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21年3月师友赠书录（三）韦力撰

《十二生肖中国年》，李零著

三联书店2020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此书大32开精装，全彩印刷，毛边本，制作方式乃是上毛下不毛，由责编曾诚先生所赠。李零先生在自序中说，2019年他71岁了，下一年就是他的本命年，他感慨人生有几个十二年，同时提到了孔子所言的“从心所欲”，他觉得到这个年龄时间不多了，就应当该吃该喝该干嘛干嘛，但他也承认在当今时代，70岁不算老，更何况孔子让子路回答他人问老师是什么样的人时，要这样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接下来李零以汉代今文经学家所擅长的自问自答方式，来讲述什么是十二生肖。他认为“生肖”一词出现得较晚，主要流行于宋以来，但十二属的叫法在南北朝就有了，而十二生肖的应用可以追溯到战国晚期。接下来他讲到了何为天干地支，以及十进制和十二进制的区别，并且谈到：“我们的手表，时针刻度是十二分，分针、秒针是六十分。李约瑟认为，钟表是中国的发明。”但是西方，尤其是欧洲，仍然在使用英制，比如十二个为一打，十二打为一罗，中国虽然没有采取这种计算方式，却有十二时辰，究竟谁借鉴了谁，我还是未能搞明白。

中国有很多动物，为什么单挑这十二种动物来做生肖呢？李零认为，历书乃是民间生活所需，民间候气知时，主要是靠观察动物的变化，这就是物候，所以十二生肖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关系更大，他把这十二种动物分为了三类：瑞兽、家畜和野生动物。十二生肖中只有龙属于天象，马牛羊鸡犬猪属于家畜，而猫跟人住在一起，十二生肖里没有猫，为什么没有，李零没说，但他点出其中也没有鱼。李零讲到除了汉族和汉地外，印度、楼兰等西域国家也有十二生肖，另外越南、老挝、泰国、朝鲜、日本等国家同样有十二生肖，只是印度佛经中把老虎换成了狮子，伊朗把虎换成豹、龙换成鲸。

几年前我买到过一件西夏刻本，上面有人形的十二生肖图，可惜缺了一个，成了十一生肖，当时我就好奇于十二生肖起于何时，这也是我对李零这部新作感兴趣的地方。

接下来他将十二生肖分为十二年，分别讲述每个生肖的相关问题，比如为什么十二生肖把鼠排在第一位。然后他又从属相谈到了鼠害，欧洲中世纪老鼠传染黑死病，杀死2500万欧洲人，而小白鼠又受尽酷刑，把一切献给医学，让人可怜。他谈到人们为了对付鼠，于是在家养猫，接着写道：“埃及王陵，猫是神（Bastet），死后随葬，做成木乃伊，享受国家领导待遇。我国的猫从哪儿来，什么时候来？一般认为，比较晚，早期抓老鼠的猫是狸猫，不是现在的家猫。

他还讲到了《猫和老鼠》动画片中的杰瑞，以及唐老鸭和米老鼠的形象深入人心，于是人们又熟悉了米奇。何以叫米老鼠，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李零告诉我们说，这是因为“米国的老鼠”，并且说这是日文表达。

接下来的一篇当然是谈到牛，书中讲到了牛对农民的重要性，以及犀牛不是牛，而后他谈到了俗语中的“吹牛拍马”，其实我很恶作剧地想看他如何解释“牛X”，可惜他没说。

因为我属龙，于是重点细看李零讲龙。他先谈到天有四象：苍龙、朱雀、白虎、玄武，以及古有四灵：龙、凤、龟、麟，这其中都有龙。同时他说龙是瑞兽，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符号，既然龙代表天，那么天子就是龙子，中国皇帝一向以龙子自居，俗称真龙天子：“如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人称祖龙，就是以龙为天子之象。刘邦是平民皇帝，没有贵族出身，怎么办？只好编个瞎话，假托刘累御龙的神话，说他妈刘媪（他是跟他妈的姓）被蛟龙上身，才有了他。”

但今人都没有见过龙，龙究竟是什么动物呢？人们会想到恐龙。李零说，有人称古人可能见过恐龙化石，因此创造出了龙的形象，但这种说法无法证实，因为恐龙虽然称霸于中生代，但在6600万年前就灭绝了，人们叫它“恐龙”，是日本人按汉语习惯翻译的，如果按西语，恐龙一词是“恐怖的蜥蜴”。但李零说，恐龙灭绝后，有四种动物保留至今，它们是鳄鱼、蜥蜴、蛇、龟鳖，所以龙应当是由这四种动物演变而来的。之后他对这四种动物进行了分析，基本认同动物学家的说法：龙的原型是鳄鱼。

对于其它的生肖，李零先生也是这样的阐述方式，既聊到本源，也谈到该动物与人的关系，还会讲述与之相关的问题，虽然说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然而它却能让读者了解到与之相关的方方面面，而书中所配的插图，均为不同时期与之相关的出土文物，可以让读者直观了解到古人眼中的十二生肖是什么模样。

《汉籍西传行记》，耿相新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10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书收录了耿相新先生的三篇长文：《欧藏中文文献散记》《汉籍英伦行记》和《〈三字经〉与西方传教士》。前两篇文章乃是耿先生到欧洲商谈出版事务的实况记录，均以时间为序，近似于日记体；后一篇则专论《三字经》在西方传播的原因。

从前两篇文中了解到耿先生工作态度的认真，他每次从中国飞往欧洲的途中，都会带着相应书籍进行阅读。《散记》一文谈的是他从2012年10月2日到11月11日之间，每天到哪个图书馆，在那里谈了什么事，看了什么书，为此他有怎样的感触等等。既然是前往欧洲，他在途中阅读之书都是与之有关联者，比如他在飞机上考虑天主教从明末以来对中国产生的深远影响，传教士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又给欧洲带回去了什么，为什么这座桥梁曾经坍塌过，是什么人要自毁坚固的基础，耿先生正是带着这些问题，踏上了欧洲。

此程的第一站是意大利的罗马，为此他想到了意大利籍的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龙华民等，同时也提到了卫匡国，卫匡国经历了中国的明清易代，后来返回罗马，他在返回途中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中国新地图志》。耿先生此次的目的就是前往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去调看这些史料，以此来探究这些耶稣会士的心路历程。而后他又到梵蒂冈图书馆去见馆长马西尼，因为大象出版社从2008年开始就与北京外语大学国际汉学研究中心商讨联合出版“梵蒂冈图书馆所藏中文文献”项目，而耿先生一行此次访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确定该项目的出版方式和合作方式。

会谈之余，耿先生参观了梵蒂冈图书馆，在那里看到了南怀仁的《坤與图说》，该书1672年刊刻于北京，这么多年来我在市场上从未见到，可见流传之稀。耿先生又在书中记载了他参观米兰昂布罗修图书馆以及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的情况，从这些记载可以了解到耿先生的着眼点，更多的是寻找值得合作出版的汉籍文献，这也正是他的敬业精神所在。

2014年6月，耿先生再次前往欧洲，此行的目的地集中在英国，他在漫长的旅途中读了两本书，一是英国人伟烈亚力的《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另一本是赵欣的《18世纪英国汉学研究》，在读完这两本书后，耿先生感慨说：“书籍是民族间了解和理解的桥梁。”而后他讲到了英国汉学研究可分为四个时期，同时提到17世纪末英国获取中国书籍和信息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从法国，二是从俄国，关于后者，乃是源于1689年中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此后欧洲商人通过俄国转寄物品与书籍。

耿先生提到，中文书籍规模性出口欧洲首功当推柏应理，此人将四百余册耶稣会士用中文写的著作带到了罗马天主教廷，至今这些书完整地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柏应理还出版了意大利籍耶稣会士殷铎泽等编著的《中国贤哲孔子》，另外他还编了《中华帝国年表》，同时用拉丁文节译了《大学》《中庸》和《论语》，尽管是节译本，但却有着开创意义，“意味着中国人的思想真正进入了英文世界”。

耿先生在介绍书籍史的同时，也会谈到他的旅行细节。比如他在爱丁堡时，到大象咖啡馆去品尝苏格兰传统餐，此馆最有名的人物应当是哈里·波特，因为罗琳就是在此咖啡馆创作了《哈里·波特与魔法石》，此为该书系的第一部。但耿先生观察到虽然哈里·波特响彻人间，但咖啡馆并没有让其成为主角，咖啡馆内的装饰画乃是各种大象图案，他仅在走道墙上找到了两张剪贴报纸，内容是对罗琳的采访。可见该咖啡馆有着更值得骄傲的地方。耿先生还注意到这个咖啡馆的布置其实很一般，“尤其是卫生间，更是平淡无奇，不时散发着异味。”在这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室内音乐和抽象派艺术，他觉得：“充满了神秘的喧嚣和灵魂净化的味道。”他认为这就是爱丁堡文化：“不以巨响而改变，不因平淡而无奇。”对于大象咖啡馆的宠辱不惊，这正是苏格兰文化让人敬畏之处。

关于《三字经》，耿相新提到此书被译成英文、俄文、法文等多种文字，他在基督教传教士著书目录中，就发现不同人所译的《三字经》版本多达26种，为什么外国人这么热衷于翻译中国这部被视为“蒙书”的书呢？耿先生的解读是：“《三字经》自问世以来，在中国始终是童蒙读物，但在西方人眼中，这本书却承载着更多的文化内涵，它被视为中国的'小型百科全书’'儿童百科全书’。”

文中谈到《三字经》最早的西文译本诞生于明万历十年，译者就是罗明坚，他是用拉丁文翻译的，但是他的译本当时并未正式出版，而拉丁文《三字经》的第二个译本则是1869年由湖北潜江人郭栋臣翻译的，此书出版于那不勒斯。1812年，马礼逊用英文翻译的《三字经》出版于伦敦。而后耿先生又谈到了俄文《三字经》的来由：康熙二十八年，中俄签署了《尼布楚条约》，康熙五十四年，彼得大帝派遣第一批东正教宗教使团到达北京，雍正七年又派来了第二批使团，此行中有一位叫罗索欣的人，他在北京国子监学习汉语、满语，后来用俄文翻译了《三字经》。

此外，耿先生还讲到了德文《三字经》的来源等等，之后分析了为什么耶稣会士们要翻译此书，他认为无论耶稣会士还是新教传教士，他们到达中国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识字，而三字经不但可以用于识字，同时从中可以了解中华历史。耿先生在书中详细地讲述了《三字经》的翻译史和出版史，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视角。其实，《三字经》类的书因为被视为童蒙读物，少有人藏书者重视，记得十多年前，徐雁先生问我藏有多少种 《三字经》版本，我告诉他一种也没有，今日读到耿相新的这部专著，方让我意识到，这些年来对《三字经》的轻视，是一种没有眼界的表现。

《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萧易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１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该书乃是书籍装帧者徐俊霞老师所赠，标准32开，仿皮软精装，全彩印刷，书脊锁线装，有数幅对开拉页，这种设计方式既能增加阅读的舒适感，又能充分展示图片之美。本书的内容乃是四川境内的19次考古发现，作者以时间为序，从先秦一直讲到了清代，排在最前面的是宝墩遗址，作者还给每个遗址以点睛式的副题，本篇则为“改写中国文明版图的史前古城”。

本书的撰写方式乃是每篇文章先谈考古前的原貌，之后讲到发现过程，接着提及考古过程中所发现的重要文物以及重要成果，同时进行横向比较，以此说明该遗址的重要价值。比如宝墩遗址一篇，首先讲到新津县的宝墩村距成都40公里，这一带是一马平川的旷野，然而却有一道高两三米、宽二十余米的土梗子，按照当地传说，古代有一条金龙和一匹天马在天空中嬉戏，突然两个瑞兽栽到本村，于是形成了龙脊。

这道龙脊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引起了文物部门的关注，1953年有位专家在土梗子上发现了汉砖陶片，于是断其为战国到汉代的古城墙。1984年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在土梗子上找到几座汉代砖室墓，两年后，成都平原的另一端发现了三星堆祭祀坑，于是有人将这个发现与宝墩遗址联系了起来。1995年，考古队再次来到该村对土梗子开挖，这次探查将年代提前了2000年之久，它大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也就是龙山文化时期就已经形成了。

经过这次探查，人们发现宝墩古城分内外两层，专家推测说，是因为内城人口膨胀而拓展了外城，于是作者说：“宝墩古城内城与外城的城市格局，是迄今世界最早的城市规划，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经过测算，宝墩外城周长近6200米，面积达到276万平方米，是中国第四大史前古城，建造这么大的内外城，于今天而言也是庞大的工程，于是专家对古城的人力、政权等有了全新的解读：“在新石器时代，人人平等的氏族公社制度已走到了心头，贫富分化促使阶级出现，王权逐渐掌握到少数人手中，城墙就是权力与秩序的象征。”

而后作者提到了其他几个史前文明，随着考古发现，四川出现了多个重要文化遗址，于是人们开始脱离中原中心说的束缚，文明起源有了多元说。虽然宝墩遗址有这么大的重要性，它却没有出土精美的文物，于是作者分析，根据以往的经验，精美的陪葬品往往见于高规格的墓葬中，而宝墩发现的是城墙及殿堂遗址，至今还没有发现重要墓葬，所以他说：“在宝墩村的某个角落，一定藏着宝墩王者的长眠之所。”这句话为喜爱文物之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对于四川的考古发现，最令世人吃惊的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我也看过不少相应的报道，人们对于那奇特的青铜面具展开了突破想象力的猜测，得到本书时，其实我最想看一篇，就是作者怎么解读三星堆。萧易将其排在了此书的第二篇，起的题目是“纵目之神”，而后讲到了1986年夏天的某个黄昏，砖场的挖掘机意外发现了宝藏，这是两个埋藏着大量精美文物的祭祀坑，其中最受人关注的就是那个纵目大面具，这个青铜人最特别之处，乃是圆柱状向前伸出的眼睛，很多人将其视为外星人的形象。

但是萧易却以成语“蜀犬吠日”来作相应解读。他说成都平原上的狗很少看到太阳，一旦太阳露脸它们就感到奇特，于是狗就想咬这个怪物。接下来萧易说，这正说明成都平原自古多雾，因为这一带是盆地，风难以吹散雾气，人们在雾中很难看到远一点的东西，想要看清远处之物，就需要瞪起眼睛，所以超乎寻常的远望能力乃是人们的期待。所以作者称这个面具：“可能代表着三星堆人对眼睛的崇拜”。这样的猜测也有一定的根据，比如《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从“其目纵”，他故去后，人们称他的墓叫“纵目人冢”。作者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发挥，讲到“蜀”字的甲骨文就是眼睛突出的形象。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青铜器，但那毕竟是青铜器，人们认为更为珍贵的应当是金器，三星堆出土却很少，于是作者接下来讲到了金沙遗址。2001年2月，一家房地产公司在成都摸底河南岸开挖下水管道时，挖出了大量破碎的象牙和玉器，而后发现了上千根巨大的象牙，另外还有金面具、金箔等，于是金沙遗址入选了2001年十大考古发现。这次的金器发现中最具名气的一件，就是太阳神鸟金箔，这件金箔的图案已然有了抽象思维的萌芽，按照正统解读，它表现了古蜀先民天人合一的思想，而今它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很多遗产碑都在左上角显现其靓影，但少有人留意它跟金沙遗址的关系。

作者又在这篇文章中重点讲到了为什么金沙遗址会出土那么多象牙，经鉴定这些象牙均为亚洲象，但今天四川盆地并不产象，于是有人猜测这些象牙是从域外运来的。可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运输如此数量巨大的象牙将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于是作者又谈到了《吕氏春秋》上说的：“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意思是说，商朝人曾经驾驭着大象与东夷部落作战，说不定在远古时期，成都平原也有象，但是象群早已离去，作者说古人产生了想念，于是有了“想象”这个词。这都是很有趣的联想，也正是本书可读性强的原因所在。

《陕西辛亥革命后裔口述史》，马正，张和平编著

三秦出版社2020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此书为编辑白磊先生所赠。我与白先生的相识颇具偶然性，三年前我到成都去采访缥缃书局，采访完毕后店主冉大先生带我去吃当地麻辣汤网红店，这个店的所有食品都是蘸着香油食用，其油腻状况令我咋舌。饭后冉大告诉我说，他与附近的一家民宿进行结合，在民宿放了几架子旧书，冉大提出带我去那里喝茶解腻，我晚上不敢喝茶，却又好奇于旧书与民宿的结合，于是跟他前往此处。

那个民宿果然隐蔽，处在一座大楼的顶层，前往此店的路一直转来转去，一路没有任何指示牌，走到门口也无标识，冉大解释说这是口碑店，专门接待熟客。前些年有位朋友带我到北京前门附近某条胡同内的一家饭店，那个饭店的情况也是如此，从外观看过去就是一处普通民宅，按响门铃，主人开门问明情况方准入内，饭店里仅一张餐桌，只接受预定，并且每天只做一桌。这种玩法颇具神秘感，我不清楚成都这家民宿的经营者是否也是这种心理。但我在前厅确实看到了几位客人，他们随意地坐在沙发或露台上，翻阅着缥缃书局放在这里的书。人们的说话声都很小，让我体会到了万丈红尘不侵的安全感。

正在此时，有人带朋友走了进来，此人看上去很年轻，却与冉大很熟络，寒暄过后，冉大把他拉到我跟前，介绍我们认识，由此而知道这是西安爱书人白磊。此后在微信圈中看到白磊发的一些信息，感觉他对秦中文献很熟悉，且谙熟于民国史，今日赐下此书方使我了解到，他还参与了陕西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组织的口述史研究。本书乃小16开平装，黑白印刷，书内收录了两位作者对20多位辛亥革命后裔的采访，每篇采访文都会列出时间、地点、采访人和口述者，以及口述者的身份介绍。所有采访都以问答的形式呈现，从采访名录可看到，书中谈到的人物大多是政治家和军事家，而我熟知的文化人仅几位，其中最感兴趣的一位乃是张钫，因为他是“千唐志斋”的主人。

这篇采访的口述者乃是张钫之孙张桓，张桓现居台湾，马正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予以采访。张桓首先讲到了其祖父的生平，比如张钫于1904年考入陕西武备学堂，后来保送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在此期间秘密加入同盟会，后来进行武装起义，之后一路做到了河南省代理主席，1940年晋升陆军上将，1949年后移居北京，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张钫在陕西期间重视教育，他曾开办过小学，又搞过多个实业，虽然是军人，他却热爱文化。1921年张钫父亲去世，他从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的位置上卸任回家守制，当时有位手下向张钫讲述北邙山很多墓葬被损毁的情况，张钫也看到不少古墓志废弃在田野中，于是他让属下在洛阳广为搜集。张钫与于右任为莫逆之交，两人商定如果得到北朝墓志就归于右任所有，将其运到陕西三原，如果得到唐代墓志，就全部归张钫。张钫将所得墓志运回河南新安县铁门镇，而后将这些墓志嵌在特制的青砖窑室内，因为总计搜集到了一千余方，所以他将藏碑处命名为“千唐志斋”，并请章太炎书写了堂号。而今这里已经成为了著名的开放景点，虽然我神往多年，却至今还没有到现场看过，今日读到这篇采访文中的描绘，又勾起了我前往一看的欲望。

本书中另一位熟悉之人是于右任，口述者是于右任的侄孙女于媛。此文有趣之处乃是讲到了于右任的私生活，反而完全没有提到于右任在书法上的成就，比如文中有这样一个段落：

大爷是个很有魅力的人。有回，居然有名妇人找上门来对他说：“你不是主张恋爱自由嘛，今儿就看上您了。”大爷笑着说道：“那也得双方都愿意啊！我家里有位好老伴，可是离不了的。”然而，大爷为了工作居无定所，他从不管家事，生活需人照顾。于是在征得大婆同意后，大爷续娶了陈氏、原氏两位夫人。陈原两位夫人在香港同居一宅，比较亲密。大婆偶尔也会去看望她们。陈氏在生下４个子女（次子于彭以及绵绵、想想和无名3个女儿）后逝世。1934年前后，原氏别恋，大爷挽留无效，便道“好，我老了，她能及时嫁人，免得将来无所照顾。”原氏离家时年40岁，比大爷要小十几岁。

书中提到了于右任的最后一位夫人沈建华，之后讲到了沈建华的身世，以及沈建华后来的改嫁。沈建华在1939年于重庆生下一子，对于此子以后的情况，于媛的讲述是：

1949年，大爷于右任从重庆登机离开大陆，客居台北至去世。沈建华年纪尚轻，不愿空守余生。她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表明了自己想改嫁的想法，称其子于中令已经10余岁，不便跟随自己，请求将他送到台北与于右任团聚。周恩来于是通过大爷于右任的好友、香港民主人士吴季玉，将于中令送到了大爷身边。从教他读书到送出国留学，大爷一直尽心尽责。

故沈建华如愿嫁给了一名普通工人，至今健在，寓居上海。

历史竟然如此有趣，而口述者又均为传主的后裔，他们的所谈包含着诸多的情感，但也能讲到不为人知的细节，也许这就是口述史的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