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系列第六十七篇:熟悉的陌生人之清初思想文化的巨变

明末农民大起义让明朝社会经历一次大清洗,固有的社会阶级壁垒被打破。随着清军入关和统治的不断稳定,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清朝的大一统,让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在几十年间,经历了叛明、复明和顺应大清的转折。在这一重大的历史转变中,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不断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从明末“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走了出来,走向了“经世致用”的实践道路。思想文化界出现了又一个繁荣局面。王国维就曾经这样总结清代学术特点,堪称精辟。他说清朝“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刚刚走进清朝的文人士大夫们一改明朝的浮夸空谈,转而将学术研究的范围涉及到了自然、社会和思想领域、文学创作等的各个领域,涵盖天文、地理、经史、典制、文物、吏治、经济、河槽、兵工、民俗、文字、音韵等。接下来我们以点带面先详细了解清代的思想和文化。

思想上,在清朝前一百年的时间里,有三个人的思想深刻影响着后世,他们分别是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三人均是明朝的遗老,到死都不肯在清廷为官,但他们的思想和著作却是那个时代最为耀眼的哲学思辨,对后世清朝社会的变化影响深远。

01.影响力之最——顾炎武

顾炎武,江苏昆山花浦村人,公元1613年生,公元1682年卒,享年六十九岁。他历经明末农民大起义和清军南下,既看到了明末和南明小朝廷的腐败官场,也见到了清军屠杀南明百姓的残酷场面。他年轻时参加抗清斗争,在昆山陷落时,自己的养母绝食而死,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受到养母的影响,他终生不与清廷合作。之后辗转逃亡,到了康熙年间受到山东莱州黄培诗案牵连入狱七个月,被朋友李因笃和外甥徐乾学搭救。从此定居在河北边塞十余年。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朝廷请他到明史馆被他拒绝,十七年,公元1678年,康熙诏举博学鸿儒,朝廷再次推荐他被他决绝,第二年大修明史,又想邀请他入朝廷,再次被拒绝。晚年的他定居陕西华阴,受学生们的供养,终以五十亩田地维持生活,并得以善终。

他一生扭转了明清的一代风气,以“拨乱世反之正”为己任,治学勤奋,身体力行,倡导“修己治人之实学”,崇尚实学、经世致用。他反对主观的学问,提倡客观的学问,提出“明道救世”的主张,对理学和心学的虚妄都进行了批判和修正,开启了乾嘉朴学的先河。他提出“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的主张,按照梁启超的总结,前者指的是“人生哲学、所谓宇宙原理,都散寄于事物条理(文章)之中,我们做学问,最要紧的使用客观功夫,讲求事物条理,愈详博愈好,这便是'博学于文’”,而后者指的是,教人用严正的规律要求自己,不同世俗同流合污,不能“嘴上全是主义,底下全是生意”,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他一生足迹遍布天下,每天读书修身,为后人留下了浩瀚的著作。历史地理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诗本音》十卷、《古音表》两卷等,最著名的是《日知录》三十二卷。此外还有各种考据和考古的书籍,如《石经考》、《五经异同》、《二十一史年表》、《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等,以及文学著作《亭林文集》、《诗集》等。他一生虚怀若谷,求实学,为后人之楷模,其影响之深远稳居三人之最。

02.中国民主共和之先祖——黄宗羲

黄宗羲,浙江余姚黄竹浦人(今余姚明伟乡浦口村),公元1610年生,公元1695年卒,享年八十五岁。十九岁时孤身入京为父鸣冤,“设祭于诏狱中门,哭声如雷”,感动了崇祯皇帝。成功为父昭雪后,他遵循父亲遗愿拜理学家刘宗周为师。他同样看透了明朝和南明的腐败,并在清军南下时举兵抗清,成立“世忠营”,后跟随鲁王在海上漂泊,常常进入内陆组织反清复明的活动。之后鲁王政权败,黄宗羲回到家里闭门不出,专心从事思想和文化事业。公元1678年,翰林院学士叶方蔼推荐他入朝廷为官,他以母亲年老为由拒绝,两年后大修明史,朝廷再次想启用他,他还是拒绝。公元1690年,刑部尚书亲自来请,仍然不出仕。终其一生不在清廷为职。

他提倡“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在他的教导下,他的弟子全部笃尚实学,摒弃明末讲学虚浮的风气,开创了浙东学派的风气之先。梁启超评价他不是阳明心学的革命家,也不是承继人,而是其修正者。不仅如此,黄宗羲还是我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启蒙思想家,他在著作《留书》中开天辟地、尖锐地指出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否定了“君权之上”的封建时代,让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曙光闪耀在清朝的前半页。梁启超高度评价说“三百年前——卢梭《民约论》出世前之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黄宗羲为理想中的社会进行了设计,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法治理念,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经济主张。他对清代学术贡献最大的在于史学。首先,他虽然不愿意入清廷为官,但黄宗羲却批阅千余家明人文集,编制成了著名的《明文案》,后扩编成《明文海》。保留了明代大量的文学典籍,为《四库全书》提供了大量可用的文献。其次,他以阳明学派为主流,收集囊括了各派的思想,著成了《明儒学案》,记载了从明朝开国以来两百多名学者的学术思想,备受后世推崇,除此之外,他还呕心沥血编纂《宋元学案》,终因身体原因未能完成,由其学生续编成书,成为当今我们研究宋元明哲学思想和学术演变的重要文献。也由此黄宗羲开创了史书的“学案体”,被梁启超评为“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梨洲之著学案始”。最后,他开创了以史见长的浙东学派。

他一生勤奋好学,学识渊博,著作涵盖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天文、地理、文学、宗教等学科,共一百一十多种,壹仟三百多卷,总计两千多万字。其中文选汇编类18种,现存9种;专著类68种,现存27种;自著诗文集类26种,现存18种。他意趣宏大,树一代典范,推学术与事功而为一,创清代之新局。他的政治思想,深刻影响了清末的社会变革,为梁启超、谭嗣同倡导民权共和之说奠定了思想基础,梁启超就是在黄宗羲的启发下,投身于维新变法运动之中。

03.遵循历史客观规律的先行者——王夫之

王夫之,湖南衡阳人,公元1619年生,公元1692年卒,享年七十三岁。他师从阳明学派弟子邹守益,以真知实践为学。二十五岁时,他父亲被张献忠掳走,王夫之“自引刀遍刺肢体,舁往易父”,终于得到张献忠的同情,“免之,与父俱归”。三十一岁时在南明永历政权任职,看到了南明小朝廷的腐败黑暗,以及党政不断。永历政权败亡后,他返回了家乡,待到永历政权的瞿式耜殉难,三十三岁的他心灰意冷决心不再出仕。他四处逃亡,躲避清廷的追捕,顺治帝之后民族政策缓和,王夫之定居衡阳金兰乡高节里,一面教学维持生计,一面进行学术研究。

他相对于黄宗羲和顾炎武,钱穆先生认为王夫之学术体系最为博大,梁启超也认为相对于顾炎武,王夫之侧重于哲学体系的构建,顾炎武侧重于科学层面的建设。王夫之总结了古代哲学,在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方面都对后世影响极深。自然方面,王夫之继承发展了“气本论”,认为元气是宇宙的唯一存在,并尖锐批评了佛道和一切唯心主义者的主张,强调事物的客观实在性。他批判宋明理学,提出了唯物主义的理气论和道器论,发展了中国本土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思想。他继承发扬了张载的“一物两体”学说,提出了“分一为二”、“合二为一”的命题,阐述了对立统一、动静结合等理念,创造性的提出“运动是永恒的”、“天地之化日新”(宇宙运动变化是个不断更新的过程)等观点。为后世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历史观上,他批判复古主义者,反对美化古人、崇拜先王,他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复古不过是用尧舜压制人心的手段,他在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理势合一”,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过程,他提出历史发展有其自己的规律。他认为物质世界具有客观规律,历史发展中客观规律表现为必然之趋势。

他学思结合,博大精深、自成一家,据不完全统计共计三百一十三卷,哲学有《周易内传》、《周易考异》等,文学有《四书训义》、《说文广义》、《读通鉴论》、《宋论》等,诗文有《诗话》、《诗余》、《诗集》等。但较为令后世唏嘘的是,王夫之的思想并没有在当时泛起大的浪花,由于他自己身居瑶峒,门人和学生都没有身世显赫的人,所以思想一直没有流行开来。知道清道光年间,他的后代王世佺才刻成《船山遗书》十八种,之后曾国荃补刻,收录了六十三种。公元1930年,上海太平洋书店铅字排印,共收七十种。王夫之的思想在清末和民国影响深远,是思想启蒙思潮的重大思想源泉,章太炎高度评价“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王夫之字而农)一家而已”。

4.璀璨的繁星——文化的繁荣

时代和历史的创造者从来不是某个或者几个人,与三位先哲同时代,在他们之后还有着为数众多的参与者。

在理学和经学方面,还有河南的学者、教育家孙奇逢,特别强调“躬行实践”,在当时影响极大,同江南的黄宗羲和关中的李颙形成呼应。他创立了北学,著作160余卷,其中《理学宗传》比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早十几年,占据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德高望重,在河南辉县苏门山定居时,求学者数百人,四川学者费秘慕名而来拜入其门下。孙奇逢门下名人众多,北学影响深远。除此之外还有河北的颜李学派,以复古为旗帜,强调现代的精神,践行“实践主义”,强调凡学问都要以有益于人生,可施于诸政治为主,同“实用主义”异曲同工。他们倡导实行、实习,反对读书、著书和空言无行。

值得一提的还有张履祥、陆世仪和吕留良。张履祥以仁为本,以修己为务,重视实践,教导人们要重视经济之学,大力宣传“治生当以稼穑为先,能稼穑则无求于人,而廉耻立;知稼穑艰难则不妄取于人,而礼让兴。廉耻立、礼让兴,世道可复古矣”。陆世仪主张“居敬穷理”,于天文、地理、河渠、兵法、技击等无不通习。吕留良祖上时代明朝官宦,曾起兵抗清,失败后为了保命,改名光轮应试清廷科举,之后行医度日,晚年因威望颇高,为了躲避朝廷的任用,削发为僧,最终死于山中,他一生提倡民族气节,以唤醒清初文人民族意识为己任,因为这种思想,死后被“戮尸枭首”,清朝灭亡后才得以昭雪。

史学方面,除了朝廷大力招揽文人编修史书外,民间也兴起了修史的风气。最有名的就是谈迁,他以一人之力完成了一百零八卷的编年体明朝通史《国榷》,记录了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到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的历史。谈迁之外,还有谷应泰编纂《明史纪事本末》,查继佐编纂断代史《罪惟录》,记录了被清朝《明史》隐去的历史,价值极高。还有张岱的纪传体史书《石匮书》,详细记录了农民起义军的细节。除了上述史书,还有记录明清更迭的书籍,如计六奇的《明季北略》等,和记录中国古代史实、典籍、地理的史书如李清和吴任臣的《南北史合注》等,全都反映了清朝前一百年间,史学发展的繁荣、广播和宏大,同思想家们的“经世实学”形成呼应。为后世了解研究历史,学习古人智慧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好了,本周的文章就到这里,下周我们重点了解清代前一百年的文学和艺术,继续感受时代的魅力,汲取历史的智慧。这是与您分享的第563篇文章,还您的阅读,我们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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