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21年4月师友赠书录（四）韦力撰
《通天之路：李白传》，（美）哈金著，汤秋妍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2月第1版，2020年12月第5次印刷
此书为新经典公司林妮娜女史所赠，她说读这本书时感觉特别通畅，虽然也是依据史实讲故事，然一路读下来没有滞碍感，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这本书能加印五次，足以说明这种写法极受读者欢迎。近些年来我也在写一些历史人物，总希望客观地引用历史资料，以证所言不虚，但古文献与今日的叙说相结合，总有违和之感，我曾经跟林妮娜唠叨过自己的心态，想来她读这部书时忆起我的所言，故有此书之赠。
从该书的腰封上了解到，哈金先生出生于辽宁，1993年在美国布兰代斯大学获得英美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波士顿大学讲席教授，主要教授小说创作和迁徙文学。对于本书的创作缘起，作者以《写作与生存》作为代后记，谈到有一度其妻生病，他跑医院陪护，于是就陆续写成了这本书。2015年夏季，美国一家出版社请他写一个中华人物传记，他们计划出一套微型名人传，每本书12000字，总计10人，编辑安排他写李白，但是哈金在查资料的过程中，发觉更应当写一本完整的李白传记。于是哈金退掉原来的承诺，另跟神殿出版社的编辑沃尔瑟提起这个计划，然对方告诉他：“我不要学术著作，我要一本大众喜欢读的书。”
哈金对这种说法颇为抵触，而我读到沃尔瑟的这句话时，也有所感触。哈金说，他想写一本既能在学术上站得住，也适合一般读者的书，他打算走一条中间之路。作者在研究李白史料时发现，真正有关李白的史料其实很少，人们更多的是从他的诗歌中予以发掘，他觉得半个多世纪以来，学人们在不断地创作和逐渐积累关于李白的神话，哈金决定跟着诗歌走，以此构建起完整的故事。他说：“我要在这两极之间选一种折中的写法，原则是一定要把故事讲生动，能打动读者，同时通篇也是建立在学术研究之上的。”
但是，这种写法很容易掉入故纸堆中，然而哈金有他的优势在：
由于我是小说家，我更注重有趣的细节，希望通过连接和描述它们，能勾画出一个完整鲜活的李白。至于对他的诗的解读，主要根据自己在英美诗歌方面的训练来进行，但力求简洁，不打断叙述的流畅性。更重要的是虽然写的是盛唐的李白，这本书多少也应该与当下有关，让读者觉得感同身受，起码能理解同情。
阅读这本传记，能够看到哈金也是从李白的出生一直写到他的去世，以顺时针的方式来叙述李白完整的一生。他注意到，李白童年和家庭背景的信息太少，李白在作品中几乎从未提起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但哈金认为，李白母亲不是汉人，有可能是土耳其人。他同时讲到，当时的唐朝没有的边界，西部广袤的疆土上生活着蒙古人、波斯人、突厥人和维吾尔人，这些西方王国的疆土不断变化，相互之间既有争战也有通婚。同时，哈金猜测李白的母亲非常健康耐劳，他是怎样得知这些信息的，我充满了好奇。
哈金在文中谈到，李家曾经在碎叶城的托克马克，碎叶城即今日的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地区在唐朝属于陇右道的安西大都护府管辖，李白的父亲李客生意做得非常成功，主要经营谷物、面料、葡萄酒、生活用品及纸张，同时把皮毛、草药和干果运到中国内陆销售。哈金也提到，李白的确是李广的后裔，我读到这段话时，首先想到的是，更应当说李白是李陵之后，因为李陵的故事不但牵扯到了司马迁，还涉及到他留在了西域，这才能合理地解释李家为什么居住在西域的问题，也就能顺带解释李白为什么出生在碎叶城。显然我的想法太缺乏创造力，哈金先生直接迈过李陵，追到李广那里，也许飞将军的故事更为读者所熟知吧。
但是，李客为什么穿过茫茫的沙漠戈壁，用半年时间来到了四川江流定居，这一直是我没能搞明白的问题，而哈金也注意到，搬到这个偏远地区对孩子的成长和教育不太有利，对家族做生意也不方便，李客为什么这样做呢？哈金说：“答案仍然是个谜。”他也谈到一些学者推测，李客可能在外面结仇，或者惹上了什么官司，为了避祸搬迁于此。
哈金在行文中几乎不用人物对白的形式，他把史料熔炼成自己的语言，而后将其平铺直叙，偶尔也会引用少量的李白诗作，引用的每一首诗都是脍炙人口的篇章，比如世人皆知的“窗前明月光”。他又讲到2015年联合国邮政管理局发行一套六枚邮票，纪念世界诗歌日，每张邮票都用其原始语言印一首诗，其中就有李白的《静夜思》。这样的跳转，让读者迅速拉近了与千年古人李白的距离。余外，哈金也会讲到李白与他同时代著名诗人之间的关系，比如王维与李白同在朝中任职，两人必定相遇过，更何况他们有共同的朋友——孟浩然和杜甫，然而他们的著作中从没有提及彼此，为什么会这样呢？
哈金猜测，两个人可能都被玉真公主欣赏，于是有了竞争关系，因为有传闻李白迷恋玉真公主，甚至有人说他们之间关系暧昧。但是哈金并不在这些花边新闻上着更多的笔墨，他说这个说法无法得到证实。
但这种克制的写法是否会让读者觉得有些沉闷呢？于是哈金在谈到李白和杜甫的关系时，特意以较长的段落讲到了两人同睡一张床，共盖一张被，他们在十几天的时间内如此共眠，“因为他们共享一条被子，有人猜测两人之间可能有同性变关系。”接下来哈金引用了美国诗人卡罗琳·凯泽以杜甫口吻写的一首英文诗，哈金将其翻译为：
大人，您的诗歌写得多美妙！
今晚我可否与您一同睡觉？
直翻覆到我疲了，或者您倦了，
我俩相拥共醉，裹进一床棉被。
纸帕、长发，
以及谁如何享有谁
我们在诗中都忍着不写
兄弟，我们是真正的艺术家，不是吗？
这首诗写得基情四射，哈金在后记中提到了他引用这八行卡罗琳的诗，为此支付给她的出版商300美元。于是哈金琢磨，英文中李白的译诗多得是，但为什么没有他的传记，后来他了解到，要写李白传记需要引用大量的诗，如果作者不自己译这些诗，就要付给译者高昂的版税，这让我一下理解了哈金的这本英文著作中为什么很少引用李白的作品。
其实李白和杜甫的关系，一向被视为世界文学史上伟大的相遇，然而我一向奇怪于杜甫在很多诗中写到怀念李白，而李白却没有这样做，这究竟是为什么。哈金在书中谈到，这段友谊对李白的影响没有杜甫那么深，似乎两人一分手，李白就不再想杜甫，为什么呢？我没能读到答案。但哈金的写法也正是其高明处：他只讲到这样一个故事，并没有义务要把这个故事讲圆，也许这是我读这本书受到的最大启发吧。
《刘绍武三部六病说》，郭维峰、胡连玺、刘惠生编写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为线装，一函三册，乃郭维峰先生所赠。十余年前，我在原晋先生的店中偶遇郭维峰先生，经原先生介绍，得知郭先生乃是太原有名的藏书家，为此跟郭先生有了较多的交往。当时原晋称郭先生为“郭院长”，后来了解到郭先生原本是某军队医院的院长，然郭先生在藏书方面并不仅限于医书，有一度他住在北京，常到拍卖会上翻阅典籍，并且买到不少好的善本。
当年琉璃厂四宝堂还在出售线装书，某次店员请我看一部红印本的《东坡七集》，该书乃大部头，可惜缺一册，因此我颇为犹豫是否买下此书，过一段再去四宝堂时，店员告诉我该书已售出。此后再未能看到这样的初印本。几年后，我到郭维峰家看书时，赫然看到这部书摆在架子上，我在向郭先生表祝贺之时，心中多少有些怅然若失。郭先生整书时的认真让我十分叹服，他每得一书都会自己动手，将所缺部分补完，并且给每部书写出提要，他时常感叹有些书流落地摊，不忍看着这些典籍蒙尘，因此即便是用不着的书也会买回，将其装池一番。
而今他赠给我这部线装书，我从他写的序言中了解到了他学习中医的过程。原来本书乃是他跟刘绍武老先生学习中医时，所记下的笔记整理而成。1976年，郭先生参加了中医研究所举办的训练班，在听课之余他们到门诊旁观刘绍武先生诊病的过程，后来又到刘家进一步请教医理，由此而学到了刘老先生独特的三部六病辨症方法。
所谓“三部”，乃是指表部、半表半里部和里部，每一部又分为两病，比如表部分为太阳病、厥阴病，半表半里部分为少阳病、少阴病，里部分为阳明病、太阴病，刘先生认为，“三部六病”是张仲景对汉以前医学成就的高度概括和总结。郭维峰所做笔记则把刘先生所讲的主要部分记录了下来，比如太阴病的主证，其核心证是腹满，他在括弧中注明：“按之柔、自觉满，为满”，以此说明了何为腹满。接下来写到了太阴本质属寒，其主要病理是胃肠功能降低，致水液滞留于胃肠，故出现腹满，接下来他写到了关于此证的诊断部位和治疗原则，而后又写到了主方为苍术汤，接下来则谈到该方还有哪几味药，之后还会写到具体的病例。
郭先生在本书的后语中谈到，1978年在北京召开过纪念刘绍武先生诞辰111周年大会，当时内部编印了《三部六病》，这些年来郭先生一直想将此书出版，后来得到了原晋和赵亮亮两位先生的大力支持，最终使这部书得以出版。
《弢园尺牍新编》，（清）王韬著，陈玉兰辑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乃陈玉兰老师研究王韬的又一部成果，她在此书的《前言》中首先简要地说明了王韬是晚清维新变法的先驱，而尺牍是研究王韬生平经历、人际交往、思想轨迹的第一手材料，同时提及王韬一向重视尺牍，他在生前就几次出版自己的尺牍，正因为王韬对尺牍的重视，故其在撰写尺牍时十分精心，发表的尺牍也广受读者欢迎。王韬去世数十年后，中华书局在1938年从他自己刊刻的尺牍集中选出161通，汇为《王韬园尺牍》予以出版，该书与王阳明、归震川、钱牧斋、方望溪等大家的尺牍相并列，号称“明清十大家尺牍”。
陈玉兰谈到，王韬生前编刊的《弢园尺牍》及其《续钞》前者有八卷本和十二卷本之不同，后者为六卷本，其生前仍然在编后写的尺牍，然未能刊行，同时刊行的部分也有一定的修订，比如日本关西大学增田涉文库中有《蘅花馆尺牍》，乃是根据王韬尺牍原稿过录的誊清稿本，计三卷，根据稿之版心刻款，陈老师说，该稿本当誊抄于王韬南遁香港时期。陈老师点明王韬用“蘅花馆”之名，乃是因他初恋于某女士，此女士名菊华，号蘅阁内史，菊华早逝，王韬很怀念她，于是他给发妻取号梦蘅，给继妻取号怀蘅，而自号蘅华馆主，“皆寓追念悼惜之意”。但若以客观心态评价王韬的做法，超过了一般人做事的尺度。但话说回来，这也正说明王韬不是一般人，否则的话，他也不敢冒险给太平天国上国策，为此引起了几十年的流亡。
《蘅华馆尺牍》总计收录97通，其中93通见于刊本《弢园尺牍》之前五卷，陈老师将该稿钞本与刊本进行核对时，发现有一些改动的地方，比如这些尺牍中先后使用了宾、瀚、韬等不同的名称，但刊本全改为了韬。陈玉兰说：“这些自称的变化，完全符合王韬的履历，以此可知稿本内容完全根据手稿原本样貌。因为王韬原名利宾，字仲衡，号兰卿，又号嬾今；1849年至沪入职墨海书馆后，改名翰，字子九，号兰卿；1863年流亡香港后，方改名韬。”
翻阅此稿，凡写为“宾”或“瀚”之处，后来皆涂去改为“韬”，这与刊本相同，陈老师的这句话，点明了刊刻底本的鉴定方法之一。但是，在整理此尺牍时，究竟是应当把所改部分改回去，还是尊重作者生前的刊刻之本，这是值得斟酌的问题。她在《前言》中引用了王韬给日本友人重野成斋所写信中的一段话：“我辈文字，生前当自删定。丁敬礼云：'后世谁复相知定我文者！’此言最为沉痛。”
陈老师觉得，这种沉痛“或许有担忧世无知音，文字被人误读改易的成分在吧。”所以她认为，应当尊重王韬希望最后展示给读者的样貌，故在编此书时没有改回与刊本不同的异文。这也点出了整理稿本的原则。但是在有些部分也需要用原稿补回刊本，因为时过境迁，有些问题谈出来已经无伤大雅。比如卷二第六十五通《与曹竹安茂才》一函，王韬在函末天头处标明：“此六行不要”，查刊本，确实不见此六行字，但陈玉兰觉得应当将此补录出来，因为这段删去的文字关乎王韬早年的一段情事：“与其友人孙正斋之女孙韵卿即红蕤阁女史私相授受，在红蕤已有婚约的情况下，请曹竹安设法成全，考虑私奔之事。这对王韬其人的研究，自然是别具价值的轶事。”
除了《蘅花馆尺牍》外，陈老师谈到东京图书馆藏有大谷孝藏训点本的王韬《弢园尺牍钞》，此书刊行于明治十六年，编刊者称：“原本分为八卷，今钞录为三卷”。然陈老师说，其所称的“三卷”其实篇幅很有限，且刊板文字有不少的讹误，其所选内容主要是有关大清时政或世事之可资日人参详者。
陈老师又讲到上海图书馆藏有《弢园鸿鱼谱》誊清稿本一种，收录尺牍65通，另外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亦藏有王韬稿本《周易集释》，然她多次委托人寻访，未能获见，同时她又提到了张之洞命王韬所辑的《洋务辑要》，未曾寓目原稿，但《鸿鱼谱》中所录尺牍屡屡言及。《洋务辑要》原稿现藏寒斋，原本商议请陈老师整理出版，但此事至今未果，希望早日弥补上这个遗憾。
余外，陈老师提及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苏州博物馆等一些单位分藏有散见的王韬尺牍，另外她还见到一些王韬尺牍的零星佚稿，她将这些编入此书中，乃成《弢园尺牍新编》，由此可见她编这部书所下工夫极大。
翻阅此书，能够得到不少相关信息，比如王韬在《与周弢甫征君》一函中大谈中优西劣问题，他从各个方面予以比较，在谈到西方火器精良时，王韬说：“自古兵凶战危，圣王不得已而用武，流渐至极，至用火器，亦不仁之甚者矣。”因此他的结论是：“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技胜。”
此通手札收录在《弢园尺牍》卷四，而卷七收有他所撰《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他在这封长札中写道：“夫天下之为吾害者，何不可为吾利？”其口吻与卷四有较大差异，他接着写道：
毒蛇猛蝎，立能杀人，而医师以之去大风、攻剧疡。虞西人之为害，而遽作深闭固拒之计，是见噎而废食也。故善为治者，不患西人之日横，而特患中国之自域。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
其口吻之变化，似与前说非出一人之口，可见，站在不同角度会说不同的话。当然，人的观念都是在变化中，彼时看法与此时已经有了差异，这也正是尺牍有趣之处吧。
《衍芬草堂故交遗翰》，吴格、金晓东整理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今日收到一箱书，均为“中国近现代书信丛刊”，此套丛刊乃是张钰翰先生所赠，想来他知道我的阅读口味，因为这套书基本符合我的偏好。其中这本为吴格先生整理，吴先生乃是我敬重的专家，于是我先拜读此书。金晓东在《整理说明》中讲到，该书乃是民国间海宁藏书家蒋鹏骞根据家藏清人书札过录成编，所录皆清咸丰、同治间文人学者致其祖父蒋光焴之信札，总计有84人，367通。
蒋光焴乃清代著名藏书家，清咸丰七年，太平军经略江南，蒋光焴为了保全藏书，将衍芬草堂所藏先藏到海盐祖墓旧舍，之后又辗转五省以避兵燹，直到同治三年江浙安定后，方将藏书运回海宁。蒋氏千里护书的故事，乃是清代藏书史上的佳话。他在世时，与很多人有通信交往，金晓东介绍说：
蒋光焴平生热衷藏书而又乐善好施，结交、帮助过大批名家、文人、寒士，故能得道多助，战争年代竟能携书万卷，辗转数省，离不开友朋协助，因此蒋光焴尽量保存友朋书札，并欲编辑成册，名为“故交遗翰”。
但是出于各种原因，蒋光焴生前未能将这些手札整理出版，对于后来的情况，金晓东写道：
此后书信被几代后人继续保存至民国时期，蒋鹏骞秉承家业，欲发其家族潜德，取所存书信，攫其精华，抄纂成册，谋求刊行，却出版无门。新中国成立之后，蒋鹏骞命运多舛，未能将《故交遗翰节存》付梓。其子蒋启霆希望完成先人遗愿，在“文革”时期护如眉目，并继续收集、抄录、补充大量相关文献，并请谢国桢、胡道静、吕贞白、陈从周等学者为《故交遗翰节存》增色。
翻阅本书，从中读到很多与出版史有关的信息，比如邵懿辰在信中提及：“《书义》之刻，已与刻字店人倪香谷谈定。每字一文三毫，因手功无不增加，且非《孝经》几十张书比也。板不能梨，只好白皁板，刻完以年底为断。”
邵懿辰在与蒋光焴谈到刻书版的价格问题，为了省钱，此书刊刻不用梨木，而是用白皂板，只可惜邵没有提到如果用梨木板，价格会是几何。邵懿辰在上一封信中提到刊刻《孝经》也是用白皂板，但为了能够进一步节约费用，“刻手亦未能精选”。
几十年来我看到过数以十万计的书板，但因为这些板片已经刷上了黑墨，分辨不出哪些是用白皂版，以至于我认为名家刻书基本用的都是梨木和枣木，虽然此前知道建阳本有时是用榕木，然从未见过榕木书板，今后如何来分辨书板的材质，看来是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
清代中晚期所刻之书，以许梿刊本最具名气，他所刊的每一种书都精审异常，尤其套印本的《六朝文絜》简直成了咸丰刻本的最高峰。本书中收有两通许梿信札，他在第一通中谈到：
又《尚书集注音疏》一部，此书乃空前绝后之作，安得群经俱能如此疏证，吾辈叨益多矣。向尝刻入阮氏《经解》中，偏傍讹误不少。是本为艮庭先生手书锓梓，一笔不苟，具见楷模。今年假板精印数部，特奉一部，以供清赏。
在许梿眼中，江声的《尚书集注音疏》乃是空前绝后之作。该书最大的特色是全部用篆文来书写，从这个角度而言，该书十分独特，然就刊刻精审、纸墨精良来论，我觉得《尚书集注音疏》比不过许梿刊刻的任何一部书。许梿提到该书汇入了阮元的《皇清经解》，但那部翻刻本舛误不少，篆书原本则是江声手书上板，所以他对该书夸赞有加。而今读到这通手札，我的最大收获是了解到许梿曾经借到过篆书板片，为此他刷印了数部，将其中一部赠送给了蒋光焴，如此说来，《尚书集注音疏》篆书版有后印本。寒斋也藏有该书，却看不出后印痕迹，想来应该是初次刷印之本吧。
许梿在第二通手札中谈到了他何以喜好刻书：
窃尝论之，刻书有三乐：终年校雠，孜孜不倦，可以收束身心，一乐也；嫏嬛秘籍，传之人间，有裨来学，二乐也；日积月累，板片既多，子孙得以坐享羡余，较诸良田，尤无歉缺，三乐也。
他将刻书总结为“三乐”，这是何等之爱。但是他也谈到了刻书有“三憾”：
所刻部籍，无关学问，无益世人，转瞬便成瓿覆，一憾也；臆改臆删，妄自点窜，致古人面目全非，二憾也；刻即舛讹，印复率劣，即善本亦不耐观，三憾也。
这真是绝妙的总结。看来，不懂校雠随意刻书，岂止是灾梨祸枣。
本书还收有锺文烝手札两通，我关注此人，因为他是晚清著名的今文经学家。约二十年前，上海某拍卖公司出现了一部锺文烝代表作手稿《春秋榖梁经传补注》，该稿一函六册，我本欲得之，未成想成交价高于底价十倍以上，最终被上海某公司买去。此后再未见过锺文烝手稿，而今读到此手札时，果然谈到了该稿。锺文烝跟蒋光焴说：“去冬嫁女盛川，支今岁馆脩殆尽，而忠义局采访一差，顷奉宫保谕将浙人裁去，弟每月又少十二金之入。谋生益拙，来日大难，百感交萦，一椽未稳，此真李巽白所言'得一日是一日’，只可听之而已。”
在当时没有复印机的情况下，如果一部著述部头太大，抄录一遍是极其费时费力之事，有名的文人学者大多会委托书胥来做此事，然而锺文烝在此信中谈到：“久欲写一清稿，而卷帙重大，文字浩繁，衰病之身，竟无暇晷，是以蹉跎至今。”一代著名文人，为一点小钱如此叹息，真让人感慨，而这些信息在手札之外绝难读到，因此说，所以将原稿点校出版真可谓一件功德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