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合伙偷走50斤黄金,藏了19年没敢卖,刚出手就被抓

1961年,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上下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然而,就在这年3月18日,沈阳615造币厂却发生了一起大案:整整50斤的黄金被偷了!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黄金被盗案,周总理都被惊动了,他亲自作出指示:一定要尽快侦破此案,挽回损失。可谁能想到,原本并不复杂的一件案子,竟然拖了19年都未能破案。窃贼反倒一路高升,成了造币厂的大红人,这是咋回事呢?

这一年,615造币厂承担一项机密任务——将民间收集来的黄金、白银进行冶炼提纯,收纳国库。

造币厂的条件并不好,冶炼好的金块就放在木箱里,再用铁丝绑个十字花,堆放在临时搭建的仓库里。那时候没听说过什么安保,全靠工人的觉悟。可是,这满地的黄金、白银是多大的诱惑啊,于是就有人惦记上了。

厂里有一对夫妻,男的叫关庆昌,解放前在伪政府任职,后来隐瞒这一段经历混进了615造币厂,担任生产管理科副科长。他老婆叫黄素珍,是该厂电解车间的一名工人。

关庆昌在伪政府任职时有吃有喝,没吃过旧时代的苦,眼瞅着苏修翻脸,国内灾荒连年,又听说国民党要反攻大陆,他心里开始琢磨了,心想没准哪天就变了天,自己得提前捞一笔,到时候摇身一变就成了富豪。

关的老婆黄素珍也是个爱财如命的主,经关庆昌一番忽悠,也昏了头脑,利用在电解车间工作的便利,从车间盗走三块零碎黄金,连续2次都没被人发现。这让关庆昌大喜过望,决定干一票大的。

1961年3月16日,关庆昌发现车间里有一批装完箱的黄金没有入库,这是他一夜暴富最好的机会,遂产生盗窃的想法。由于人多眼杂,他连续两天一直伺机下手,却始终找不到机会。

3月18日,黄素珍发现黄金仍堆在车间未入库,便将这个“好消息”带给了丈夫。当天正好是周六(60年代是单休),下了班工厂俱乐部有舞会,厂里没几个人,正是下手的好时机。

晚上6点多,关庆昌来到厂浴所,跟每个人都热情地打招呼,简单洗了一下,趁人不注意穿好衣服匆匆离开了。7点左右,天已经暗了下来,关庆昌带着手套,手持羊角锤等工具,潜入车间,顺利盗走两锭黄金,总重807两7钱6分(当时采用旧制,一斤为16两),整个作案过程不超过20分钟。

他把黄金藏进家里,又换了身衣服,没过几分钟就出现在舞会上,还是逢人就打招呼。晚上9点半舞会散场,关庆昌匆匆回家,因为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还未来得及做——换鞋底。

周一早上,车间工人高兴贵发现存放黄金的箱子被撬,立刻报了警。公安局立即封锁车间,在作案现场发现许多布鞋脚印,从箱子上留下的痕迹判断,作案者使用的是羊角锤。因此,只要是造币厂的职工,家里的布鞋和锤子全部都得上缴。破案的声势搞得很大,可忙活了许多日子,竟然一点线索没找到。

案发现场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布鞋脚印和羊角锤。不过,关庆昌提前做了准备,早就把鞋底给换了,谁也查不出来。至于锤子么,随便丢个犄角旮旯里,都没人能找得着,就算找到了,又有谁能证明是他家的呢?

更狡猾地是,因为作案时间很短,在警方判断的案发时间段内,关庆昌出现在了浴池、理发店和舞会,人人都见过他,都成了他不在场的证明人。因此,他的嫌疑被排除,其他人可就惨了。

包装组组长郭家惠是黄金的保存者,案发后成为首个怀疑对象,受到警方严厉的审讯。第一个报案的高兴贵,也被列为怀疑对象,和郭家惠一起被关了3个月。

厂里的治安劳模贾清吉,在黄金被盗之前,曾多次提醒厂领导:“金子不放进库里,早晚得出事!”没想到这话倒成了他的罪状,成了警方重点突破对象,遭到无休止的审问。

造币厂的厂长叫李榆,当时被关进了牛棚,专案组怀疑他把黄金藏进了母亲棺材里,竟然带人掘了李母的墓。当然,最后什么也没找到。但李榆却因此被降职,后来又因此事被打为“走资派”,吃了无数的苦头。

这时,又有人举报说李榆家曾有一个保姆,怀疑是李榆的特务上司,那八百两黄金肯定被他带走了。殊不知,李榆家的保姆两年前就回了老家,哪会是什么特务呢。专案组却不肯放过这个“重大线索”,又四处搜查这个保姆的下落,真是不知所谓。

关庆昌顺利偷到黄金之后,先是藏进了炉膛,但那时是两家共用一个厨房,他跟邻居的关系很糟,又取出来埋到了地下。1979年,他把金子取出分割成9块,其中8块用木板包起来当了炕柜的垫脚,留下一块准备出手。

由于所盗黄金是高纯度黄金,关庆昌没办法出手,只好想办法搞来一堆试剂,混入自家的银首饰,试图降低黄金的纯度。折腾了一番功夫,费了半天劲,却连温度都没达到,反倒引起了邻居的怀疑。

邻居向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可惜没引起重视,但此事却打草惊了蛇,关庆昌决定要搬家。当时,他住的楼房是单位安排的“两水两气”(热水、自来水、煤气、暖气),很多人现在都没这条件,他却主动要求换个平房住,理由很伟大:“共产党员就是要把方便让给他人。”

不得不说,关庆昌是个很狡猾地老狐狸。他很清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想藏好自己的狐狸尾巴,那就得把群众的眼睛蒙上。所以,他见人总是面带微笑,待人接物礼貌极了,就算孩子不懂事,在外面跟别的孩子打了架,不管有理没理,他都是先把自己孩子揍一顿,然后到别人家赔礼道歉。

所以,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有知识、有修养。厂领导对他也很满意,年终评定时总把他评为先进个人,但也指出了他的缺点:不能大胆开展批评。关庆昌每次都诚恳地表示会改,却从来也不改,因为他不敢。

关庆昌知道领导喜欢埋头苦干、听话老实的人,所以总是抢着干活。他平时也不买新衣服,身上的衣服由于补丁太多,简直成了“百衲衣”,不知情的群众还以为他是“不忘本”,谁能想到他就是那个窃取807两黄金的大盗呢?

就这样,关庆昌非但没有被捕,反而赢得了极好的口碑,全厂上下对他都是赞不绝口,不仅成了领导跟前的大红人,职务也是一升再升。

然而,从黄金拿到手的那天起,关庆昌就没过一天安稳日子,做梦都不敢说个“金”字。两口子整日担惊受怕,犹如坐在一个随时爆发的火山口上。

为了防止秘密被发现,关庆昌把院墙加高,在院中种了树,从外面很难看到屋内的情况。无论家中有没有人,院门一定得上锁,也不跟邻居来往。就连儿子结婚的时候,关庆昌都不敢请邻居喝喜酒,一家人外加个新媳妇,在院子里就把喜事给办了。

关庆昌的老父亲,身体原本很硬朗,种地、收粮都是一把好手。关庆昌作案后,忍不住把这事告诉了老头,关父得知儿子偷了黄金,整日惴惴不安,又不舍得儿子吃牢饭,日夜忧愁,结果不出一年光景,就咽了气。

1980年4月,国家为了促进生产,提高了金银价格,银行收购黄金也不像过去审核那么严格。关庆昌夫妇攥着黄金苦等了19年,觉得终于熬出了头,准备拿一块黄金出手。

4月18日,黄素珍拿着一块重58两4钱3分(约3.6斤)的金块,走进了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银行柜员发觉不对劲,因为这金子纯度太高,肯定不是一般的民用黄金,倒像是工业用黄金。于是,银行人员一边稳住黄素珍,一边偷偷报了警。

公安局接到报警,很快将黄素珍抓获归案,关庆昌因此浮出水面。当晚,民警在关家中搜出剩余的黄金,根据上面残留的编号,证实是19年前被盗走的黄金。

案件真相大白,当年因此案受牵连的数十人终于恢复了名誉,案犯黄素珍被判处无期徒刑,关庆昌原本被判处死刑,但80年代盗窃罪取消了死刑,最高法院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最后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后来,关庆昌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得减刑,直至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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