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演讲】吕宾 | 用影像激活乡情
当影像不再只是简单地围着导演和创作的角度,而是更多去倾听社区的声音;当一个影像不简单只说我拍这个片子要去外面获奖参加电影节,而是考虑到当地人的反馈;当影像不再只是简单的文化消费品,而是能够考虑到它是一个档案资料,甚至它是一个社区自我教育的工具,那它最后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为社区利益服务的社区影像。
吕宾 乡村之眼公益影像行动计划创始人
用影像激活的乡情
我叫吕宾,来自云南昆明。我从2000年就入行,主要从事乡村社区的发展工作,我先给大家看一小段以前的一个作品。
说起乡村的发展,有一个理论叫参与式发展,就是希望把村民作为发展的目标群体,把他们加入到这个发展的规划和决策当中,在这个概念里有一套方法和理论。我们原来还有一个类似这种参与式的绘画,刚才那个动画片是我和哈尼族一个叫妹兰的青年,我们俩在2001年时合作完成的。
当时我们在调研哈尼族阿卡这个支系的传统节日的一个专项,因为对外界来说,哈尼族的这个传统节日就只有一个新年节叫嘎汤帕。实际上这个绘画,这个翻实的画,我们通过老人的回忆和记录更多地讨论得知,他们有七个传统节日,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只保留了一个。参与式绘画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一群老人或者一群对传统文化了解的人坐在一起,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说,有一个人把这些东西画下来,大家讨论这种画的方法对不对。在这些乡村里,我们和妹兰一起做这个影像工作。这是我们工作的现场,所有的动画、绘制,还有配音剪辑讨论都是在乡村里完成的。
影像记录不单纯是拍摄者的视角
后来我们俩还合作一起拍纪录片。其中拍到一个镜头,是一对新人结婚。结婚前去杀猪,把猪从猪圈里拖出来,那个镜头足足有五分钟,按纪录片的剪辑方式我认为十秒足够。
后来他就耐心地给我解释说,如果这个片子要在我们阿卡人的村寨放的话,这个五分钟的镜头你必须完整地保留。听一些老人说为什么要保留,新人结婚前,老人在屋子里听着外面的年轻人捉猪时猪叫的声音,他们会有一个仪式来判断这对新人是生男孩还是生女孩。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去纠结这个仪式所谓的科学性,但他们的传统文化就是这样。这个事情也让我反思,影像和纪录片这样的创作,除了有一个拍摄者的视角以外,它还有社区的视角。因为社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城市的观众有不同的文化阅历。我们在做这些乡村影像社区工作的时候,不能单纯地只是用一个城市的背景和视角。
2007年我发起了“乡村之眼”的影像培训班,就是要教西部乡村的这些村民,通过影像的方式记录他们文化和自然的变迁。
这么充满力量的一个影像片段,来自四川雅安市宝兴县的一个藏族的女性拍摄者。
对于乡村拍摄的活,像这种抛头露面的事情大部分是男性来做。所以,乡村影像大部分拍摄者也是男性,彭晓莉属于比较少有的女性拍摄者。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大部分的藏族女性主要的分工是家务活和农活,她没有机会在公开的场合抛头露面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这个对于她来说也是第一次拿起摄影机,拍摄的作品完整地记录了嘉绒藏族剪牛毛的牧场重要的仪式。
这个剪牛毛的仪式是嘉绒藏族男人的成人礼,一个男孩能够成功地把一头牦牛扳倒,说明他真的变成一个男人了,这就是他们的成人礼。但是随着牧场的很多技术条件的改善,他们也修了很多架子,把牦牛赶上去就能方便地剪了。这个仪式在彭晓莉的镜头里就成为了最后的影像记录。彭晓莉在这个过程中也非常自豪,她做这些事得到了村庄的认可。
后来她和她老公还开了一个藏家乐,她觉得藏族有丰富的传统文化,来这里游客不应该只是吃吃喝喝,甚至说浮光掠影地看个表演,她希望游客能够深度参与并体验他们的传统生活。这是他们对城市里的孩子进行的一个当地植物认知的教育。
通过这样一些活动,彭晓莉自己也慢慢提升了自信,她跟我们说,传统的消失不怕,只要我们的传统精神在、我们的村庄在,我们就可以再创造新的传统。
这是广西南丹县,是广西和贵州交界处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族群,他们叫白裤瑶。这是瑶族的一个支系,这个族群可能是现在国内保持传统文化系统最完整的族群,他们还保留着完整的祭祀和葬礼的仪式,还有服饰这些系统。
把自己拍摄的乡村影像拿到乡村去放映
2013年我们认识了白裤瑶这个群体里的一些年轻人,之前他们在广西博物馆的支持下,从2011年开始拍一些作品,在广西的纪录片电影展上获了一些奖项。持续几年以后,随着这些年轻人热情的消退,好像也找不到什么方向,社区的人对这个东西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2015年,我们和他们合作,看他们的作品一起来分析,觉得虽然有一些年轻人的表达,但是还比较肤浅。他们的很多作品并没有拿回村寨里放映,所以,村寨和他们的关系也是疏远的。我们刚开始合作的时候,我告诉他们先不要着急创作,我们好好地来想一想我们的影像如何为社区服务,大家开始先做一些村寨的放映。
我让他们帮村寨里拍一些肖像照、集体照,当天马上洗好送回社区里,拍的片子也马上拿回到村寨里去放映。慢慢地,这些年轻人也在重新融入到社区。
2017年,我们共同策划并争取到了国家文化部支持的一个项目,叫“百部史诗工程”。它是从国家战略层面,对整个中国所有即将消亡的民族史诗的影像记录,这就是为一个民族来修志的过程。
白裤瑶这个族群是第一个真正由村民自己来为自己的历史修志的一个案例。
现在他们不是简单地为了完成这个项目,他们找到歌诗这个群体以后,他们还觉得这个文化要传承,要把引路歌里面的古语,相当我们的文言文,想办法翻译成他们的白话,这样年轻人才听得懂,于是就做一个像引路歌这样的古歌谣的影像教程,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学习。我们坚持的一个核心理念就叫社区影像,就是为社区的利益服务。
当我们社区的影像不再只是简单地围着导演和创作的角度,而是更多去倾听社区的声音;当一个社区的影像不简单只说我拍这个片子要去外面获奖,参加电影节而是考虑到当地人的反馈;当我们的影像不再只是简单的文化消费品,而是能够考虑到它是一个档案资料,甚至它是一个社区自我教育的工具。那它最后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为社区利益服务的社区影像。
我们又跟随镜头来到一个青海的牧区。这是牧民兰则,他给大家带来一个作品叫《牛粪》。
这部片子在老阿妈的点拨下道出了它最核心的东西,老阿妈告诉孩子说,牛粪不是脏的东西,在藏语里面牛粪是一个词,马粪是一个词,羊粪是一个词。牛粪这个词里是真的没有脏的概念,最后可以看出来藏族人不需要任何外来的物质也不需要太多技术,这是让这个民族能够在草原上几千年,在不破坏大自然的情况下能够延续下来。
兰则现在还在不断地拍摄他整个的成长的历程,我们也在不断地反思和总结。我们不能教兰则怎样拍牛粪,因为我们不懂牛粪。我们仅仅是教会他们用影像怎样记录我们的文化,那谁能教他拍牛粪呢,谁能教村民来拍他们自己的选题呢?
我们认为生活是最好的老师。所以,我们培训他们,让每一个村民每一个牧民去拍和他们身份阅历甚至和他们自己利益相关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的选题才可能让他持续地记录,因为这个和他有相关性。
兰则在拍了牛粪以后又拍了一个选题叫《鼠兔》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国家在推毒杀鼠兔的工程,大面积地用毒药来毒杀鼠兔,认为鼠兔是跟老鼠一样的有害的东西必须要杀死,但是没有意识到其实鼠兔在草原上是32个物种的食物来源。鼠兔被毒死,32个物种随之也被毒死,整个草原生态系统就崩溃了,但是鼠兔的耐药性和繁殖能力非常强,它在短时间内马上可以恢复起来,所以对草原产生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毒杀鼠兔到2015年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毒杀鼠兔带来对草原的保护行动,反而现在的草原更加退化了。兰则在拍《鼠兔》这个片子,集中地反映了这个专题,因为他关心草原。草原退化了以后牧民就没法生存,牧民没法生存我们就不要去谈什么文化了。
片子出来了以后,我们希望把他的片子做一个完整的作品化的处理,还是要跟外界有一个交流和互动,这样是有助于他作为一个拍摄者的成就感。当然,参加电影节不是我们的目标,只是我们的一个手段,最终我们是希望他有成就感了以后能够回去带动更多的人,拿起摄像机记录自己家乡的文化。
他现在是年保玉则的一个领导者,那个小组还有八个牧民还在持续做记录,今年我们马上要开始下一轮新的剪辑培训班。
社区的问题,乡村的问题永远是复杂的,当我们面临像草原退化这样复杂的社会问题的时候,不可能只听一方的声音。从社区的视角也是一样的,它需要看当地的专家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当地的实践者怎么来看,当地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策,最终牧民又是怎么来看的。
在鼠兔和草原退化这个专题下,他采访了很多当地的专家和一些通过种草来改善草原的实践者,采访了一些政府的管理者来考虑目前草原政策,目的是希望把共识凝聚起来让更多的牧民,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个问题,激发他们的内心的动力。而这些拍摄的人他们自身是一个有归属感的乡村社区,让他们来做社区的动员就非常有效,真正的草原退化是要靠牧民来作为一个主体来解决。
所以,兰则他们今年计划在三百亩的草原上做草原退化的修复。从两个方面:一个是生态的修复,就是通过种草看如何用人工辅助的手段把草原恢复起来;另外一个就是通过文化的修复,去拍摄关于牧民放牧。以前游牧文化里的一些智慧和经验是什么,通过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最终把这些经验智慧再传递给更多的牧民,大家共同来应对草原退化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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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不单单只是赋权的行为
这么多年来,虽然“乡村之眼”是从参与式发展这个理念过来的,但是我们认为其实乡村影像它不简单只是一个赋权的行为,它是城市里的一帮人和乡村里的一帮人对文化自觉的认知。
大家觉得我们可以拿影像这个工具来发声,发完声以后我们再来争取我们的这些权利,然后利用影像这个工具来打破文字和语言的限制,突破不同文化的差异的障碍真正相互学习,最后来推动我们自然、文化多样性的行动,乡村之眼也是希望用影像这个工具把当地的摄影师培养成这样一个群体,因为只有他们拍的影像作品,当地人能够看得懂听得懂,和他们相关才有可能最后真正来行动,这就是乡村之眼这十多年来,我们自己的总结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