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欺骗。——格莱斯顿的失败。——查理·伍德的东印度改革
俄国的欺骗。——格莱斯顿的失败。——查理·伍德的东印度改革[111]
1853年6月7日星期二于伦敦
据伯尔尼消息，联邦委员会撤销了弗里布尔州军事法庭对不久前暴动参加者的判决，并且建议：如果州委员会不予赦免，就将该案移交普通法庭。于是，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在“瑞奥关系决裂”时采取的第一个英勇行动。关于这次决裂的必然后果，我在前面一篇论述这个欧洲的“模范共和国”的文章中已谈过了［注：见本卷第124—125页。——编者注］。
我在转述关于普鲁士政府命令在国外休假的一些炮兵军官速返职守的消息时，误写了他们在俄国军队中任教官，而我的本意是想说，他们在土耳其炮兵中任教官，指导野战训练[112]。
住在巴黎的所有俄国将军和其他俄国人，都接到了速返俄国的命令。俄国驻巴黎公使基谢廖夫先生说话很带威胁性，并且耀武扬威地出示彼得堡的信件，这些信件对土耳其问题的谈法assezcavalièrement〔非常骄横〕。从这里就产生一种传言：似乎俄国要求波斯让出里海东南岸顶端的领土和阿斯特拉巴德城。同时，俄国商人正向他们驻伦敦的代理人发出——或者，像消息所报道的，已经发出了——指示：“目前谷物不要急于求售，因为战争威胁迫于眉睫，谷价看涨。”最后，所有报纸都神秘莫测地暗示：俄国军队正开赴边境；雅西居民筹备欢迎；俄国驻加拉茲领事采购大批圆木，以备在多瑙河上架设桥梁之用；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由“奥格斯堡报”[113]和其他亲奥、亲俄的机关报煞费苦心编出来的谣言。
所有这一切，以及一大堆类似的新闻、报道等等，都不过是俄国代理人的可笑企图。他们想使西方世界产生一种能对俄国有利的恐惧心理，迫使西方世界继续执行拖延政策，在这种政策的掩护之下，俄国就可以像过去一样实现它在东方的计划了。这一幕骗局是怎样系统地演出的，从以下可以看到：
上星期，某些公开接受俄国津贴的法国报纸作出了这样一个发现：
不言而喻，缅施科夫公爵就是“这一党派的首领”。“泰晤士报”和多数其他英国报纸马上就接着宣扬这一荒谬的论断，它们当中有一些完全了解这种说法的真意，有一些可能是无意受骗。但是从这个新发现中公众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或者是，尼古拉在众口嘲笑之下后退，放弃他对土耳其的好战的做法，那末，他就是战胜了本国好战的旧俄派；或者是，尼古拉真的开战，那末，他这样做只不过是由于必须向这个（故事中的）党派让步罢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这只是莫斯科战胜彼得堡或彼得堡战胜莫斯科的问题”，因而不会是欧洲战胜俄国的问题。
至于著名的旧俄派，我曾偶然地从一些在巴黎与我常相往来的非常熟悉情况的俄国贵族出身的人那里听到，这个党派早就完全消失了，只是当沙皇要找一个恐吓西欧的稻草人迫使西欧容忍他的苛求时，才偶尔把这个党派的阴魂招来用一下。他们都说，现在所以把缅施科夫挖掘出来，给他穿上故事中的旧俄服装，就是为了这个。实际上，沙皇所担心的只是俄国贵族中的一个党派，即想按照英国的样式建立贵族立宪制度的党派。
为了欺骗英国和法国，俄国外交除了招来形形色色的阴魂之外，最近又采取了另一措施：出版了波蒙－瓦西子爵所写的一部著作，书名是“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俄罗斯帝国”[114]。要介绍这本opusculum〔小册子〕，只从里面引这样一段就够了：
有谁想到过谈论英格兰银行的秘密金库吗？俄国的“秘密金库”不过是用来担保三倍于此数的纸币流通的金属储备，此种纸币可换取贵金属，至于不能换取贵金属的、国库发行的有价证券构成的“秘密”准备金的存在，那就不用说了。不过，有可能这种金库确实可以称为“秘密的”，因为除沙皇政府每年任命几名彼得堡商人来检查他所存的钱袋之外，至今还没有人看见过。
但是，俄国按照上述精神而耍的主要的花招，是在“辩论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由老奥尔良派贤人圣马尔克－日拉丹先生署名的文章。现在我引证一段：
不言而喻，圣马尔克－日拉丹先生是不惜任何代价要和平因而反对社会革命的。但是他忘了俄国皇帝对这种革命感到的“恐慌”，至少也同他本人及其东家贝坦先生一样。
尽管俄国外交给英国报界和英国人民送上了上述种种麻醉药，但“老顽固”阿伯丁仍然不得不向海军上将邓达斯发出了到土耳其沿海与法国舰队会合的命令。即使是最近几个月来只会用俄文写字的“泰晤士报”，看起来也充满了更多的英国感情。它现在也开始用极端骄横的口气说话了。
丹麦问题（过去是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在英国开始引起极大的注意，因为英国报界终于了解到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同东方纠纷的根源一样，都是俄国的扩张意图。土耳其和东方制度的著名崇拜者，议员乌尔卡尔特先生出版了一个论述丹麦继承权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我将在今后的一篇文章中详细论述[115]。这一著作的主要论据是指出：俄国的意图是想使松德海峡在北方所起的作用，正同达达尼尔海峡在南方一样，就是说，力求利用松德海峡来保障自己在波罗的海的统治，就像它力求占领达达尼尔海峡来巩固它在欧克辛海［注：黑海的古称。——编者注］的统治一样。
不久前我曾经说过，英国的利率要上升，这种情况对格莱斯顿的财政计划将起不良的影响［注：见本卷第118—119页。——编者注］。果然，英格兰银行上星期就把最低贴现率从3％提到3．5％。我曾预言格莱斯顿的国债条款变更计划必遭失败，现在这已是既成事实，这一点从下面的材料就可看出来：
英格兰银行1853年6月2日星期四 截至今天为止已推销的新有价证券的价值： 南海公司 1853年6月2日星期四 |
由此可见，在要转换的南海公司债券总额中，只换了八分之一，而在格莱斯顿先生所发行的为数2000万的新有价证券中，总共只推销了十二分之一。因此，格莱斯顿先生不得不在利率已经上升，看来还将继续上升的时候借债，而且这笔借款的数额不得少于8157811英镑。完全失败了！因而，预计通过国债条款变更而节省的并且已经记入预算收入部分的10万英镑，也只好付诸东流了。在国债的主要部分即5亿英镑的三厘证券方面，格莱斯顿先生通过自己的财政实验所取得的结果只是：到1853年10月10日又是一年，在此期间他要实行任何转换都办不到。但更糟的是，最近就要付给国库期票持有者现金3116000英镑，因为这些人拒绝根据格莱斯顿先生所提出的条件更换国库期票。这就是“群贤”政府的财政成就。
在就爱尔兰教会收入问题进行辩论时（下院，5月31日），约翰·罗素爵士声称：
由于约翰勋爵在讲话中第一百次极力用狂热崇拜某些伪善的新教教派的态度来表示自己对“普遍自由”的热爱，所以在他讲话后两天，萨德勒先生、克奥先生和蒙塞耳先生向联合内阁递交了辞呈，辞呈是以蒙塞耳先生致阿伯丁阁下的一封信的方式提出的。阿伯丁阁下在6月3日的答复中向这些绅士保证：
此后，萨德勒、克奥和蒙塞耳等先生收回了他们的辞呈。昨天晚上“约翰·罗素勋爵非常满意”议会采取了使大家言归于好的步骤。
1783年的印度法案曾经成为福克斯先生和诺思勋爵的联合内阁的致命伤。1853年的关于印度的新法案同样可能成为格莱斯顿先生和约翰·罗素勋爵的联合内阁的致命伤。前者的垮台是由于企图取缔董事会和股东会［Courts of Directors and of Proprietors］，后者遭到同样命运的威胁却是由于恰好相反的原因。6月3日，查理·伍德爵士要求准许他宣布印度管理法案。查理爵士一开头先为他要发表特别长的演词作辩解，说是“问题的面很广”，“这个问题牵涉到一亿五千万生灵”。查理爵士认为他必须在每三千万同胞身上至少牺牲他一生中的一小时。但是，为什么在为这个“巨大问题”立法时表现得如此仓促，而在处理“甚至是细小事务”采取措施时却经常拖拉呢？原来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有效期到1854年4月30日就满了。但是，为什么不暂且通过一个暂时延长特许状的法案，留些时间以备将来讨论较永久的法律呢？据说，因为不能期望将来会再有“这么方便的机会来从容不迫地讨论这个广泛而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再没有把这个问题在议会里埋葬掉的机会了。此外，据说还已经掌握了这个问题的全部材料，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也认为必须在本届会议上为这个问题立法，而印度总督达尔豪西勋爵也来了紧急信，要求政府无论如何要立即通过制定法律的决定。然而，查理爵士主张马上通过他的法律草案的一个最令人惊异的论据却是：尽管他以为他已经准备好要谈到许多“他所提出的法案中没有规定的”问题，但是，
查理爵士在这一番开场白之后，便开始为20年来的印度管理作辩护。“我们应该用印度人的眼光来看印度”，这眼光有一种特性，看英国事事光明，看印度则事事黑暗。
查理·伍德爵士说：
关于公共工程的问题，政府打算举办“规模最大和意义最大的”工程。关于土地占有制度，查理爵士十分顺利地证明：印度现有的三种土地占有制度的形式——柴明达尔制度、莱特瓦尔制度和农村公社制度——只不过是公司用来经营财政的三种形式，其中任何一种都无法普遍推广，而且也不值得普遍推广。至于建立其他性质上截然相反的形式问题，查理爵士根本没有想到。
于是，为了证明在印度要保证司法权的行使是多么困难，查理爵士告诉我们，早在1833年那里就成立了专门的法律委员会。但是，根据查理·伍德爵士本人的证词，这个委员会做了些什么呢？它的第一个同时也是唯一的一个工作成果就是：在马考莱先生的主持下制定了一部刑法典。这部刑法典曾分发给印度各地方当局，各地方当局又送回加尔各答；从加尔各答又寄往英国，然后，又从英国重返印度。在印度，比顿先生代替马考莱先生任法律顾问之后，把法典作了彻底修改。那时总督［注：达尔豪西。——编者注］并不认为“拖延就是弱点和危机的源泉”，他以修改为借口，再一次把它送到英国，再从英国寄回，并且授权总督用他本人认为是最好的方式来批准法典。但是比顿先生死了，总督认为最好是把法典交给第三个英国法学家——并且是对印度人的风俗习惯一无所知的法学家去裁夺，这样他就为自己保留了等这位完全不称职的官员拼凑好一部法典后再来否定的权利。这部至今尚未问世的法典的坎坷历史就是如此。关于印度诉讼程序荒谬的问题，查理爵士在这里所引证的是英国诉讼本身的同样荒谬的程序。他肯定英籍法官在印度是廉洁奉公的，但是他仍然甘愿牺牲他们，改变了任命办法。查理爵士把目前的德里状况同库利汗入侵时期的德里状况作了比较，用这种办法来证明印度已普遍进步。用来为盐税作辩护的，是从最有名的经济学家那里抄袭来的论据，这些经济学家曾经一致主张对任何生活必需品都要课税。但是，查理爵士没有补充说明这些经济学家在知道两年来情况以后会说些什么。两年来，从1849—1850年到1851—1852年，盐的消费量缩减了6万桶，这就使总数为200万英镑的盐税收入减少了415000英镑。
查理爵士提出的“不超出相当狭窄的范围的”措施是这样的：
（1）董事会应由24人减至18人，其中12人由股东选出，6人由国王任命；
（2）董事的薪金由一年300英镑增至500英镑，主席领1000英镑；
（3）民政机关的所有公职以及必须具备专门知识的所有军职，在印度都通过公开征求的办法补缺；董事只有任命集团军直属骑兵的低级军官的权利；
（4）总督一职和孟加拉省督一职分开；授予最高权力机关在印度河区域成立新的管区的权利；
（5）最后，在议会没有作出新规定之前，上述各措施一律有效。
查理·伍德爵士的演说和他所提出的措施，遭到布莱特先生的非常严厉而尖刻的批评；但是，布莱特所描绘的只是印度由于公司和政府的财政勒索而破产的情景，这里自然不包括曼彻斯特和自由贸易对印度的破坏情况。至于昨天晚上发言的那一位东印度老手，公司的董事或前任董事詹·霍格爵士的演说，老实说，我确实感到我在1701、1730、1743、1769、1772、1781、1783、1784、1793、1813和其他年份的报告书中早就拜读过了。为了回答他对董事会的颂词，我只从据我记得是在他亲自监督下出版的关于印度的年度报告书中引用一些材料：
印度纯收入总额 1849—50………………20275831英镑 支出总额 1849—50………………16687382英镑 田 赋 过去4年中田赋总额： |
由上可知，总收入19800000英镑中，用于修建道路、河渠、桥梁及其他必需的公共工程的支出总共只有166300英镑。
|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6月7日 载于1853年6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01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
注释：
[111]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中这篇文章的前两段缺。——第132页。
[112]这里所说的那篇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没有发现。——第132页。
[113]指“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它是德国的一家反动的日报，1798年创刊，从1810到1882年底在奥格斯堡出版。——第133页。
[114]指1853年出版的爱·斐·波蒙－瓦西著作的第6卷，这部著作的名称是“维也纳会议以来的欧洲各国历史”，1843—1853年巴黎版，共6卷（《Histoire des Etats européens depuis le Congrès de Vien-ne》，t．1-6，Paris，1843—1853）。第6卷的标题是“俄罗斯帝国”（《Empire-Russe》）。马克思在下面引用的是该卷第346—347页。——第134页。
[115]指戴·乌尔卡尔特“俄国向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Progress of Russia in the West，North and South》）这本小册子中的“北方”（《The North》）篇第二部分（《The Danish succession》）。马克思要写的这篇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没有出现。——第135页。
[116]威斯利派或美以美教派，是约翰·威斯利于十八世纪在英国创立的一个教派；十八世纪末脱离英国国教会，并作为新教的一个变种在美国和加拿大得到广泛的传播。威斯利教派的特点是要求严格地、系统地履行宗教仪式和教会的其他规定。——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