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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戏剧传媒）
1929年—1930年，是中国戏剧不平凡的两年，从现在看来，是有着历程碑意义的，其中之一就是梅兰芳先生访美。彼时，已在中国一票难求的梅先生访美演出，将京剧演出延伸成为现象级的、标志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受时任美国总统接见，被授予荣誉博士，使得这次中国戏曲文化试探性展现取得的轰动效果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梅先生的成功在于精益求精的技艺，更在于他对旧剧的改革，在唱、念、做、打、舞蹈、音乐都刻下了独有的烙印。他吸收当时文明戏、新式舞台的灯光、化妆、服装设计等改良成分，将京剧表演在变中求精，改造大获成功。然而，这些依旧是以中国本土文化为主，有学者称之为西体中用，并未触及真正现代文化的内核。我们不禁会问，在当时文化井喷式发展的民国，西方现代文化是如何影响中国戏剧？，又是谁开启了这一扇门呢？戏曲的科班教育方式是如何转为现代授课制的？在当时人看来，艺术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说到中国戏剧的革新，不得不提到1929年的另一位戏剧大师——曾与梅兰芳齐名，并称“南欧北梅”的欧阳予倩。欧阳予倩（1889—1962），湖南浏阳人，原名欧阳立袁，号南杰，艺名莲笙、兰客，笔名春柳、兮庵、桃花不疑庵主。他家世显赫。祖父欧阳中鹄，知识渊博，曾任桂林知府，思想独立，有变法之志，谭嗣同、唐长才曾拜读门下。祖父独立与广博的学养，深深地影响了欧阳予倩，求新、求变、为大众、不苟同的理念血脉相承。欧阳予倩早年喜爱中国传统戏曲，后留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他因热爱艺术，接触了现代戏剧，并加入有中国话剧开端美誉的“春柳社”。直抒胸臆的表白、贴近大众的现代戏剧表现方式让他大受振奋，从此在新戏里不可自拔。他们的演出也曾一度因与“同盟会”变法相应和而受清政府封杀。1911年回国后，欧阳予倩在长沙、上海等地成立新剧社。此时，他以表演为直接通向人性的阶梯，认为舞台既是社会的缩影，更要改变人，改变社会。他不满当时一些新剧团以博人一笑、哗众取宠为目的，开始了自己的戏剧创作，如讽刺政府贿选的不正之风，创作更有艺术感的红楼戏。无论是剧本台词还是表演，都更精致，有内涵，领风气之先。在戏剧同人的鼓励下，他也学习了旧戏，并在舞台上崭露头角，因其将深厚的文学积淀融入圆润的嗓音，形成细腻独特的演绎，加之他的留洋背景，很快在沪堧梨园名声大噪，成为“新旧剧界鼎鼎大名、超群绝伦之人才……所唱青衫声调做工实可与梅兰芳并驾齐驱……”（《申报》1915年12月12日至14日）。虽然他在新旧剧的演出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相当一段时间，新剧的收入仍然不足谋生。并且，新剧虽有很好的反响，但终究难敌整个新剧鱼龙混杂，哗众取宠的浊流。他只得在编演新剧的同时，以传统戏曲演出为主，但始终没有媚俗。在1929这场变革的十年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先生于1919年创办现代戏剧教育学堂“伶工学社”，并亲任董事长，特聘梅兰芳为名誉社长，由欧阳予倩主持教学。学校当时就以移风易俗、为“伶人”正名、培养艺术家为目的，在传统戏曲科班授徒之外，加入了国语、算数、舞蹈等科目。此后，惜因资金不足等原因，使得他这个教学主任表面光鲜，内心苦楚，未达致办学的初衷，就再无坚持的必要，留下了长久的遗憾。在学堂成立之初与梅兰芳在“更俗剧场”的同台公演、于“梅欧阁”的谈笑切磋，成为美好回忆。十年后，当梅兰芳的京剧演出在美国引起阵阵热潮时，此时欧阳予倩的艺术表演已臻入化境。他在京剧、话剧的编导演都进入了成熟期，甚至也尝试了电影的编导演工作。他将京剧、话剧合璧，邀请周信芳、高百岁、唐槐秋等京剧和话剧名家，合演了他自编自导的“翻数百年只陈案”的《潘金莲》，演出好评如潮，获得空前成功。此戏非在文坛深耕、非新旧两剧的名家通力合作则难以完成。此时的他，期待着一次能实践自己艺术理念，升华成果的机会。而远在广州的广东戏剧研究所正是命运为他提供的新舞台。三、中国戏剧现代化的完整实践，从戏剧学校到戏剧运动1929年，欧阳予倩应广东省主席陈铭枢之邀，前往广东戏剧研究所主持工作，这次尝试让中国现代戏剧、戏剧教育、戏剧运动打开了新局面。他将广东戏剧研究所打造成一个多个中心彼此联动的现代艺术体系——集科研、教学、演出实践、学术及新闻出版、戏剧运动指导于一体，各方联动，共同促进。这样的体系即便在今天也是有相当借鉴意义的。
广东戏剧研究所组织机构图，载于《广东戏剧研究所之现在与将来》，《戏剧》第二卷第三、四期欧阳予倩先是邀请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的“南国社”来穗演出，在社会层面为戏剧文化造势。更具有长远意义的是，他借南国社之力，借鉴前半生累积的经验，依靠同人的信任和敬仰，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完整的集教、研、实践一体的现代戏剧新体系。即便在教育一支，已不仅仅是十年前“伶工学社”的进阶版。在戏剧研究所工作初期，欧阳予倩得到了当局的大力支持，经费充足，场地特批。他为了实现改革艺术教育的多年夙愿，建立了演剧学校，初邀戏剧大师洪深任校长，洪深因事离开后，便亲自担任校长，托付唐槐秋负责教学主任。1930年，在欧阳予倩盛情邀约下，刚回国的音乐家马思聪到研究所下属音乐学校任校长，学校还成立了全由中国人组成的乐团，领风气之先。
无论是演剧学校，还是音乐学校，都采用现代课程教育体系，与现在的艺术课程设置别无二致，然而课程的广度即便放在今天仍然令人耳目一新：
[第一学期]三民主义（每周二小时）、国文(二小时)、国语(六小时)、粤剧(八小时)、戏剧理论(三小时)、化装术(二小时)、表演实习(二小时)、武术(三小时)、音乐(至少习一种乐器)（二小时)
[第五学期]三民主义（二小时）、国文(二小时)、粤剧(六小时)、外国语(三小时)、编剧术(三小时)、表演实习(六小时)、武术(二小时)、历史(一小时)、舞蹈(一小时)、音乐(二小时)、中西剧本研究(二小时)、或皮黄(三小时)
戏剧文学系功课表（右）与歌剧班功课表（左）。载于《广东戏剧研究所之现在与将来》，《戏剧》第二卷第三、四期课程除了表演实习，粤剧、昆曲、歌剧等实践性性的戏剧表演课程，还开设有戏剧理论、中西剧本研究、西洋思想史要、小说研究、词曲研究等文艺理论课程，此外还有武术、音乐、舞蹈、化妆术，外国语等与现代戏剧表演密切相关的新式教育科目。不难看出，学校设置的现代化课程不仅在培养艺人，更在培养文化上的新人、知识结构完整的人。这一教学体系深深地影响了随后的一系列戏剧学校，包括新中国成立后，亦由欧阳予倩任校长的、享誉世界的“中央戏剧学院”的课程安排。欧阳予倩对艺术要求极高。他每日公务繁忙自不待说，每周还有二十多学时的教学，关键动作必亲自示范，毫不懈怠。
在课堂之外，还有表演实践即公演活动。研究所组织公演十几次，剧目翻新，质量渐升，观众由少到多，。这些剧目多是研究所的新作。如欧阳予倩原创的歌剧《杨贵妃》受到了非常好的评价；话剧《怒吼吧，中国！》连演一个月，场场爆满，满场观众痛哭、呐喊。而学生通过学习-演出的交替训练，不仅将日常所学和领悟展现在真实的舞台上，又可以与艺术家同台演出，学习他们的言行、感情处理方式，积累起宝贵的舞台经验。
为何教学、演出有如此高的质量？这与研究所的科研实力、世界范围的学科视野绝难分开。而这得益于欧阳予倩这位有救国济民之心、视艺术教育为使命的领导者。因他的筹措，广东戏剧研究所很快汇聚起一批有思想、有志向的艺术家。在研究所教学、演艺之余，他们合力建造另一座艺术殿堂——《戏剧研究》《戏剧周刊》《戏剧》期刊这两报一刊，希冀以其为载体，于学者可深入科研，成为艺术争鸣的平台；于大众，可普及艺术，汇聚人气，进而催生广州新剧蜕变，形成社会新风尚。
研究所成立第一天就发刊《戏剧研究》，可见这是欧阳予倩“蓄谋已久”，对报刊发挥的作用寄予厚望。发刊前两期，便约稿后来被称为中国现代话剧三大奠基人的作品：欧阳予倩《粤剧北剧化研究》、田汉《广东与戏剧》、洪深《从中国“新戏”说到“话剧”》，冥冥之中预示着话剧、戏剧运动在广州这片热土上的燎原之势，以及广东戏剧研究所在中国现代戏剧史的重要地位。为保证报刊的高质量，欧阳予倩特聘优秀出版人、戏剧家胡春冰担任编纂股主任，主要撰稿人都是全国戏剧大家。欧阳予倩早年留日的经验不赘述；田汉在日留学时就立志要当“中国易卜生”，回国后创立《南国》戏剧期刊，建立南国社；胡春冰早年留学美国学习戏剧；洪深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工系毕业后参加哈佛大学戏剧训练班；马彦祥在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期间从洪深学习戏剧理论、欧洲古典戏剧名著等；唐槐秋早年留日留法，攻读航天专业，回国后在上海与田汉合作，创办南国电影剧社。还有中山大学学生赵如林，擅长翻译，也进入戏剧领域。报刊自始至终保持了高度的专业性和高水平，只刊登与戏剧相关的内容，别无其他文学作品，这在当时是罕见的。其中报纸以剧作、评论、艺术普及知识、国内外戏剧消息为多，刊物以原创和翻译的戏剧、音乐的理论、作品、文艺评论为主。两报一刊与研究所同呼吸共命运，记录着戏剧人的思考与实践。报刊出版了欧阳予倩重要剧作多篇如《车夫之家》《荆轲》《刘三妹》等，胡春冰的《戏剧生存问题之论战》及译作《现代戏剧大纲》，唐槐秋的《演过了茶花女》，谢扶雅的《戏剧底哲学》等杰出作品，汇聚一时菁英智慧结晶，将戏剧人的广阔视野、才情秀出在报刊中展露无遗。除剧作与剧评，刊物忠实记录研究所的大事小情。大到研究所的规划、现状、学校招生、录取、公演预告、剧作本事、评论，小到国内外戏剧家通信，甚至学生丢失的学生证作废也偶见报端。从这些小事中也能感受真实的、一片欣欣向荣的艺术生活氛围。
广东戏剧研究所非单一的艺术研究和教学机构，欧阳予倩的愿望也不止于此，他亦将其视为一个社会价值的重估者。
欧阳予倩、胡春冰在评点十一所大中学演剧情况（《本年元旦中上学校独幕剧比赛评判》）时，曾解释了他们的评判原则，足见他们对艺术教育的良苦用心，以及对待学校戏剧运动的态度：
......戏剧在教育上的价值，首在创造与组织。艺术的必要，在增进人的生命力，使从事与创造的活动，其次在情感之传达与组织。尤其是戏剧，是大众的艺术，是社会价值之重估者，是大众情感的组织者。舍此学校没有奖励学生演剧的必要。在一种文化运动刚刚发轫的时候，尤不可不示以正规而任其徘徊摸索。这是评判员本着艺术的良心与教育的良心慎重的结果，也是这次独幕剧比赛的原则。
为此，评委临时更改教育会预先设定的评判标准。在具体的点评中，没有丝毫的粉饰和言不由衷的赞美，实事求是地指出问题。在三两句内，对参赛剧的灯光、舞台装置、表演、细节、剧本选取等选择一二重点，几乎都是一针见血地直指要害，在不便直陈缺点之处，也和我们现代人一样，用英文“文饰”。
《戏剧周刊》第七十四期《本年元旦中上学校独幕剧比赛评判》（部分）对表演的指摘，按实际情况现改举办方的评判规则，在今天是绝少见到的。评判语言之犀利、用心之恳切，即便隔着近一个世纪的距离，借这短短半版的报纸，仍可使我们感受彼时戏剧家对待艺术、教育之真诚。以此至真至诚之心，必定会有脚踏实地的行动，想要变革，就要了解戏剧运动的实情。《戏剧周刊》以调研报告的形式，记录了多个国内学校戏剧团的组织和演出情况。《戏剧周刊》八十九期（左）九十期（右）所载对北平北辰剧社和广州中山大学附中星星社的调查报告以扎实的调研为基础，研究所引导开展戏剧运动就有的放矢了。研究所办的报纸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的形式出现，传播效果奇好，既为广东戏剧研究所的演出造势，亦旨在宣传、推进民众戏剧运动。两报一刊登载的大量戏剧著作、戏剧理论可谓是标准的自修戏剧教科书，为当时广州各剧团、尤其是学生剧团，提供了研究和学习资料。如《戏剧周刊》后期的重要栏目《戏剧讲座》，分类刊出胡春冰讲、童泽恩记的《剧本作法》之《人物——个性》《动机推动》《戏剧的结构》等多篇实用性很强的指导文章；《戏剧》多期连载的美国剧作家ThomasH.Dickinson著、胡春冰译的《现代戏剧大纲》等，都是戏剧学习者的基础性读物。刊物所载的原作、翻译剧作，则为剧团排练提供了最好的剧本。如《戏剧》登载的《小村病了》就直接被学生剧团选为比赛用的演出剧本。广东戏剧研究所虽在广州一地，却心系天下。研究所的艺术家时刻注意着国内外的戏剧动态，他们在广州推行的粤剧改革、戏剧现代化运动，呼应着全国、全世界的变革潮流。在他们的笔下，他省剧团的演出就像在广州回龙街上；众多国外戏剧家、戏剧团体出现频率之高、报道之深入，竟然让人觉得这些艺术家如在邻省。报刊发行的后期还加入了新兴的电影信息，这不仅在为全国戏剧造势，更是为民众打开了通往世界的窗口。左图：国内戏剧消息，第二条是唐槐秋《戏剧运动周刊》暂时停刊消息，载于《戏剧周刊》九十五期右图：日本戏剧家小山内薰著，欧阳予倩译《日本戏剧运动的经过》和胡春冰译《<蓝不归先生>的命运》，载于《戏剧》第一卷第三期总之，广东戏剧研究所为戏剧现代化运动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其影响也远非普及艺术那么简单。它以艺术为大门，开启了民众的视野，使得新剧、旧戏的艺术家重新审视艺术的出路，发现革新的方向，重构大众的精神生活。它使民众通过戏剧感受到现代文明，重新审视人性、家国、世界。而这也是欧阳予倩实践现代戏剧教育的初衷。广东戏剧研究所虽受时局影响，仅苦苦维持了3年（1929—1931），但欧阳予倩在这段时期总结了过去多年的艺术经验，逐渐将其升华为理论。他依靠学校、报刊、实践多中心的互动，建立了完整的教育、科研、社会实践的艺术体系，首次完整实现了中国戏剧教育现代化。研究所开设课程兼容并包，戏剧演出直击人心，创办的报刊放眼世界，剧作推陈出新，文章直言至诚，戏剧运动如火如荼，其艺术和社会影响力在当时波及粤港澳乃至全国，并泽被后世。欧阳予倩也因此成为一代代中国戏剧人的精神导师。能有如此之成就，需要领路人有相当的眼界与胸怀，需要同行者勠力同心。《戏剧》卷首语记载着当时戏剧人的志向，也是欧阳予倩和广东戏剧研究所同人最好的写照，亦可引导、鞭策所有致力于改革与创造的后来者：我们是世界的人，立住自己的脚跟，看明世界的趋势，尊重时代的使命，信仰人生之将来；我们要有新的创造，这就是我们的创造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