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病顺其自然说
医病顺其自然说——陈修园
病人之吉凶祸福，寄之于医，医者之任重。然权不操诸医，而操诸用医之人，何也？人有大病，庸医束手无策，始求救于名医。名医入门诊毕，告以病从何来，当从何去；得那一类药而增剧者何故，得那一类药除去那一病，而此外未能尽除者何故；病势虽觉稍愈，逾一二日仍作，或逾一二日而更甚于前者又何故。一一为病家说明，定其如此救误，如此温清攻补，如此按法立方，服药后必见出何证，又见出何证则可愈，预断其愈于何日何时，病家能一一信其言而不疑。且架中不藏《本草备要》、《医方集解》、《万病回春》、《本草纲目》、《东医宝鉴》、《冯氏锦囊》、《赤水玄珠》、《薛氏医按》、《景岳全书》、《石室秘箓》、《辨证奇闻》、《临证指南》之类，又无强不知以为知之亲友与依阿两可素称果子药之先生，朱紫不乱，则名医得以尽其所长。伤寒卒病二三日可愈，最迟亦不出十八日之外；风痨臌膈一月可愈，最迟亦不出三月之外。否则病家疑信参半，时医犹可勉强从事，俟其病气衰而自愈；若以名医自命者，断不可肩此重任，反致取怨败名。余因热肠而备尝其苦，凡我同志，可以鉴此前车。今之方技家，恃在口给，见有同我者引之，互相标榜，逊我者亦不却之，临深为高。至于穷《本草经》，读《灵》、《素》，法仲景，其立论为耳所未闻，其治效又目所仅见，遂谦让曰：我不能如此之神，亦不能如此之偏以取胜也。若辈造此“偏”之一字，任令法高一丈，其奈魔高十丈。且谓古书不可以今用，即于多读书处谓其偏，起死证而生之，即以出奇入险目其偏，以致病家先入为主，广集不偏之医，历试罔效，不得已始延为破釜沉舟之计，究竟终疑其偏。麻、桂、硝、黄，则曰汗下之太过也；姜、附、芩、连，则曰寒热之太峻也；建中、理中、陷胸、十枣，则曰补泻之不留余地也。滋水之地黄，补元之人参，用应多而反少；日食之枣子，至贱之甘草，用应少而反多。此等似是而非之言，更甚于恣肆不伦于理之言。知几者正可以拂衣而去，乃犹曰病尚可为，不忍恝然而舍之。此虽活人无已之心，而疑事无功，未能活人，且以误人。盖药之所以流行于经络脏腑，内外无有不到者，气为之也。气不自到，心气主之，胆气壮之也。彼既疑我为偏，一见我之用药，又出于意想之外，则心气乱。《内经》云：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又云：主不明则十二官危是也。不独心气乱，而且胆气亦因之而怯。《内经》云：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又云：十二经皆取决于胆是也。药乃草根树皮及一切金石之钝物，原藉人之真气以流行，今心气乱而妄行，胆气怯而不行。如芩、连入口，其寒性随其所想而行，旋而皮毛鼓栗，而寒状作矣；姜、附入口，其热性随其所想而行，旋而心烦面赤，而热状作矣。凡此之类，不过言其大略，不必淋漓痛切而再言之。其中之所以然者，命也，我亦顺其自然而已矣，又何必多事为。凡我同志者，能以余为前车之鉴，则道愈彰，而活人愈众。
陈修园
清代医家学（1766-1833年）。名念祖，字修园、良有，号慎修，福建长乐人。幼时家贫，攻举子业，并兼习医学。尝随泉州名医蔡宗玉（茗庄）学医，颇有心得。尝于京师治愈一偏瘫患者而誉满京师，后尝任内常救治疾病。后归里于嵩山井山草堂讲学。平生著述甚丰，其医学思想皆本自《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撰成《金匮要略浅注》、《金匮方歌括》、《伤寒论浅注》、《伤寒医诀串解》、《神农本草经读》。于仲景之学，他反对错简论，其治学严谨，力求以“深入浅出，返博为约”，“由浅入深，从简及繁”，致力于医学之通俗化，著有《医学三字经》、《医学实在易》等，为初学门径书，流传极广。其他著作尚有《灵素节要浅注》、《女科要旨》、《神农本草经读》、《时方歌括》、《十药神书注解》。后世将其医书合刊为《南雅堂医书全集》或称《陈修园医书十六种》；尚有《陈修园医书》二十一种、六十种、七十二种等等。其尊经崇古思想较深，对张景岳、李时珍等著名医家，均有激烈之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