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酒量：其酒量几何？酒品如何？

鲁迅的作品中，“酒”实在是重要的元素之一。但他的酒量有多大，这几成一个谜。鲁迅日记里常见他到与朋友宴饮的记录，由此可知：一、鲁迅是理性的饮酒者，少豪饮，以适度为宜；二、鲁迅喝酒，多为怡情，少作发泄，享受是其要义。

鲁迅的酒量

文：菜馍双全

鲁迅的作品中，“酒”实在是重要的元素之一。正因了酒精的作用，他笔下的人物立马活灵活现起来。

即便阿Q这般贫穷的落魄人物，亦是常常需要饮些酒的，因此，与之有关的话题和行为，也常在酒店里展开。而形容枯槁的孔乙己的首次出场，索性直接安排在咸亨酒店中：“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迂腐之态，跃然纸上。而近乎写实性质的小说《在酒楼上》，从头到尾，整个故事的发生与展开，都是在酒楼上，酒一入愁肠，便成了倾诉情感的最佳道具。

■  《孔乙己》连环画，方增先/绘

酒于鲁迅，亦是成长中深刻的记忆。或者说，他的每一滴血液、每个毛孔里，都有酒的分子存在。

鲁迅的家乡绍兴，乃是著名的绍兴老酒的产地，乡邻街坊几乎家家可以自行酿制，于这样的氤氲香气里成长，与酒的接触必不会少。可以想见的情景是，在鲁迅的少年时代，或者是悠闲的时节，或者是年夜的饭桌上，父亲或其他男性长辈，鼓励迅哥儿与他们喝一杯——这是制造其乐融融的欢庆气氛的重要手段之一。

鲁迅的父亲好酒，酒量极大，无人对饮时，叫上大儿子与自己饮上一杯亦在情理中。

种种迹象表明，鲁迅的酒量也着实不一般。但他的酒量到底有多大？快成了一个谜。

许广平的回忆称，鲁迅“绝不多饮”，但未交代酒量大小：“人们对于他的饮酒，因为绍兴人，有些论敌甚至画出很大的酒坛旁边就是他。其实他并不至于像刘伶一样，如果有职务要做，他第一个守时刻，绝不多饮的。他的尊人很爱吃酒，吃后时常会发酒脾气，这个印象给他很深刻，所以饮到差不多的时候，他自己就紧缩起来，无论如何劝进是无效的。但是在不高兴的时候，也会放任多饮些。”

曹聚仁的回忆，则显得糊涂：“我和鲁迅同过许多回酒席，他也曾在我家中喝过酒，我知道他会喝酒；他的酒量究竟多少，我可不十分清楚。”他因此揣测，鲁迅小说《在酒楼上》的描述，便是鲁迅自己的酒量：“'一斤绍酒，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而好友范爱农要比鲁迅能喝一些，要两斤多。”

■   《在酒楼上》  收录在鲁迅小说集《彷徨》中

鲁迅日记里，也常见到与朋友宴饮的记录，他和郁达夫、许寿裳、萧红、萧军、林语堂、李小峰等人，都曾一起饮过酒。从这些人的文字来看，几乎无人认真留意过鲁迅的酒量，这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鲁迅是理性的饮酒者，很少酗酒，少豪饮，以适度为宜，基本不多喝；二、鲁迅喝酒，多为怡情，少作发泄，享受是其要义。

当年鲁迅独身一人来京，到教育部做无聊乏味的公务员。他最先寄居于冷僻清静的绍兴会馆，人地两生，不免常被孤独侵袭，又不开伙做饭，大多时候自个儿在附近的餐馆里解决，因此，寄情于酒，喝上几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到后来，情况渐次好转，身边有了三五好友，常在一起把酒言欢，与住处绍兴会馆毗邻的广和居自然成为他们常去的酒馆，广和居主营鲁菜，菜品未必对他的口味，但因为近，也算一件省心的事了。

教育部同事齐寿山对鲁迅崇拜有加，鲁迅也喜欢他的脾性，二人性格相投，一见如故，常于公事之余，神侃天下，尽得妙语，十分相得。因此，鲁迅在日记中夸张地记载“晨头疼，与齐寿山闲话良久始愈”，好的朋友如一剂良药，友谊之融洽可见一斑。

因此，鲁迅日记里，便常可以读到二人一起喝酒的记录。试举两例，1915年9月10日晚，鲁迅应邀去齐家吃蟹，席间痛饮，深夜才归，但并不见有喝醉的提法；1925年8月14日教育部下令免去鲁迅职务，三天后“晚往公园，寿山招饮也”，鲁迅猝然遭难，受到当局打击，朋友仗义置酒为之去惊，可见其用心良苦。

在北京的酒友中，除去齐寿山外，还有三位也着实亲密，一是许寿裳，一是沈兼士，一是钱稻孙。许氏是鲁迅的绍兴同乡，留日同学，终生挚友，曾参与鲁迅人生的许多重大转折；沈氏系北大国文系教授，小说家；钱氏则是鲁迅的教育部同事，翻译家。

酒要和好友一起喝，饭也要好友一起吃，鲁迅虽则理性，但也是性情中人，痛饮之时，并无忌惮，放开而为之。但大多时候，他还是相当理性，细饮慢品，在友情的包围中，体味酒之妙处。酒在此时，真有为友情加温、为聊天助兴之功效。

因此，若要较真，探究起鲁迅真正的酒量，还真是难说清楚。即使身边亲友的记录，也未必见得确切，因为各人凭了记忆去验证，却恰是未见另外场合下之鲁迅。

一般的说法，大都认为鲁迅酒量有限，不胜酒力——但这种说法未必靠得住。

他的亲密酒友沈兼士的话就推翻过这个论断：“酒，他不但嗜喝，而且酒量很大，天天要喝，起初喝啤酒，总是几瓶几瓶的喝，以后又觉得喝啤酒不过瘾，'白干’'绍兴’也都喝起来。”

许钦文的回忆也支持沈氏的说法：“他的喝酒实在也有点凶，且不说在酒的本身上面；有一回，他把酒拿到老虎尾巴里喝（老虎尾巴是指鲁迅的住处，笔者注），下酒的是小小的一碟炸馄饨，他把胡椒粉接连加了三次。”又说，鲁迅常叫人“买十个铜子的白干”，十个铜子，在当时差不多买一斤左右便宜的白干，这酒量可谓不小，当然，他也未必一次给喝完。

其实，凡爱喝几口的人都明白，饮酒这事，跟天时地利人和有关系，在什么地方喝，在什么时间喝，和什么人喝，都很重要，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一杯两杯可以醉，一瓶两瓶却也可以清醒如初。同一个人，不同年纪，酒量也有很大差异，所以酒量大小这件事无法一概而论。

酒桌上的交往是鲁迅与人交往的重要方式，许多的文人和朋友，便是在这酒席之上相识并相知的，但也是这酒桌，令他与人产生罅隙和矛盾。

唐弢在《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在酒桌上，鲁迅批评林语堂，说他“每个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很不幽默的事”，这隐隐让林语堂不快。终于，又一次酒桌上，因相互间久存的误解，俩人大吵一架，自此双方隔阂甚多，终成陌路，不再联系。

鲁迅向来是酒桌上的中心人物，他对于任何事，本就有自己鲜明的主张，因酒精的刺激，则这主张更显精辟。与知心的朋友一起喝酒，他向来是谈笑风生，逗人发笑，根本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严肃。

鲁迅饮酒的次数甚多，据萧振鸣《鲁迅与他的北京》统计，鲁迅日记中仅与广和居相关的宴饮记录就有六十四次，其中不乏“甚醉”“颇醉”“小醉”。如此一想，鲁迅只在北京一地参加过的酒局就颇为可观了。

■   《鲁迅与他的北京》，萧振鸣/著

好在鲁迅有一点，对自己酒量有比较科学和正确的认识，到一定程度，别人再怎么劝酒，他是决不再喝了。

鲁迅自认并不嗜酒，这一点他曾多次强调。

1925年，他在文章中交代：“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地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减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正如还要翻翻中国书一样。但是和青年谈起饮食来，我总说：你不要喝酒。听的人虽然知道我曾经纵酒，而都明白我的意思。”

1926年，时在厦大教书的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里说：“酒是自己不想喝，我在北京，太高兴和太愤懑时就喝酒，这里虽然仍不免有小刺戟，然而不至于'太’，所以可以无须喝了，况且我本来没有瘾。”

可以看出，对酒，鲁迅基本没有特别大的瘾，虽一度“曾经纵酒”，情绪起伏时、“太高兴和太愤懑时”喜欢来点，但基本是点到为止。

我的结论是，鲁迅的酒量比一般人大不少，也能喝、会喝，但他大多时候适可而止，酒品不错。

《鲁迅：大先生，小日子》

菜馍双全/著

作家出版社

2021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