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第一天
·故人旧事2020·原创·
下乡第一天
作者：袁必忠
一个人的青少年时期，就像自然界的春天，却不会像自然界的春天那样年复一年地出现，一旦虚度，就再也不会重来，虚度了青春是多么可惜呀！
流光无情，岁月难留。
子夜零时一到，现在是7月23日了，是我响应伟人号召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的日子。手捧那本自己用血泪写成的知青日记，我止不住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1970年7月22日夜，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因为天一亮，我就要离开家，上山下乡，去当农民了。哎，人的命运，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一去，可能是短暂的，三年五载；也可能十年八年，甚至是一辈子，无法预料。
不到6点，房顶上那两块亮瓦透出一丝光亮。头昏脑胀的我翻身起床，到灶房里喝了碗昨晚剩下的稀饭，背着凭票买来的7斤重铺盖，提着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李，朝着通泰门码头走去。时间还早，码头上等头渡船的人寥寥无几。
等到了8点钟，伏天的太阳有点刺人了，到仁沱区马宗公社落户的知青才陆续来齐。四男四女，8个知青，懵懵懂懂地跟着安办人员（其实都是各单位抽来协助知青安办的）过了河，到德感火车站乘慢车，在小南海转川黔线，到了一个叫民福寺的小站下车。去马宗公社还有30多里的山路。
烈日当空，万里无云。一行人顶着骄阳，翻山越岭，山路弯弯，热汗滴滴，早晨喝的那一碗稀饭，早已变成汗水蒸发了。此时的我，腹中空空，又渴又饿，虚汗直冒，体力渐渐不支，落在了队伍的后面，后来完全走不动了，就坐在路边石头上喘气。
邻居小我一岁多的许金容（十年后成了我的妻子）见了，返回来，悄悄把两个熟鸡蛋递到我手里。我吃了鸡蛋，捧了几口路边的泉水喝下，心里登时好多了，追上了队伍。
带队的安办人员见大家有气无力，累得不行，才叫大家在黄葛树下休息一会儿。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下午3点，终于到了被知青们想象得如诗如画、美不胜收的广阔天地——仁沱区马宗公社。
在公社礼堂搞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分管知青工作的革委会副主任（现在的副乡长）打着官腔，讲了几句外交辞令式的欢迎辞后，才带着饿得皮耷嘴歪的知青们到乡场的饭馆去吃了一顿专门准备的较丰盛的午餐。
我因为昨晚一夜未眠，心里压抑，尽管肚子很饿，却没有一点食欲。桌子上摆着二面黄（油煎豆腐）、回锅肉、丝瓜肉片汤。我舀了半碗饭，泡着丝瓜汤，三刨两盏地吃了，埋头想着心事。
饭后，各个生产队长各自带着知青走了。我被分配到太平大队第七生产队，副队长杨必方帮我背起铺盖卷，带着我，沿着被太阳晒得烫脚的石板路，往远处的山沟而去。
太平七队离公社约有五六里路。我们下了一个陡坡，走了一段田坎，半个多小时后，到了一个垭口，杨副队长往下一指，道：“下面就到了。”
下完又一个长坡，终于到达目的地。
太平七队是真正的穷乡僻壤，一个“少长庄稼多长草，一年只有半年粮”的野山沟。交通完全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治安一直靠狗，政策报纸上有。炒菜很少放油，粮食不够糊口，热天晒得脱皮，冬天冷得发抖。
快收工了，生产队的贫下中农社员们，早就等在江家崖的大院坝子里。是队长有意安排在附近劳作，让大家像看西洋把戏一样，一睹知青风采。
社员们围了上来，七嘴八舌，这个说：“啥子知青哟，就是个没长大的娃儿。”那个说：“莫乱说，人家可是城里来的文化人。”
一个到憨不痴、嘴上没毛的农民道：“求莫（没）名堂，放着城里好日子不过，非要来这山旮旯喝包谷羹羹。”
另一个看上去有点老练的农民，取出嘴里的叶子烟杆，瞪了他一眼，大声道：“你懂个球！是政策，掰球不弯，你以为人家愿意到你这鸡巴屙屎不长蛆的山沟沟来嗦。”
一个叫杨必庆的漂亮姑娘，见人多了，忙从家里端来几根长板凳，放在太阳刚阴下来的坝子中间。我刚坐下，队长廖善金就开始问这问那。
聊了一会儿，队长叫保管员杨上洲打开了坝子右侧的一道双扇大门。那木门有十多公分厚，门坎有四五十公分高。一开门，“吱呀”一声，给人一种寺庙的感觉，听着有些阴森可怕。门开了，队长叫两个青年把我的行李放了进去。
在坝子里“吹”了好一阵，该收活路了，社员们仍然兴致不减，谈兴正浓，山风吹来，感觉凉爽了些。
天渐渐黑下来，队长叫道：“散了嘛，散了。人家袁知青累了一天，来了就不走了，以后慢慢看个够。”
社员们走了，我也带着孤独惆怅的心情，转身走进了“寺庙”。
借着手电筒的亮光，只见进门右侧有一间老式牙床，两方靠着三七土墙。床已经残缺不全，没有了上半截雕饰，连拦草板也没有，挂不起蚊帐。床上铺的是返了潮的谷草，手摸着湿润润的，长了白色的斑点，发出一股难闻的霉臭味。十多公分厚的床边和四周是厚厚的灰尘。
除了床，这十二三平方米的屋里，左墙角有一眼专烧毛毛柴的泥巴土灶。灶上一口锈迹斑斑的铁锅，一把木把铁锅铲，锈蚀成了薄片。挨着土墙，还有一堵一人多高、裂了缝的半截土墙。
站在门口的廖队长这才发现，这屋里连煤油灯都没有，忙朝着保管员大喊：“杨上洲，把马灯给知青拿一盏来。” 我接过亮着的马灯，礼貌地送走了队长。
队长一走，我就忙碌起来。先到院子边的田里端水来抹床；然后提着锅儿，抓了把谷草，到田边用泡沙石磨洗。洗净后，用带来应急的米，煮了两小盆稀饭，留一盆放在锅里，作为明天的早饭。吃过晚饭，没有钟表，只觉得很晚了，就躺在没有蚊帐的床上睡了。
又怕半夜起来不方便，连忙找出自己的电筒，才吹灭了马灯。
正要上床，手电筒无意一晃，发现头上一根木梁穿屋而过，正中间吊着一根粗大的麻绳，下端有比碗口大的活结。我用手电照着，心想：“怪了，这是挂什么的，吊在屋中间？”
刚要入睡，又听见半截墙那边“沙沙”直响，一会儿又“窸窸窣窣”，还飘过来令人恶心的骚臭和尿味。受好奇心的驱使，我打开手电，下床趿起塑料拖鞋，爬上那半截墙，用手电一照。“哎呀！”四条水牛直挺挺地站着，正在反刍，不时发出“咕咕”的声响。
那牯牛看见贼亮的手电光，吓得“哞哞”直叫，后蹄不停地在条石铺成的地上踢脚甩蹄，牛蹄上的铁蹬子与石头磨擦，发出刺耳的声音。
我跳下半截墙，回来躺在床上，心里很不舒服，埋怨道：这怎么能住人？牛打脱了怎么办？牛角一顶，墙非倒不可。那牛屎牛尿骚味太浓，刺鼻子，成群的蚊子乱飞，闻到人肉味，还不把我抬了去？本人又是招蚊子的O型血……想着想着，手中的蒲扇停止了舞动，带着鼾声进入了梦乡。
老天爷的脸，说变就变。突然，狂风大作，闪电如昼，雷声虺虺，倾盆大雨骤然而至。
我被惊醒，摸到手电，马灯怎么也点不着。借着手电光，只见头顶上的朽瓦被狂风刮得乱飞，房顶所剩无几，灰渣碎瓦“扑扑”直往下掉。瓦蛆（陈年老瓦上长的虫子）落在我赤裸的身上，锥得全身发痒。我很无助，想不出办法，也不知到哪儿去躲。
四面来风，顶上泼雨，不到两分钟，屋内成了通风漏雨的水帘洞。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我害怕被掉下的瓦砸伤，抓起床上的单人草席顶在头上，又抓起布毯裹住身体。不到一分钟，毯子就被雨水湿透，我冷得全身颤抖。保命要紧，完全顾不得尊严，狼狈地钻到了床底下。
半截墙那边更热闹，四条牛被雷电惊得四蹄乱蹬乱踢，大叫不止。牛鼻子是被拴住的，笨牛使出全身力气也无济于事。这罕见的大雨，人都难以自保，谁还想得起它出的是力，吃的是草？
我躲在床下，积水排不出，已有十来公分深。风一吹，全身更冷了，上下牙齿直打架。只得从床下钻出来，甩开不拧都流水的布毯，手足无措。
凡是高一点的瓦房，房顶都被吹得七零八落。我借着闪电一看，对面保管员杨上洲家的猪圈低矮，好像没有毁坏，连忙光着身子跑过去。
我刚出门，半截墙“哗”的一声，倒塌在积水里。我跑进猪圈，脱下贴着身子的湿内裤，一丝不挂地钻进墙角一大堆谷草之中。哎呀，好热烘，真舒服，不一会儿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再大的雨，也会停。不知过了多久，天亮了。我爬出草堆，穿上内裤，回到“家里”，一看，后墙也塌了一大块，室内成了泥淖淖。我光脚走进去，揭开锅盖一看，盆里还有少许稀饭，全是黑灰和黄色的屋檐水。
江家崖院坝里，全是瓦砾、树枝、落叶，还有被风刮下来的鸟巢和死去的雏鸟。
灾情不小，出工是不可能了。我重新洗干净铁锅，到对面猪圈抱来一捆高粱秆，重新煮了两顿的稀饭。
队长来了，我哭丧着脸，诉苦道：“队长，这个地方是牛栏，又骚又臭，蚊虫又多。你看嘛，我全身被蚊虫叮咬得……啷个能住人嘛？”
队长道：“啷个不能住人嘛？人家五保户刘德云在这屋头住了几十年，才死了不到二十天。好了，我马上派人来盖瓦。农闲给你修房子。”
胳膊拧不过大腿，况且队长说得也有道理。我连忙清除室内积水，打扫卫生，又到对面猪圈搬来梯子，爬上去解那根拴在梁上的大麻绳。正在解着，杨上洲的老婆和院子里一些婆婆大娘，还有那群倒大不细的娃儿，都来看热闹。我心想：怪刁刁的，解根索索有啥好看？头发长、见识短，少见多怪。
副队长杨必方的老婆简易书站在一旁，带着发怵的神情，指着梯子上的我，对众人道：“还是人家知青胆子大，根本不怕吊颈鬼。”
我站在楼梯上，听了她的话不明究里。下来一问才知道，不久前，五保户刘德云不堪生活贫困和疾病折磨，吊死在这梁上。队里派人将他埋了，锁了门，却没人敢去取下那根夺命的大麻绳……
从此，我泥一脚水一脚，饥一餐饿一顿，脚踏实地，夹着尾巴当起了农民。挖土犁田，栽秧割谷，扬谷上仓，码草上树，一般的农活我都能干，而且一干就是三年多。
三年多的二千三百个日日夜夜，有辛酸，有痛苦，有悲有乐，有幸福的回忆，有付出，也有收获。和“毛主席介绍的亲戚”建立了深厚的、至今不断的情感。
1973年12月底，我离开了这里，穿上军装，走进了军营。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但是，那蹉跎的岁月、如烟的往事，至今历历在目……
2020年7月23日凌晨于江津
作者近照及简介：
袁必忠，重庆江津人，生于1951年。当过知青、军人，曾参加援老抗美。自幼爱好书法、文学。重庆市硬笔书法协会会员，擅长楷书、篆书，曾用毛笔楷书《红楼梦》、篆书《西游记》。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老挝轶事》《相聚南戴河》等多篇文章。2015年出版长篇小说《苦竹》。
作者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苦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