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2020年第6期|钟求是:除了远方

夏天收尾的时候,老远的事也在法官口中收了尾。他领刑两年又六个月。这是个不算狰狞的数字,至少没有滑出我的预估。

消息在大学微信群里出现时,引起的是一片沉默。在自家同学之间,这种事不能升级为热烈的话题,何况大家早已过了吃惊期。静了好一会儿,群里才跳出几个字:唉,老远!又过一会儿,有同学说:不值呀,一不留神栽到了浅沟里。有人接上一句:浅沟也有制造风暴的能力。

老远被突然而至的“风暴”甩到地上是在半年前。以他的位子和作派,不少同学推测这是个量级不小的案子。不想之后一披露,他吞下的钱币仅为17.63万元。这个有点瘦小的数字落在公文上属于“数额较大”,搁在日子里的确算是浅沟。这样说不是替老远开脱或者暗惜。我的意思是,在仕道上混了这么些年,老远到底没拿捏好生活里的轻重。

群里有人开始提起去年的同学会,说世事无序,时间逗人。有人感叹一句:那会儿呀,老远是个得意的人。有人马上更正:不是得意是在意,他在意自己的份量。似乎为了证明这句话,一张同学会合影弹了出来。这照片摄于W市一家海鲜城的大包厢,数十号人亲昵地团在一起,做少年归来状。老远作为接待者,咧着嘴坐在C位。几位女同学还柔了身段,摆出20的数字造型。

其实依我看,重返少年的说法挺矫情。人到了深度中年,脸上爬出皱线,内心渗出油腻,撒起欢儿是很容易失真的。不过毕业二十年是个大数,放肆地聚上一回是必须的。为了这次聚会,有人牵头早早凑起了筹备组。同学们在群里也七嘴八舌了许多天。一位同学还拟了一句口号:八月杭城,点燃旧情!另一位同学则呼吁:一个也不能少,谁若缺席,打上门去!但一个班的人散在复杂日子里,要凑齐是很难的。聚会之前,陆续有四五位同学告假,其中包括老远。老远在W市坐着商务局副座,那几天将镇守一个商品展销会,实在无法脱身。他在群里这么一说,免不了引出同学的抨击,譬如有点失望的我。我威胁说:原先讲过的,谁若不来,我们集体登门拜访。谁知道老远一半玩笑一半认真地接了招,表示欢迎同学们来访。他甚至建议把W市作为同学会的延伸点:反正要安排游览的,我这里有上等的景色和海鲜。

本来这在群里只是一晃而过的言谈,可视为一个聚会缺席者的客套话。不想筹备组由此开了脑洞,觉得杭城至W市仅两小时的高铁,坐在车厢里一路欢言回忆旧事,倒也是一个有趣环节。还有一点更重要,老远的热情是真实的,那里的海鲜也是真实的,集体去享用一下不失于一件快事。

到了八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同学们汇集到杭城一家宾馆,先花一天时间进行拥抱相认、参观母校、酒桌撞杯、彻夜长谈等程序,然后在下一日坐高铁去了W市。老远在车站出口候迎大家,并撑着饱满的笑容跟每位同学一一握手。下午同学们游览著名的江心岛,老远派了一位小伙子导引照应,一路挺通顺的。此日晚上,老远则个人做东,在海鲜城设了四桌,并自备了身披金色的东海黄鱼来助阵。在海鲜与白酒的支持下,现场情绪汹涌,时不时有人站出来讲一堆浓烈的废话。相比之下,老远似乎压着亢奋。他只是安静地拿着杯子巡桌而走,跟每一位碰杯的同学轻言几句。敬到我跟前时,我说:“老远,我瞧出来了,你拿出的热情还是有破绽呀。”老远说:“老方,什么意思?”我说:“你的精气神儿不够充足。”老远盯我一眼,悄声说:“我是累的,我这几天跑来跑去像一条狗。”他这么一说,我看出了他脸上的倦意。我说:“既然累成了一条狗,何必还勾引我们过来。”老远说:“我是真的惦记同学们,想跟大家喝顿酒……再说一个展销会人来人往,就当做多接待了一拨客人。”我们这么私语着,旁边一位同学嚷了一句:“远方组合又凑一起了,是不是在聊二十年前的小芳呀?”好几个声音马上跟上来:“当然是啦,毕竟是同一个痛点嘛。”“追忆青春,可惜小芳已经老去。”“小芳已老,回忆不老。”老远乐了说:“老方,咱们还是闲话少说,一说多了,就被别人说闲话了。”我也笑了,不再搭话。他拍拍我的肩,端着杯子又去敬下一位同学了。

那天晚餐上,我和老远就这么浅聊了几句话。随后我也想过再跟他深谈几句,可在闹哄哄的场面中,压根儿就说不上静话。事后想想,那个晚上老远虽然提着精神,但我能觉出他身上的疲累。是的,不仅仅是累,还有一种陷入日子的疲。

两天后的下午,我给W市的老远妻子打了电话。老远妻子在一家文化公司任职,曾陪着老远跟我见过三四回面,所以说话不需要怎么绕弯。我先给几句安慰话,便问老远待的地方在哪里,我想去看看他。她沉默一下说:“还是别去看他吧,他现在……不乐意见同学朋友。”我说:“也许见个面说会儿话,他心里好受一些。”她说:“不会好受的,他心里还有泥沙,需要沉淀一段时间。”她这么一说,我没法再坚持了,转而问她和孩子有什么困难。她说:“女儿上初二了,情况还好。日子虽然打翻了,但我还能撑得住。”我说:“你知道的,老远和我走得近,这时候我总想帮他做点儿什么。”她停顿几秒钟,说:“你要是想帮他,就去看看他父亲吧。”我说:“他父亲怎么啦?”她说:“儿子出了这种事,老人心里特别堵,一直走不出来。”我赶紧问:“他生病了吗?”她说:“生病倒也没有,但老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像变了一个人。”这个可以想象,做父亲的,遇到这种事心里一定像熄了灯。我说:“他还住在那个叫昆城的镇子里吧?”她说:“是的。”又叹口气说:“老远眼下放不了心的,主要就是老父亲。”我说:“我明白了,我会找时间去看老父亲的。”

放下电话,我闭眼使劲搜找一下,脑子里走出一位黑皮肤粗眉毛的清瘦老人——几年前在W市,我见过老远父亲一面。记得那是秋天的日子,我去W市参加一个图书编辑业务交流会,会后被老远邀到家里吃饭,在餐桌上遇到了他的父亲。老远母亲前些年患病去世,两个妹妹又嫁到了别的镇子,留下父亲一人在离市区五十公里的昆城小镇上生活。老远是个孝子,当然不允许父亲独自在老家过日子,就时不时进行诱劝。偏偏父亲不喜欢城市的喧闹和陌生,执拗不过了才到儿子家里待上一段时日。这天用餐的时候,老人跟我抱怨这城里空气太沉、路不好认,还没个熟人。我说:“有儿子一家子人跟您在一起,别的熟人就不重要了。”老人目光扫过餐桌边的儿子儿媳和孙女,轻了声音说:“那还是不一样……有时家里人重要,有时街上的人也重要。”这时老远一边嚼着菜一边对我说:“他呀是惦记麻将,在昆城他差不多每天都要打一会儿麻将。”老人被揭了老底似的,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我就这点儿喜好,再说平时也没事干哩。”老远说:“所以每回在我这儿待上一个月,心就散了想回去。”老人不服地说:“这回我已经待了一个月加两天了。”我说:“那您为啥不在这儿凑牌局?城里棋牌室有的是呀。”老人嘴巴一撇,露出瞧不起的神色:“打法不一样哩!这城里的打法太简单,没有抬数还没有花牌,一点味道都没有,就像菜里不肯放盐。”我乐了说:“麻将虽好却替不了饭,您一个人买菜做饭就不嫌麻烦?”老人说:“我不想做饭就不做,街上的点心店都认得我这张嘴巴。有时麻将搓完了,几个老友也一起去喝一口,谁赢了谁请客。”一直不吭声的孙女这时插了一嘴:“爷爷你请客多吗?”老人说:“少不了,爷爷是麻将高手哩。”孙女说:“吹牛吧?”老人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吹牛,反正爷爷请客的时候,别人都这么说我。”说着朗声笑了,瘦脸上的粗眉毛跟着抖动起来。

正是那次见面,老人有些自得的笑存入了我的记忆。不过老远出事后,我脑子里有时会掠过他的妻子他的女儿,却忽略了他的父亲。现在琢磨一下,做父亲的心伤等级一定是最高的。孤独一人,收起笑声老待在家里,那情景想想就让人难受。

这天晚上,我本来要校对社里稿子的,脑子却飘飘的抓不住字。我撇下稿纸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后来又靠到床头静脑子。寂静之中,我脑袋渐渐迷糊,一会儿明一会儿暗。待重新醒了神儿,已过十一点。我用手抹一抹自己的脸,拿起手机在同学群里发出一条微信:这个周末,我要去一个叫昆城的镇子。不等别人好奇地问话,我又补上一句:我是去看老远的父亲。

在群里说这种个人打算似乎有点不靠谱,但我还是要说出来,因为我想听到同学们的呼应声音。不知是时间晚了还是懒得发声,手机上许久没有跳出文字。过了大约半小时,屏幕上才一前一后出现两句虚话。一句是:老人可怜,多说几句安慰话吧。另一句是复制:老人可怜,多说几句安慰话吧。之后有几个表示同情或难过的图案跟上来。

洗漱过了上床睡觉的时候,我又摁开手机看一眼。一位昵称为“舌尖战士”的同学私微我:去见老远父亲之前,咱们见一面。“舌尖战士”实名郑一重,他的单位跟我的出版社距离挺近,若要见面相当于午间散个步,不过平时他活得匆忙我活得涣散,俩人很少碰头聊点话。我问:有啥事吗?郑一重回复:就说一句话。我说:不能在手机上说吗?郑一重答:我想过了,还是当面说出来好。

第二天中午用过饭,我按郑一重的邀约去了单位附近的一家星巴克。店堂内人不少,两个人在角落里找到座位。郑一重积极地点了饮料和糕点。我说:“刚吃过饭,上什么糕点呀。”郑一重说:“我就这毛病,坐到吃店里嘴巴便蠢蠢欲动,舌尖战士嘛。”我单刀直入问:“你嘴巴里有什么话那么贵重,不肯在手机里说?”郑一重说:“是这样的……你去见老远父亲,我想托你捎上点钱。”我愣了一下:“我可没这个意思,我在群里说这事儿,不是让大家凑钱的。”郑一重说:“我知道,所以我没在群里搭你话嘛。”我说:“其实我们都明白,老人眼下缺少的不是钱。”郑一重说:“这个我也知道,但不给点钱我心里不好受。”说着他放下杯子,拿起手机摁几下,往我微信里转了一千元钱。我说:“除了捎钱,你还有什么话要说?“郑一重说:“老人可怜,你去了多说几句安慰话吧。”我说:“你也讲这种无用的废话……我见着老人还会少了安慰话吗?!”郑一重叹口气说:“其实我想说的是去年那顿晚饭。”我默一下脸,明白他说的是去年在W市老远请吃的同学晚餐。郑一重说:“我胃口好,那一顿我他妈的吃得真多呀!”我点一点头,想说什么又收住了。

郑一重眨眨眼,端起饮料喝一口:“今天我来,要说的就是这句话。”

周六上午,我起了个早,先打车到火车东站,在站内餐厅潦草用过早餐后,刚好赶上排队过闸进站。

我的座位靠着窗户,这样感觉似乎僻静一些。事先我查算过,杭城至昆城的高铁用时两个半小时,到达那儿正好是中午。

因为车速很快,窗外的田野景色一掠而过不给回味,看一会儿便懒了。我降下窗布,松了身子想补个觉。闭上眼睛,脑子里却浮动一下,出现了一张因沮丧而显得好玩的嫩脸。这张脸属于大学毕业时的老远,而且与火车有关。我的忆思一下子飘了出去。

记得那是毕业季的一个炎热傍晚,老远拖着行李准备离校。他买到的是晚上去W市的火车票——那时通往W市的铁路刚刚开通,在绿皮夜车上睡一觉恰好于次日凌晨抵达,这突然便利了的返乡旅程让老远兴奋。男女同学们吃过晚饭便三三两两围过来送行。四年相处,离别凄凄。老远与每一位同学深情告别,该握手的握手,该拥抱的拥抱,然后在一大群目光的拥送下离开宿舍楼走向校门口。当时我还觉得老远占了便宜,因为在同学中较早离校,可以获得众人相送。不想过了一个多小时,我突然听到楼道大妈的电话招呼,跑过去拿起话筒,是老远的声音。我问:“怎么回事?有什么东西落在学校了?”老远说:“不是不是……我今天走不了啦,有点狼狈。”我说:“为什么?”老远说:“妈的我看错了日期,是明天的车票。”我“噗”一声乐了,说:“老远你挺能玩呀,把低级错误玩到了幽默级别。”老远说:“别幸灾乐祸的,你没听出我的声音很懊丧吗?”我说:“懊丧什么呀!赶紧回来呗,学校再留你一夜又不收钱。”老远说:“跟一堆同学都那样告别过了,马上又回去真有些灰溜溜的。”呵呵,这倒也是,煽情的告别场面刚弄过,再回来是容易抹不开脸。我说:“那你打电话……什么意思?”老远说:“我准备在车站候车室过一夜,想想又太无聊了,老方你过来陪我说说话吧。”

我坐公交车去了火车站。那个晚上,我们一起在候车室的长椅上过夜,周围的嘈杂并没妨碍两张嘴巴的兴致。我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地聊话,聊了远方组合名号的缘起,聊了那个叫小芳的女孩,聊了马上要去报到的工作单位。之后,老远聊起了父亲。他说:“我分到这个单位上班,最高兴的是我爸。”老远去的单位是W市商业局,这在当年大半学生不包分配的大势里,是很牛叉的落脚点。我说:“你爸当然高兴,因为他是商业人士嘛。”老远嘿嘿笑了。以前老远告诉过我,他爸上过一年高中,在郊区农场干过几年改良稻种的活儿,后来一直在镇上做油漆工。油漆工做久了,又顺势开了一间小油漆店。油漆店的店主,至少也靠得上商业人士的边吧。我说:“我的感觉,你爸这一辈子活得够忙碌的。”老远说:“活得忙碌,却没活明白。”我说:“什么意思?”老远说:“老在镇子里待着,基本没出过远门,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他的世界就是周围一小片地方。”我说:“要讲这个呀,咱们的上一代人差不多都这样。”老远说:“到了晚上把店门一关,要么在家喝点酒看电视剧,要么出去玩几把扑克麻将,反正很粗糙地把一天剩下的时间花完了。”我说:“那他对你管得多吗?”老远说:“才不管呢,小时候我背着书包在街上野,他基本不挂心;期末考多少分,他也懒得过问。高考那几天在别人家是隆重日子,他照常糊糊涂涂;后来知道我上的是商学院,但是具体什么专业,他也不会去搞明白。”我说:“看来你爸心里不爱放事儿呀,粗线条男人一个。”老远说:“后来我也想过,他心里不爱放事儿也许是因为他身子挺累。我妈没有工作,全靠我爸养着一家子人。我两个妹妹也在读书,他得把三个子女的学费钱给挣出来。”我说:“我有点明白了。”老远说:“明白什么?”我说:“原来你爸高兴的是你可以马上挣钱,而不是光宗耀祖什么的。”老远咧嘴一笑说:“光宗耀祖这种事,他才不放在心上呢。”

抵达昆城后,我随着下车的人流出站,坐出租车来到城区。

这是个不算小的镇子,看上去有不少街道,街面上热闹但不嘈杂。注意用一下耳朵,路人们讲的是我根本听不懂的一种方言。我看一眼手表,进了一家吃店用午餐。等着上面条的当儿,我掏出手机翻到老远妻子发来的地址,向店主打听。店主用手比划几下,说:“你找的坡南街呀,过了通福门往前走便是啦。”

吃完面条,我出了店门先找到银行取款机,取了五千元装入备好的信封,又来到一家超市买了些营养用品,然后在手机上设了导航,沿着一条坡道向南边走去。

坡道走尽,果然见到一座有点派头的门楼,门额上写着“通福门”三字。穿过石门,是一条向下伸展的坡道。坡道两旁多是旧屋,但明显用心打理过,有一种化妆出来的古朴。我停下脚步打问两次,再拐进一条巷子走一小段路,看见了要找的房子。

房子是老式瓦屋,不过似乎也修整过,虚掩的木门显着七成新的枣红漆色。我推门进去,里边一亮,竟是一个不算小的院子。院子里搁着一些杂物,看上去却像是空荡荡的。我站在院子中间,隔空呼叫了一声,旁边厢房门口先探出一个脑袋,瞧见了我,才把整个身子移出来。这是一个胖呼呼的大叔,微眯的眼中放着问号,嘴里说了一句方言。我没听明白,就提一提手中的礼物,说明了来意。胖呼呼的大叔“噢”了一声,改用普通话说:“阿远他爸不在噢。”我说:“他不在……哪儿去了?”胖叔说:“出远门去了。”我愣了一下:“不是说他老待在家里不出门吗?”胖叔说:“听谁讲的……话是死的,人是活的。”我说:“那他什么时候回来?”胖叔说:“这个讲不准,应该很久的。”我说:“您是他家什么人?”胖叔说:“亲戚,我是他家亲戚,你的这些东西可以交给我。”说着他从我手里接过礼物袋子,似乎没有留我的意思。我不甘心这么轻易离开,想一想,跟胖叔要老远父亲的手机号码。我说:“我还有些钱要给他,得跟他联系一下。”胖叔说:“你不知道呀,阿远进去以后,他爸就不用手机了。”我叹了口气,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胖叔脸上出现送客的神情,往门口走几步。不过还没等我跟上,他又醒悟似的转过身:“刚才你讲你要……”我说:“要手机号码呀。”胖叔说:“不是这个,我问的是钞票。”我说:“我这次来看老人,自己备了些钱,也替别的同学捎了点钱。”胖叔说:“多少?可以交给我吗?”这自然不合适,我摊一摊手说:“联系不上人,他都不知道给钱的是谁。”这回轮到胖叔发闷了。他迟疑几秒钟,一顿脚说:“进屋去说!”

我这才随他进了厢房,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屋子不大,不仅摆设陈旧,还充斥着老年男人的陈旧气味。胖叔放下礼品袋子,说:“我刚才没听错吧,你是阿远同学,从杭城过来?”我点点头。胖叔说:“这么远过来,我还是讲实话吧……再说他讲过不见人,没讲过不要钱。”我瞧着胖叔的脸,忽然明白了:老远父亲没出什么远门。我说:“他躲在屋子里不愿意见人?”胖叔叹口气说:“不光不肯见人,还作贱自己噢。”胖叔眨几下眼,快速地动着嘴巴说了一堆话。

原来老远出事以后,老人的气神儿就漏了,整天沉默着。有牌友拉他去打麻将,玩了一会儿,便出错好几张牌。他黑着脸把麻将牌一推,起身回家了,从此不搭理牌友们的招唤。

两个多月后,老远从接受调查转为正式逮捕,这条消息见了电视。播放那天晚上,老人在电视机前看一分钟,却坐了一个夜晚。第二天他做了一个雷人的决定:陪儿子一起坐牢。他坐牢的方式就是清理出院子后面的一间杂物屋,在窗户装上铁栏,在大门挂上铁锁,在窄床铺上稻草,让自己像一名正式的囚犯待在里头,直到儿子出狱的那一天。他的这个想法是如此的偏激和怪诞,让少数知道的人都感到迷惑不解。两个女儿一前一后跑过来苦苦相劝,都被他用石头般的言语顶了回去。他告诉女儿们,自己的坐牢比住院好,不需要她们操心。他叫来远房亲戚胖叔,付给他一份不多不少的工资。拿着这份工资,胖叔干的活儿就是上半天班,做中午和晚上两顿牢饭,并挡住上门的探望者。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压住心里的震动。我说:“就算是正儿八经的监狱,也是允许探望的。”胖叔说:“他就是不肯见人,连女儿来两次也只能见上一次。”我算了算时间,说:“他把自己关起来该有四个月了吧?”胖叔说:“差不多噢……你看看,四个月一百多天,麻将呀喝酒呀说戒就戒了,以前隔两三天他的手和嘴巴都会痒痒的。”我说:“前几天阿远最后判刑的消息,他知道了吗?”胖叔说:“两年半噢,他知道了。”我说:“那不多说了,我现在就去见他……也算是探监吧。”胖叔说:“你说的钞票备好啦?”我拍拍兜里的信封,点点头。胖叔说:“我知道挡不住你了,不过你还得备些好话,别让他听着心里难受。”我又点点头。

胖叔领着我穿过院子,往旁边一拐,来到一间侧屋前。这屋子粗看并无异样,往细里瞧,窗户上果然竖着一根根铁条,关闭的木门挂了一只黑色大铁锁。另外,木门上又新开了一个对话小方窗,看上去像是有了牢狱的符号。胖叔敲一敲小方窗,里边响起缓慢的脚步声,随后小方窗打开,露出一张瘦黑的布满皱纹的脸。胖叔轻着声音说了几句方言,应该是对我的介绍。我赶紧把脑袋凑上去,说:“大叔,我是阿远的大学同学,今天特地过来看您。”老远父亲盯着我的脸,没有吭声。我说:“咱们还见过面的,几年前在阿远的家里。”老远父亲恍惚一下,似乎想起来了,说:“谢谢你来看我。”我说:“我知道,这么来看您是一种打扰。”老远父亲沉默地抖动一下粗眉毛,说:“阿远给同学给学校丢脸了。”我的嘴有点傻,一时不知道怎么应答。老远父亲说:“阿远不该这样的,他不该这样。”老远父亲说:“他打了我的脸。”老远父亲又说:“可他是我的儿子。”我暗叹一口气,绕过去说:“在大学,我和阿远在一个寝室睡了四年。那会儿我就经常听他说起您,所以您在我脑子里一点儿不生分。”

这时胖叔跟上来说:“不生分就好……这位阿远同学送来一些吃的东西,我收起来了。”我说:“几盒营养品,算是一点心意。”胖叔说:“这位阿远同学还要送一些钞票,我还没有收起来。”我伸手掏出装钱的信封,递进小方窗。老远父亲退后一步,看着我的手说:“这里是监狱!”我说:“监狱也是可以消费的。”老远父亲耸一耸眉毛说:“你这是可怜我吗?”我急忙说:“没有,我没有这么想。”老远父亲说:“那拿回去!”胖叔劝了一句:“这是下辈人孝敬你噢,我觉得收下不要紧的。”老远父亲一提声音说:“阿远是因为收钱才坐牢的,我坐牢的时候不能再收钱!”他抢过我手中的信封扔出去,又“啪”地关上小方窗。信封在空中翻一个跟斗,落在一米远的地上。

胖叔拣起信封在手里掂一掂,递还给我。我看一眼那关闭的小方窗,心里飘过一阵难过。是的,我没有难堪只有难过———老人烫手似的动作显露的是心中之痛呀。胖叔“唉”了一声说:“犟老头噢,他以为这里真是监狱呢。”我想一想说:“这样吧,你先回屋去,我在这里待一会儿。”胖叔点一下头,去了自己的屋子。

我站在那儿,想让自己的脑子静一下,眼睛一瞥,碰见了一只旧石墩。我走过去坐下。

太阳已有些斜了,照下来把院子分成了两半。明亮的一半里有两只没有内容的花盆和一座废弃的捣臼,阴淡的一半里有一段已干裂的树桩和坐在石墩上的我。我盯着那条阳光线,脑子里要想点儿什么,却不知想点儿什么好。

过了一些时间,我恍然一醒,发现那条阳光线已移过来一截。我似乎什么也没想,却已经想好了。我起身走向胖叔的屋子,站到他跟前,安静地说了一句话。胖叔吃一惊说:“你说什么?”我说:“是的,我要在那间牢屋里待一天。”胖叔说:“为什么呀?镇子上有许多住店的。”我不回答,淡淡地笑了一下。

我的决定让老远父亲愣了片刻,但他终于没有反对。也许一个整天孤着的老人,内心挺想跟别人说说话的,何况是儿子的大学同学。

此时虽到了初秋的边儿,天气仍拖着夏日的余热。胖叔找了一张草席和一只枕头给我,想一下,又补了一把蒲扇。牢房不是客栈,哪有摇着扇子聊话的——我拒掉蒲扇,带上草席和枕头。胖叔打开木门铁锁,还顺手在身后推了我一把。我几乎像是电影中的囚犯,脚步踉跄一下踏进了屋子。

屋子不大,四壁为旧木板,一侧架着简陋的窄铺,另一侧地上躺着一些稻草,屋顶则垂下一只沾着灰尘的老灯管。空气中有一股不好闻的臊味儿,那是因为墙角坐着一只盖子似乎不紧密的马桶。我把草席搁在稻草上,又躲开马桶把枕头搁在另一边。

老远父亲开口的第一句话是:“这些稻草是我天凉了要用的,不脏。”我说:“我睡觉怕硬,有了这些稻草,正好。”其实这样的天气直接铺在水泥地上睡一夜我也是不怕的。老远父亲说:“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姓方,您叫我小方吧……上次在阿远家吃饭您也是这么叫我的。”老远父亲说:“人老了,记性不好哩。”顿一顿又说:“不过我没有忘记,那回吃饭我们一家子人都是快快活活的。”我说:“您讲到麻将就乐呵呵地笑,这个我也还记得。”老远父亲收一收脸,没往愉快的回忆里走。他说:“你这次来看我,阿远知道吗?”我说:“他不知道,我跟他还没见上面。”老远父亲又说:“你拿着吃物又拿着钱,说不是来可怜我,那是想来安慰我吗?”这话儿没法应答,我不吱声。老远父亲说:“你安慰不了我,能安慰我的是这些东西。”

他转身蹲下身子,从床铺下面拉出一只方形纸箱——刚才我没注意床底下竟然还藏着这样一只纸箱。他吸一吸气,从箱子里拿出东西搁在床上,先是一本旧相册,再是一扎老信封,然后是一份褐色的奖状,一张发黄的存单……不一会儿,灰色床铺上排起了一长溜儿的昔日物品。这些物品在此时显然就是故事道具。

老远父亲坐到床边,一指旧相册说:“这是阿远在大学里寄来的照片,我一张一张存起来的。”又一指老信封们说:“那时他每个月都会写信来,我一封都没丢掉。”再一指那张奖状说:“这奖状很特别哩,他上小学五年级时,有一回捡到一笔二十四元的钱交给老师,学校就特意给了表扬。”随后老远父亲拣起存单递近了给我看,上面有十二元五角的数字。老远父亲说:“阿远高二的时候,想买一本英汉词典,镇子上没有。那天我从工地上出来,衣服上还沾着油漆,直接坐车去了市里。市里的书店有好几家,找来找去也没有。后来我经过一家银行,就把买书的钱存起来,等着以后买。那几年我家日子过得特别紧,怕把这钱花掉了。再后来日子好起来,这点钱就忘了取哩……”

老远父亲说着说着,声音轻下去,像是进入了过去的某个场景。我有点明白了,他在这间自设的牢屋里待着,许多时候是靠这种回忆度日子的。同时我还有点明白,他其实不是个粗人,至少粗中有细,对儿子的事一直不轻心的。这一点跟老远以前给我的信息不一样。

我拿起那本老相册翻了翻,里头大多是老远在校园里或在西湖边的照片。那时候的老远长着有些乱的厚发,脸上存着一小批青春痘,样子潦草又新鲜。在几张同学合影中,我发现了自己的脸。我的脸显得有点长,因为瘦,也因为头发往上支楞着。妈的,大学时代的我们,就是头发也长得多么有劲道呀。

老远父亲把物品一件件放回纸箱的时候,小方窗被敲了两下——小方窗插销在里边,是这间伪牢房设计的漏洞。我走过去拉开插销,胖叔递进来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两份饭菜。哦,监狱的晚饭有点早。

我把托盘放在地上,请老远父亲取用。老远父亲说:“这是牢饭,你别埋怨做得不好。”我微笑一下,盯看一眼饭菜。饭满满一碗,但瞧着烂糊糊的,菜是一小碗冬瓜汤。我没有犹豫,端起饭碗就扒,才扒了几口,感觉肚子已经饱了。我把冬瓜汤往饭碗倒一些,又扒两口,脸上出现了受困的神情。老远父亲也在吃着,这时抬头看我一眼说:“阿远在里头,吃的也是这种饭。”我抽抽鼻子,又吃下两口,然后把饭碗搁在地上。

老远父亲吃完自己的饭菜,用手抹一下嘴,探身取走我的剩饭剩菜倒在一起。我想挡住,已经没用了。他默着脸一口一口吃掉碗里的东西,再次用手抹一下嘴,说:“这个地方你不该进来,哪怕只待一天。”我接过他的碗筷搁在托盘上,说:“哪怕只待一天,我也得进来。”老远父亲说:“我猜得出来,你进来是想跟我说说话哩。”我在草席上挪一挪身体,让后背斜靠墙上,说:“是得跟您说说话,因为我心里放着一件事,不说出来……难受。”老远父亲粗眉毛微动一下,说:“在这个地方,不能这么坐着说话的。”

我“嗯”了一声,调一调身子盘腿坐好,说:“也是有关吃的事……去年夏天,我们开了一场毕业二十年同学会,阿远要尽地主之谊,就自己出钱请大家吃了一顿饭。”老远父亲说:“请吃一顿饭是应该的,不能冷落同学们。”我说:“那顿饭吃得热闹,上了许多海鲜,阿远还特地备了黄鱼……听说这种黄鱼挺贵的。”老远父亲说:“是挺贵的,黄鱼。”我说:“大家吃得高兴,也喝得高兴,好几位同学喝吐了。一位同学上洗手间,在马桶上睡了过去,半小时后出来,说自己还要喝。”老远父亲动一动嘴巴,没发出声。我说:“大家还说了许多有趣无趣的段子,还拍了许多照片,还一起唱了二十年前在学校里唱过的歌。一个女同学唱歌时太亢奋,把一碟酱油打翻在自己身上。”老远父亲说:“小方,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说:“那顿饭是阿远做的东,但他自己只是花了买黄鱼的钱。”老远父亲说:“什么意思……我没听懂。”我想接上去说:“阿远当时正在办一个展销活动,他把那顿饭放入了展销会的宾客接待里。”我还想说:“后来正是这顿饭成了线头,一点点牵出了他犯的错事。”但我沉默着没说出来,因为我觉得自己已把该说的说完了。

老远父亲也沉默地瞧着我,他其实已经听明白了。过了半响,他脸上扭动一下,打出一个饱嗝,然后屁股离开床铺,在屋子里踱起步来。来回走几趟,他停住了,慢慢仰起头,受伤似的呼出一口气,说:“这些年凑了一把好牌,可打着打着,怎么就把牌打臭了?!”他停一下,又说:“我不稀罕这个官那个职的,只要他心里自在就好,可阿远……没活明白呀!”这么说着,他无助地想做点儿什么,就突然抓起旁边托盘上的一只碗,手一抡用劲砸下去,地上蹿起一声尖锐的脆响。

在脆响中,我心里撕痛了一下。

这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两个人都待在静默中,没有再讲更多的话。也许是习惯,也许是累了,老远父亲早早在床上躺下了。不过他显然没有很快睡着,因为隔一会儿,他就会抬手拍一下侵犯皮肤的蚊子。

我也让自己躺下,双手叠在枕头上抚住脑袋。目光上方的老灯管发出浅淡的光,似乎比黑暗更宁静,容易引人入眠。但此时,我知道自己也不会马上睡着。

我的脑子开始飘移,离开这间屋子到达另一间屋子。那是大学寝室,我和老远一起住了四年的房间。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臭味相投,喜欢看各种杂书,喜欢早上跑步,喜欢食堂里的葱花油饼,喜欢不打理头发。因为这么多共同的喜欢,又因为他名远我姓方,被同学们戏称为“远方组合”。与之相配套,老远老方则成了我们的互称。有一天老远悄悄告诉我,自己在校园西角大松树下发现了一位晨读英语的女生,长得double beautiful。第二天早上跑步时我拐一下路,果然见到松树下那位挺养眼的女生。我们不知道她的出处,就依着歌曲暂时把她命名为“小芳”。此后我们每天清晨跑步都会绕道经过大松树,近距离让眼睛愉快一回。某一个晚上,老远突然告诉我,自己可能爱上那位小芳了。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也爱上她了。两个人仓皇地暗中打听,很快知道小芳是中文系的,高我们一级,她每天晨读的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原文。我们没有被吓住,立马去图书馆借了老莎的十四行诗集中文版,随后抽空轮流阅读,各自背诵了两三首。

终于到了一个天气爽朗的凌晨,我们互相打气又互相较劲,希望去落实一份不知属于谁的缘分。在那棵松树下,我们笨拙地搭讪上了小芳,还假模假式地问她手中是什么书,然后说自己也喜欢莎士比亚。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和老远分别背诵了一首老莎的十四行诗。背诵完毕,小芳笑了——她笑起来真的好看,double beautiful。小芳说,莎士比亚是位绅士,他的诗也很讲究,你们的头发乱楞楞的,朗诵的样子就不对味儿。我们心里一凉,脸上有些沮丧。小芳又说,上上个学期,也有一位不知哪个系的男生来靠近我,声称要献给我一部比肩《红楼梦》的作品,开头一句都想好了: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被少林寺逐出师门……两个学期过去了,他还只有这一句。

老远还不甘心,傻呼呼地问了一声,那我们该怎么办?小芳带着诗意调皮地说,现在别理我,你们要向远的地方跑去,在许多年后的前方等我。我和老远相互看了看,都从对方脸上见到沮丧的退意。两个人雄狗似的抖一抖身子,又开始了那个早晨的跑步。

钟求是,男,1964年出生,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系。在《收获》《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刊物发表小说多篇,作品获《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月报》双年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十月》文学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出版小说作品《零年代》《两个人的电影》《谢雨的大学》《昆城记》《街上的耳朵》《等待呼吸》等。现为《江南》杂志主编,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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