阁，在管理上也同样如此。冯云濠去世后，醉经阁藏书归子孙共有且共同管理。然到了1935年4月，冯氏四房同意将藏书整批售给上海书商，但因为该书楼在当地很有名气，县政府听闻这批书可能会转售给日本人，于是将书扣留，准备筹款收买。转年8月，慈溪旅沪巨商秦润卿将其买了下来。
本书中恰好有谢振志所撰《秦润卿与抹云楼图书馆》一文，虽然我每看到这个名字都会想到秦可卿，但这位润卿先生却是上海著名的银行家。他做过上海垦业银行董事长等多个职务，虽然是金融业巨子，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他的女儿秦则贤在《先严润卿公事略》中称其父：“从无不良嗜好，不吸烟，不饮酒，不玩牌，不赌钱”甚至：“某巨商拟遗一妾，父亦婉拒。”
秦润卿还努力做公益事业。1940年前后，日军飞机在慈城狂轰乱炸，慈湖中学校舍被毁，秦润卿节衣缩食资助复校。同时，他还是有名的孝子，他在慈城为母亲建造了一栋花园洋房，然该房刚落成不久母亲就去世了，于是他把小洋楼改建成了藏书楼，冠名为抹云楼。因为秦润卿是秦观之后，秦观的《满庭芳》“山抹微云，天边衰草”极具名气，故东坡戏称秦观为山抹微云君，为此秦润卿自号抹云老人。
1936年，秦润卿收购了同里冯氏醉经阁的藏书，这部分书成为了抹云楼重要藏本。抗战期间，抹云楼将藏书藏在了乡间，后来又成立了图书保管委员会。到1952年，秦润卿将抹云楼及其相关藏书全部捐献给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可惜的是，1991年，这所重要的藏书楼被拆掉了。谢振声在文中写道：“为了缅怀秦润卿先生造福桑梓之功德，台湾著名实业家应昌期将捐资新建的慈湖中学图书馆命名为'抹云楼图书馆’，并在上海复旦大学捐资建造一幢'抹云楼’，支持秦氏后裔用于激光化学研究。”
虽然是新建之馆，但毕竟可以前去探访之，以此来纪念这位重要的藏书家。拜读此文，得以让我找到了这处藏书楼的可探访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