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有余地
本文导读：
《觉醒年代》这部剧，就把蔡元培这份善于留余地的智者风范给演活了。
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艺术再现了北京大学在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作用，也塑造了一批享誉海内外文化巨匠思想先锋的群体形象。在这些形象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当属蔡元培，那位大胆招揽人才、无私提携后辈、眼光独到深远的北大校长。
按照一般逻辑，在北洋政府风雨飘摇、社会人心思变的动荡年代，能带领国立北京大学“开风气之先”，倡导思想解放社会进步的领头羊，一定是位意志坚强、一呼百应、颇具领袖风范的“伟光正”形象，否则既不能服众，也难以顶住压力。但是，剧中的蔡元培却出乎意料，一副沉稳多思、宁静致远的知识分子模样。
在细细品评剧情之后，我方才明白过来，能做成大事的人，未必是舍我其谁摧枯拉朽的猛将，更未必是虚张声势狐假虎威的能人，却必须是一位胸中有雅量、深谙凡事必留有余地妙处的智者。《觉醒年代》这部剧，就把蔡元培这份善于留余地的智者风范给演活了。
那么，什么是留有余地，什么又是留有余地的妙处呢？我认为不妨就以《觉醒年代》中蔡公的表现作为范例，和诸位朋友共同品评一番。
第一，是凡事不急于表态。剧中蔡元培受大总统黎元洪电邀，从南方赶赴北京民国教育部。得知自己被推荐担任北大校长后，他微笑不语，既不反对也不满口应允，只说自己需要考虑思量。其实他早有心思改革高等教育，顾虑的却是将来办事多有掣肘，成为北洋军阀的牵线木偶，所以才留有余地暂不表态。
在得到自己的好友、北洋高官汪大燮的一番出谋划策后，他如法炮制，将自己打算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抢先亮出来，把抉择的难题重新抛给北洋政府，在对方被迫全盘接受后，立刻表明立场同意接受任命。
另一件事则是他聘任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作为《新青年》杂志的忠实读者，蔡元培深知陈独秀倡导“新文化运动”主张“砸烂孔家店”就意味着要与旧学决裂开战。但他为谋求陈独秀极其新派学者壮大北大师资力量，同样微笑不语不谈分歧。待陈独秀到校上任，他再提出自己深思熟虑、调和冲突的新主张，即新旧文学观点都要有展示舞台，不妨“兼收并蓄”。如此，北大才不至于成为一派主导的舞台，形成了学术争论、百家争鸣的特色。
这个“微笑不语、暂不表态”，就是做事留有余地的第一要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乐好恶，观点和观点之后的做法自然不同，一旦观点向左，必定激化矛盾。蔡元培的高妙之处就是事先隐藏自己的观点，先探寻对方的观点，随后暗暗进行调和疏导，拿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方案来。这种方法既为双方留下了退让商量的空间，也为双方留下了面子。这个做法，实质上就是我们熟知的“求大同、存小异”和“引而不发”。
我以前一直认为持这种处事态度的人就是“老油条”“老滑头”，毫无原则立场，但现在看来，能如此行事，首先要有强大的心智，否则不能守住自己的立场，其次要有谦和的外表，否则不能取得对方的谅解认同。能钢铁其心智、柔软其外表，才算有了做事做成事的基础。
第二，学术争论点到为止，人身攻击适可而止。因为带领北大搞教学改革，尤其是容许“新文化运动”以北大为基地蓬勃发展愈演愈烈，身为校长的蔡元培自然成为众矢之的，承受了诸如总统训示、政府压迫、舆论攻击等等巨大压力。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保持了头脑清醒，坚持把学术争论与人身攻击分开，“上帝的归上帝，国王的归国王”，条分缕析，有礼有节，把斗争控制在留有转圜余地的可控范围。
比如当著名翻译家林纾不忿于“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儒学的攻击，愤然写信控诉北大校方纵容异端时，蔡元培就将之定性为一场学术争论，不仅制止大家口诛笔伐的冲动，还冷静修书回信，慷慨邀请林纾也来北大讲学，堵住悠悠之口。但当林纾成为旧文化势力尤其是封建卫道士的代言人，以笔下文言小说《妖梦》中的人物“蔡大龟”对他进行谩骂嘲讽之后，他意识到这场争斗已经上级为有预谋的抹黑和迫害，自然回击力度加强，默许教授们以各种平台展现主张。即便如此，他依旧留有余地，没有允许大家指名道姓地回击林老爷子，保存了对方的颜面。
再比如北大施行改革，以不胜任教学为由依规解聘了英国教授科德莱。没想到恼羞成怒的科德莱居然向英国首相写信请外交部出面，把一桩学术公案升级为外交纠纷。虽然蔡元培体会到国格人格受辱激愤不已，依旧没有大张旗鼓愤怒反击，而是依照程序按照国际惯例组建教授团，用公众可以接受的方式与之周旋谈判，通过教授团老中青搭配、学贯中西的科学组合极力封堵洋人寻衅滋事的可能，最终把这件事消弭于无形。
通过这两则事例，我们可以看到剧中的蔡元培把身处旋涡的斗争艺术发挥到了极致，那就是首先把面临的争执定性，分清主次把握要点，然后有一说一按规则道义处置，在处置过程中始终留有余地。既不会方寸大乱情绪失控，也不会咄咄逼人搞零和博弈。能让对手心服口服的的斗争，才是最讲技巧最能服众的斗争。
第三，是讲究灵活性。古往今来想做成一件事没有哪一件是容易的，表现出来就是阻力重重麻烦多多。而剧中的蔡元培在解决麻烦克服阻力方面，正是一位尽情施展留有余地妙招的好手。
比如在为北大延揽人才方面，一方面陈独秀从“新文化运动”角度考虑，不拘一格不看学历积极招纳了大量文科师资力量。这其中就有仅具备中学学历的刘半农等人，也有留日归来没有大学学历的李大钊等人。按照北洋政府的规定，不具备高等学历是不足以成为大学教授的，但蔡元培对此展现了巧妙的思路。他没有为这些人才抱不平，把关于学历的问题搞得沸沸扬扬，而是对每个人区别对待，有的在教育部备案，有的在学校备案，还有的干脆先安排聘为预科教授，这样一来人人都有了稳定收入和教职身份，人人得以大展宏图。
又比如在“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北大作为运动策源地受到北洋政府高压威逼的困境中，蔡元培经过深思熟虑，采取了留下一张“杀君马者道旁儿”的字条不辞而别的举动。他的字条暗指自己的出走系由军阀政客威逼所致，让全国舆论从此盯紧了急于从危机中脱身的北洋政府；同时他的出走也让自己成为舆论的视线焦点，从而转移了北洋政府对领导学生运动的陈独秀、李大钊等教授的注意，降低了他们和学生们的危险。
以前我一直认为，想做成事就要始终心智弥坚、矢志不渝，纵然碰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方为英雄本色。如今看到剧中蔡元培这一系列“操作”，方才感悟，做事不仅需要勇气胆量，恐怕也离不开智慧和圆滑。而这其中，把握事件发展脉络、讲究灵活的办事策略，方才能为自己留下闪转腾挪的余地和后手，为下一阶段逆袭奠定先声。
依我看，《觉醒年代》中蔡元培屡屡为自己甚至为对手留有余地，就是传统中国文化智慧在其言行中的延续。讲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东方思维，与讲求“己所欲施与人”的西方理念之间，虽仅仅两字之差，却显出胸怀境界的卓然不同。就像中国书画讲究留白一样，做事留有余地，不单具有一种微妙的视觉之美，更散发出人格品质的独特魅力。此等智者之风，我辈岂能漠视不屑？
END
小编其人
小皮流流（另一网名：皮皮中尉）：现为某主流媒体主任编辑，“天涯文学”签约作家，“360个人图书馆”原创达人；在本职中品味业务骨干的充实，在读书写作中聆听先哲的教诲，在陪伴妻子女儿的过程中体会最纯真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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