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 写作是一种磨难、惩罚
——读E.B.怀特《人各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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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冬，E.B.怀特辞去《纽约客》的工作，率全家回到缅因州的农场，其在《纽约客》工作的夫人，和在曼哈顿私立学校读书的儿子与他同行。无论对他还是全家，这都是个重大转折。而这一切，全因为“我开始觉得焦躁不安，不开心，憋闷”，原因非一，其中“作为评论员，社评用语‘我们’让我困惑，这是个模糊字眼儿，意味集体的深刻或机构的共识。我想写得尽可能明白，没有丝毫含混”（《〈人各有异〉序》。“我”与“我们”，有这么大区别吗？这对习惯了做一枚小小螺丝钉的我们来说，听上去简直有些可笑。但你不要笑，世上这样的人，非止怀特一个，钟叔河先生在《人之现代化，漫漫其修远》中也说，“我（不敢称我们）反省自己的世界眼光和世界理想，甚至在世界知识的某些方面，比起一个多世纪以前的郭（嵩焘）黄（遵宪）他们来，差距实在还不小。在这方面，也就是人的现代化这方面，要走的路就更‘漫漫其修远’了”（刊《文汇学人》2016.9.23）。那么，回到缅因州农场的怀特，他的这个单数的“我”做得又如何呢？
虽身在咸水农场，但他时刻关注着作家的自由问题：
有一日我很不安地听说，某位作家，惊骇于当今世界的种种暴虐，发誓从今往后，只写积极的、有意义的和热爱自由的东西。在我看来，此事就其自身而言，不是个好消息……靠纸笔表达自己本是个脆弱的行当，就事情的本质而言，一个厕身其中的人必然依赖宽泛而普遍的发言特权。任何要撤销此一特权的威胁，都会让作家惊慌。他对自由加倍忠诚……对他们来说，自由乃是人世间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维护的神圣状态（《咸水农场》）。
1942年5月，他收到了选征兵役局的职业调查表，结果在其中遍寻不见作家的名字。他由此感慨：
写作既非一项事业，也非一门职业。倒不如说它是一种磨难，或一种惩罚。它在你身上浮现，像一道鞭痕。或者你不妨说它是许多事业或职业的副产品，让作家去纠缠（或被纠缠），以致魂不守舍，欲罢不能。真正纯粹的作家，如康拉德，首先是海员；伊莎多拉·邓肯，舞蹈家；本·富兰克林，发明家和政治家；或希特勒，无赖……我认为最好的写作是一些从其他事情——从事业，从职业，或从刑期中挤出时间的人来做的，这些事情或者让他们激情洋溢，如宗教，如爱情，如政治，或者让他们无聊透顶，如监狱，如经纪行，如广告公司。伟大的小提琴家必须从小就开始拉提琴，但我想，文学家四十岁之前做些其他事情——磨镜片啦，勘查荒野啦，写出传世之作的机会才更多些（《调查表》）。
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因为明摆着嘛，我们现在阅读的经典传世作品，从《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孔雀东南飞》《木兰辞》，到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龚自珍、黄遵宪的诗，再到司马迁、王充、柳宗元、李贽、王阳明、曹雪芹、胡适、知堂的文，就都是他们职业的副产品，是在挤出的时间里完成的。我敢断言，吮吸着纳税人甜美乳汁专门来写作的当代作家，其作品，无论质还是量，肯定不及这些业余作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既使生活在远离欧洲战场的美国农场，但怀特就还是不能不与希特勒碰面。而谈到希特勒，就离不开“自由”二字。怀特深情地说：
我始终直觉，人与自己订有极其重要的契约，必须保持自我，又能容受万物，独立自强，凭借与此一星球的偶然遇合，随机应变，又像猎犬一般执着，不离不弃。我的初恋，刻骨铭心，就发生在我与我们所谓的自由一事之间，这位魅力无限的美人，危险、明艳、高贵，她使我们所有人回归本性，焕发生机（《自由》）。仰观日月星辰，自由是感觉自己从属于地球。置身社会，自己是感觉在一个民主框架中自在无碍。
相反，希特勒则不然，“读他的书，我得出的印象是，他与地球，不打算融洽相处，只有一种主宰的冲动。对人类，他认为他们不能和平共处，理当由一个超级头脑来统治，按标准整齐划一，他们的存在并不表明实现自我，个人人格将湮没在共同的种族命运中。你从他的著作中发现，他对整个人类是何等轻蔑……对他来说，人是蒙昧的，只能供驱使和操纵。他不断谈论民众是绵羊，弱智者，莽撞的傻子——就是从这些人那里，他要求获得绝对忠诚，并许诺给予他们最高奖赏”（同前）。
是啊，何止阿道夫·希特勒如此，所有不打算与地球融洽相处，想将人类整齐划一，不尊重个人人格者，都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而怀特这个如此看重第一人称“我”的人，就是专门干这个的——
我却为这管笔感到无比自豪，因为它历史地表明了其如同注射针头一般，为人们接种，让自由之菌在人体内恒久循环……倘若现实的力量剥夺了我的自由，我将与死人无异，宁可不带这颗头颅沦入法西斯主义，它已毫无用处，我不想再承负如此沉重的一个累赘（同前）。
走笔至此，我不禁想起了那位写下《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的诗人。我再也写不下去了，请大家原谅我罢。
二O一七年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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