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乖教师”的意味 ——在“馨火读书会”的分享
“不乖教师”的意味
2019.4.20晚上
引言，或开场白
各位老师，晚上好。感谢任飞艳老师和桂馨基金会的邀约，让我能够以这样的方式，与大家见面。今天我还邀约到这本书的另外一位主编，来自台湾新北市光华国小的陈香吟老师。
说起来，我跟桂馨基金会还是颇有渊源的。因为做教师团队“知行社”，好几年前，在成都的一次公益机构活动中，我认识了樊英老师，第二届“南怀瑾乡村教师奖”时，我推荐的“知行社年度人物”、四川广元的谭桂珍老师荣获该项大奖。
更重要的是，南怀瑾先生对禅宗、佛学颇有造诣，而六七年前，我也曾经对禅宗略有涉猎，并以“禅学与教育”为主题，写过两本书《幸福教师五项修炼——禅里的教育》和《跟禅师学做教师》。
这两本书，其实受启于***的一个观点。他说，佛教其实不是宗教，而是教育；所谓佛教，其实就是佛陀的教育。佛陀在菩提树下得道后，驻世49年，讲法300多会，其根本目的，都是引人向上、向善、向好。在我看来，教育的最大意义和价值，也就是让人通过教育变得美好，变得更加美好。换句话说，至少在引人向上向善向好方面，教育和宗教其实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
很显然，这也是教师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所在。相信我们的工作，具有这样的意义和价值，应该成为每个教师的信念，甚至是信仰。朱自清先生曾经说：“教育者须对于教育有信仰心，如宗教徒对于他的上帝一样。”尽管在中国谈宗教、谈信仰，是比较犯忌的话题，尤其是在教育圈里，去年暑期，在河南某地讲课时，我还曾经因此被当地教育部门的小官僚现场叫停过，但是我始终觉得，每个教师应当视教育为宗教，视自己所教的学科为宗教。
2017年，申报正高级教师的时候，要写总结，写完后我取了一个题目：《十年：我的教育行动与思考》。开篇之后有这样一段话——
这10年，自己是真正用心、用力于教育的——所思所想，无非教育，所作所为，都在教育。便是结识和维系的朋友，也多与教育有关……仿佛，教育成了自己的“宗教”，自己就是每每思及念及就悲欣交集、情难自禁的信徒。
我想说，这样的信仰，其实就是教师“教育情怀”的体现。按我的理解，所谓情怀，包含两方面意思，一是“情”，即对教育的感情和真情，二是“怀”，即自觉的责任和担当。
就感情而言，最起码的是不讨厌，如果一个人本就讨厌当教师，却偏偏当上了教师，而且还要继续当教师、一直当教师，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巨大的灾难。无论是对教育，还是对教师本人。因为讨厌自己所做的事情，他每时每刻都会觉得受累，而他的学生，可能每时每刻都会觉得受罪。
当然，教师对教育的感情，仅有“不讨厌”是不够的。在不讨厌的基础上，至少还应该是有一点喜欢。一个人喜欢某个人或某件事，才会有特别的敏感和好奇，才会有特别的在意和用心。教师也是如此。一个教师真正喜欢自己所做的事情，他就会更容易努力去做好。就算为此受些苦累，受些委屈，或许也不是不可以忍受的，就像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有深情才能有委屈。没有深情，哪怕一丁点的委屈，也会受不了，然后一拍两散。而我们知道，在相爱的两个人之间，喜欢得多一些的那个人，总是要受更多委屈的。
比喜欢更高一点的，是爱，热爱。一个人真正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就会为之痴迷、沉醉，哪怕付出再多，也心甘情愿。就像我们熟知的“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也像那句歌词所说的“爱我所爱，无怨无悔”，或者像我们可能熟悉的那句话：因为爱，所以爱，为了爱，不存在。所以我一直表达一个观点：如果爱，请深爱，若不爱，请离开——这个“离开”没有要求的意思，更没有驱赶的意思，我也没有这样的权力，我只是想说，如果真的不爱，早点离开，或许对彼此都更好一些。
对教育的最高层次的情感，我觉得是敬畏。所谓的敬畏，就是敬+畏。敬是尊重，敬重，因为敬重和尊重而“畏”，而时刻担心，时刻害怕自己做得不好，做得不够好。真正的好教师，其实都是这样的。因为敬畏学科，所以努力让自己成为那个学科的代言人，语文教师，站上讲台，我就是语文，数学教师，站上讲台，我就是数学。因为敬畏教育，所以始终兢兢业业，勉力为之，不只是把教育当成职业，而是当成自己的事业，甚至命业，就是自己命中注定该做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他敬畏生命，因为他知道，每个生命都是珍贵的，每个生命都是艰难的，每个生命都只有一次，每个孩子的成长也只有一次。对这样的生命，无论怎样的珍惜，都是应该的，值得的。可以说，对生命的无限敬畏，应该是每个教师都该有的态度。
在喜欢的基础上，在热爱的基础上，在敬畏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责任和担当。我一直觉得，今天的教育，最缺乏的就是这种基于自身感情的，自发的责任和自觉的担当。
所谓的自发和自觉，就是说，因为我当上了教师，因为我干着教育这样的事情，我就应该有责任，有担当。这样的教师，往往会是这样的：我也许不能改变世界，但是我努力不让世界改变自己。我也许不能扭转季节，但是总能够营造局部的春天。我时常觉得，如果有更多人有这样的责任和担当，也许教育的面貌，可能会更好一些。
这样的话题，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远，但我觉得，这其实正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不乖”教师的正能量》，相信老师们都多多少少读了一些，如果笼统一点，概括一点，我想说，这些不乖的老师，其实大多都有这样的情怀。
对这本书的分享，我想从三个层面来展开：一本有记忆的书，一本有故事的书，一本有意味的书。
一本有记忆的书
与这本书有关的记忆，源于七年前，即2012年的厦门。
后来，我一直把那次厦门之行看成是“美好的约会”。“约会”的发起者，是厦门市教育科学院的段艳霞老师。从2008年开始，她组建了“厦门市青年教师成长共同体”，带着一帮激情、上进的青年教师，作了很多有意义的交流、探讨活动。而我在2007年，也做了一个教师团队“知行社”。2012年7月，她牵头发起了“厦台中小学教师学习共体及心灵成长研讨会”，并邀请我去作一次专题交流，主题就是“教师共同体建设”。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感觉很美好，但“赴约”的感觉并不特别美好。我在西部地区四川，约会的地点却在东部沿海，由西向东，要飞跃这个国家的大半。现在还记得，航班是7月4日下午三点，我也按计划提前出发，但是没想到，史无前例地误了航班——在成绵高速路上，遇到修路，半幅通行，加上交通事故，车塞成了一条长龙，而且是既不见首也不见尾的“神龙”。
车停着，但时间不停。眼看来不及赶上飞机，我急得四处打电话，找朋友想办法，结果都说没办法。又问旅行社，告知没法改签，只有退票，重新订票。我觉得太麻烦，犹豫中给段艳霞电话，刚拨通又挂掉，想到可能泡汤的约会，非常纠结。没想到她很快电话过来，爽快地说，再晚，她也会到机场来接——她压根儿没想到，我差点儿想取消行程的。
重订的航班到达高崎机场，接近晚上10点。先接到段艳霞的电话，确认到达，然后在出口处，顺着接我的纸牌，就见到她。握手、寒暄，虽然素昧平生，但是仿佛相识已久。到酒店时，朋友朱永通已在大厅候了许久——朱永通是我朋友王木春的朋友，按照“朋友的朋友也就是朋友”的等量代换，我们也成了很好的朋友。他是“大夏书系的”策划编辑，也是我第一本教育著作《幸福教师五项修炼》的策划编辑，还是这本《不乖教师》的策划编辑。
会议是第二天开始举行的。在厦门市教育局任勇副局长的专题报告后，我上台作了分享和交流。我从“心灵”入手，言说“成长”，在肯定“专业成长”的基础上，特别强调“生命成长”（包括心灵和精神），以表达我的主张：让教师在精神（心灵）共同体中成长。然后，以我组建的“知行社”为例，切入共同体的建设，包括其价值取向和核心要素。
这一话题，后来在陈香吟老师那里，得到了美妙的回应。香吟当时网名小风，是台湾课程与教学咨询辅导团队的执行秘书，年轻得一塌糊涂，甚至尚未婚嫁。因此她的交流，有年轻人的大胆、感性、激情。她的分享，以“课程美学”为切入点，关注教师的心灵成长，关注“感性的教与学”。我现在还记得一个细节，她机智地将“性感”串进去，当她问“什么是性感”时，来自屏东的王惠兰教授在台下迅速接答“穿得又少又短”，赢得满堂喝彩。
印象最深的是，交流之初，她从自己的经历中梳理和凸现出的关键词“不乖”，顿时如电光火石一般，唤醒了我和朱永通对这个词语的感觉，并发生了美妙的碰撞，击溅出创意的火花——后来，我写下了两句重要的话语：
太乖只知道顺从，不乖意味着创造！
编一本“不乖教师”的书，这样的灵感和创意，当时就被我和永通确定下来。我们要编选一本集合海峡两岸“不乖教师”、不羁灵魂的书。后来，与香吟谈及想法，她毫不犹豫地应承下在台湾组稿的工作。一年之后，这本书由“大夏书系”出版。随后入选《中国教师报》2013年度“影响教师的100本书”、《中国教育报》“2013年度教师喜爱的100本书”。
与这本书有关的记忆，一直在延伸——
2016年10月，我去台湾访问，告知香吟后，她说一定要见我，并立即开车到台北市，接我去她的学校——新北市三峡区插角国小参观。那是一所很偏远的小学，两个校区，但学生总数，不到200人。这张照片，是晚饭后她送我到酒店时拍的。
2017年7月，策划“教育行走”时，我专门请她过来，跟我们作公益交流。当时正好在合肥有一个“突围中国”的教育论坛，我也跟主办方推荐了她。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在合肥会面时所拍的。特别有意思的是，这是两位主编第一次捧着自己主编的书合影，而我们手中的这本书，扉页上还有一个签名，是本书的第一位作者王木春，当时他也在场。
我曾经说，人生需要创造，包括创造记忆。回顾过去的时光，那些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必定是特别难忘的。而特别难忘的，必定是自身亲历的。但是岁月漫长，并非所有经历过的日子，都能让我们深切记住，在更多平淡的人生里，需要我们制造一些独属于自己的“历史事件”，让自己一点点锲入时光，让时光一点点刻印记忆。
某种意义上说，这段记忆，就是由我和相关的人、事共同创造的。
一本有故事的书
刚刚我所讲述的，算是关于这本书的故事。现在我要说的是，这本书，本身就是一本故事书。副标题“海峡两岸30位优秀教师的修炼之道”中的“修炼之道”，准确说，是修炼之“事”。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每件事情，无论是起因还是发展，或者最终的结果，其实都与我们所持的观念和主张有关，与背后的“道”有关。正所谓事因道成，道因事显。
入选本书的教师，无论是台湾的8位，还是大陆的22位，都是有故事的人。这其实也是我最初的想法：我期望这些老师以叙事的方式，展现自己的“不乖”的经历和体验，通过有情节、有细节、有心跳、有温度的故事，来展示教师的生命成长。我一直觉得，对教师而言，比专业成长更重要的，是生命成长。
同时，每个生命的成长，都是在与周围环境与身边人事的矛盾和冲突中展开的。没有矛盾和冲突，没有对矛盾和冲突的面对与解决，很难说有真正的生命成长。而这种对矛盾和冲突的解决，往往体现为某种事件，而这种事件，往往具有故事性。
我喜欢咬文嚼字，我曾经写过一系列文章，叫“一刀解词”，其中有一篇“故事，或事故”，我开篇即说：生活中没有故事，只有事故。我甚至觉得，一个人的出生，就是一个事故。父母的一次结合，据说有3亿多精子喷薄而出，但只有其中一个，能在特定的时间，与脱落的卵子相遇、结合，然后，受精卵着床，慢慢发育，慢慢长大。3亿多中的一个，成为了我们中的某人，这当然是一个奇妙的故事，但它首先是一个偶然的事故。
原本3亿多中每一个，都有机会胜出，但是最终，就是这一个成就了我们，这显然是偶然的事故，如果换作另一个，我们或许就不存在了，或者，是另外的性别和样貌。而按照生育学的说法，男女结合时的身体状况、心情指数、体位姿势等，都会影响受孕的情况。有人由此说，每个生命都是特殊的，不可复制的，甚至赞为奇迹。而所谓的奇迹，在我看来，就是最大的事故。就像有人说：常年如此，是习惯，偶一为之，是浪漫。
匈牙利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伊姆雷说过一句话：“人们偶然地降生，偶然地存活，并合情合理地死亡。”他谈到的“偶然”，其实就是对事故的最好说明。而所有的偶然碰到一起，往往就是一种必然，我们的人生，也因此必然地充满故事性。
就像在那篇文章结尾，我所说的——
“也许最终，我们才会发现，生命中发生的那一个个事故，无论祸福，它都成了每个人一生的故事，或简或繁，或厚或薄——故事，也就是过去的事故，当它真正成为过去，就会被风雨传说，或被尘土湮没。”
《“不乖”教师的正能量》出版后，我其实还趁热打铁，编了一本姊妹篇，关于“不乖校长”的书。当然这本书流产了，虽然出版社早就签了合同，本该顺理成章地出版，但它最终流产了，这其实也是一个事故。不过，我想说的不是这个事故，而是在书编好后，我在写序的时候，突然想到的一点：好校长都是有故事的。我在序言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愿意直觉地坚信：一个好校长，或者说一个“不乖”的校长，往往是一个“有故事”的校长。好校长的“好”，不是用各种荣誉称号、获奖证书堆砌起来的，也不是用多少新闻版面渲染出来的；好校长往往是能够给学校留下很多“故事”的人——这些故事，既是校长之于学校管理的历史见证，也必将构成一所学校的文化遗产和精神遗产。
在作出这个判断前，我其实有一番相对理性的思考——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最痛苦的，往往是那些有思想的教师，是那些真正热爱教育、想有所作为的“好教师”：他们清楚“好教育”是怎样的，知道“真教育”应该怎样做，但是囿于客观现实和艰困环境，他们不得不做着一些“反教育”甚至“反人性”的事。这样的内心和行为的分裂，理想和现实的悖逆，构成了他们生存的困境，让他们始终处于“应对”和“逃离”的纠结中。
顺着这样的思路，在序言里，我还写过这样一段话——
在今天的教育生态里，一个好校长，往往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教育的本质规律，更敏锐地捕捉教育的发展趋势，更深切地觉知社会对教育的期望和需求，更透彻地体悟到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和艰困。与此同时，基于内心的焦虑和内在的良知，他们往往不愿苟且平庸，混天度日，而更渴望有所行动、有所作为，或者在无路处寻路，或者踏坎坷为大道——这势必引发他们与现实环境的矛盾，与上级领导的“冲突”，与学校教师的“斗争”，碰撞出“事故”，或生发出“故事”。
很显然，不乖的教师，也是通过这样的事故或故事，体现出他们与周围的环境，身边的人群，以及这环境和人群所蕴含的思想观念、文化追求的矛盾与冲突。而这种矛盾与冲突，既构成了他们的人生事故、教育事故，也正好体现出他们精神和灵魂层面的“不乖”。
比如本书的第一位作者，福建的特级教师王木春，多年来一直坚持在“第九条跑道”上慢跑——另类，诗意，也从容。对于教育，王老师经历了漫长的“从众”之路后，逐渐变得冷静而理性。虽然他也明白：“沿着正常的跑道跑，与大家步调一致，总是轻松的、安全的。”“一个人一旦有特立独行的行为，迟早还会遇上麻烦。”但是，他还是以自己的坚持告诉学生：“这个世界的色彩是多元的，每个生命也是独特的个体，有权拥有自己的喜恶，并且必须被他人尊重。”
我们都知道，正规跑道最多只有八条。王木春老师所选择的，是不与人争、不与人挤的“第九条跑道”，只属于他的跑道。大家都在快跑，甚至不惜在起点处抢跑，他却一直坚持慢跑、不与人抢跑，这充分显示出他与周围环境、人事的格格不入。在这样的“慢跑”过程中，他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些困惑，甚至打击——他所教的学生及家长，对于他“不随流”的上课风格及言论，表达过责问和质疑，但最终，也是他的学生，在他遭遇打击时，给了他继续坚持的信心和勇气。
经历此事后，他才发现：“教育对我，原来如此重要。”他再一次昂然迈上讲台，再一次毅然踏上自己的跑道——他要做一个真实的教育人，“为了生机勃勃的奇遇，像傻瓜一样冒险”，为了孩子们，坚持最合宜自己生命的那个位置，一路慢跑。
再比如说：台湾的黄惠欣老师，坚持在“不乖”中突围，从读书时开始，就发挥着心中“过动”与不妥协的能量，成为同学群中的“少数派”。她善于抓住“不乖”的契机，勇敢展示自身存在的价值。尤其在课堂上，敢于跳出固有的模式，大胆革新，让教育的力量彰显。所有这一切，按她的说法，只为有一天，自己能坦然微笑着说：“我不乖，但我来过。”
几乎可以说，所有不乖的教师，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的不乖，往往体现在与众不同的故事里——一个很乖的人，往往会生活得很“大众”，而不乖的人，才会与众不同。这就像我们熟悉的那句话：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在我看来，与众不同的灵魂，总是有趣的。所以这些年，行走教育江湖，我特别愿意遇见和发现这样的不乖的人，这样的有趣的灵魂。
一本有意味的书
我想先说说书名里的“正能量”。这并非我的想法，而是编辑的创意。据我所知，这个词始于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当时有不少人发表“点燃正能量，引爆小宇宙”之类博文。在这之前，正好有一本书，英国心理学家的理查德·怀斯曼的《正能量》在国内出版。在这本书里，“正能量”是指一切予人向上和希望、促使人不断追求、让生活变得美好幸福的动力和感情。作者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是带有能量的，只有健康、积极、乐观的人才带有正能量，和这样人交往能将正能量传递给你。
因缘际会，这个词语很快就成了“网红”。第二年，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等主办的“汉语盘点2013”揭晓，“正能量”当选2013年度国内字词。《“不乖”教师的正能量》在2013年9月出版，有意无意蹭上了热点。
不过，这个词语很快就被消解，甚至被“污名化”。因为据说，从科学角度讲，能量是没有正负之分的，尽管我们都知道“负能量”是指什么。而《正能量》这本书，又是一本世界级的心理励志书。励志的东西，很容易跟“心灵鸡汤”扯上关系——前两年，有人开始将心灵鸡汤贯以“毒鸡汤”之名，我一直觉得奇怪的是，鸡汤怎么就会有毒了？你或许可以说，鸡汤没有营养，喝多了会出问题，但是，鸡汤本身是不会有毒的，除非是被人为地投了毒。
但在网络时代，舆论的风向很可怕。每个人置身于源源不断的信息流里，也很容易被带偏，陷入集体无意识的洪流中，人云亦云。所以现在，很多人对“正能量”“心灵鸡汤”这样的词语，都有点“避之唯恐不及”。
就像从去年开始刷屏的“原生家庭”，尽管有人说，“原生家庭论”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伪心理学，但是现在大家一提到这个词语，仿佛都在“痛说家史”，觉得自己所有的问题，所有的不顺心、不如意、改不了的毛病，都来自我们的“原生家庭”。我同样觉得奇怪的是，如果说你童年的伤痛都来自原生家庭，那你童年的幸福又来自哪里？怎么“原生家庭”这个原本中性的词语，这么快就被带偏到伤害和痛苦上面去了？
这番话说得有些远。我也并非想为“正能量”正名，我只是觉得，在茫茫人群中，在喧嚣的网络时代，想要保持清醒和独立的思考，其实非常艰难。想要保持特立独行，真正做到不随波逐流，则更加艰难。始终保持的人，在世俗社会中，也往往会被视为离经叛道，被冠以“不乖”的名号——回到这本书，我觉得，最有意味的，就是“不乖”这个词语。
据陈香吟老师说，这个词语，其实源自台湾作家侯文咏的一本书《不乖：比标准答案更重要的事》。我没有看过这本书，因为大陆没有引进。但是看到这个书面，我倒是马上想起一句话：每个儿童都是天生的“十万个为什么”，教育却将他们变成了“标准答案”。这是非常可怕的现实。我们这个民族的创新精神日益匮乏，或许正与这种“标准答案”有关，与信奉“标准答案”、追求“标准答案”的社会现实有关——很遗憾，这个话题没法展开。
我在网上查询过侯文咏的那本书。我注意到他所提出的两个问题：“乖就能成功、乖就能快乐吗？你是心甘情愿地乖，毫无怀疑地乖吗？”回想我们自己的经历，乖与不乖，或许都能成功，但是“乖”能否快乐呢？尤其是，在并非心甘情愿的情况下你所表现出来的“乖”，是否就是你内心的真实感受、真诚表现？就我的感觉，很多表现乖的孩子，其实是被迫地“乖”，不得不“乖”，因为这个社会，需要“乖孩子”。
就像我在《“不乖”教师》的序言里所写的那样——
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地域，“乖”都是永恒而统一的主题。从小，我们就被要求听话，顺从，作一个乖孩子，因为乖孩子更招人喜欢。上学后，我们被要求听话，顺从，做一个乖学生，因为乖学生更逗人喜爱。到我们登上讲台，作了教师，无论在哪里教学，无论执教哪门学科，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努力争取做一个乖老师，因为没有哪个校长会真正喜欢“刺头儿”教师。甚至，我们还会有意无意地要求自己的孩子，以“乖”的标准，有意无意地要求我们的学生，以“乖”的条件——习惯于“乖”的我们，在要求和约束乖孩子方面，我们自会有种种办法和策略。
事实上，当“乖”意味着温顺和讨巧的时候，当“乖”意味着被喜欢和得利益的时候，没有谁不愿意当乖孩子、成乖学生、做乖老师——“乖孩子有糖吃”，为了“糖”字所暗示和意味的东西，我们总是喜欢猜测别人的用意，违逆自己的心思；我们总是愿意压抑内心的想法，克制灵魂的冲动；我们总是习惯装出平和与中庸，让自己见风使舵，八面玲珑。
正好，台湾还有一本书，《乖孩子的伤最重》，作者李雅卿认为：“乖孩子，常常得付出自信和自尊的代价来讨好成人。”而一个成人，只要心中还存有“要孩子乖”的想法，就是阻绝孩子独立思考、发展自我的刽子手。这样的说法，其实可以在侯文咏那里找到反证。他说——如今回想，正是这些“不乖”、“不听话”的作为或决定，一点一滴造就了我人生中决定性的部分。
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观点加深了我对“不乖”一词的理解——
我更愿意认为，“不乖”这一看似不恭敬之词、不和谐之音，其实质，是指向于鲜明的个性、独立的人格，指向于不断的挑战、持续的反叛，指向于勇敢的创造、不息的创新——所谓的“不乖”，并非真的不乖，也不是想要撒娇，而只是为了有所创造。
这是我对“不乖”一词的新解。我并非想要拨乱反正，而只是想赋予这个词语以新的意义，贬义褒用。更重要的是，在崇尚乖巧、追求乖顺的社会里，尤其是在需要坚守常识、坚持自我的教育领域，特别需要有这样一些“不乖”的人……
吴非老师说“不跪着教书”，不跪着的前提，当然是站着。在大多数人都唯唯诺诺、庸庸碌碌地跪着的时候，只有不乖的教师，才可能真正站着教书。我愿意相信，这样的站着，既是一种真诚和热爱，也是一种责任和担当，是非常可贵的清醒，也是非常勇敢的坚持。
这本书出版已经五年半时间，如果从开始编选算，我对“不乖”一词的思考，已经接近7年，所以接下来我想大致说说我所理解的“不乖”，到底有着怎样的意味。
“不乖”首先意味着真正的喜欢和热爱
我刚才已经说到，一个教师对于教育，应该有喜欢、热爱之情。道理很简单，热爱教育的最直接表现，就是热爱孩子；一个成天做着与孩子、与生命有关的事情的人，如果没有对孩子的真正热爱，是不可能真正用心用力于教育的。
台湾作家龙应台曾经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好人和坏人，凡是喜欢孩子的都是好人，不喜欢孩子的都是坏人。”此话也许有些绝对，但翻版引申一下，或许就无隙可击了：“世界上只有两种老师，好老师和坏老师，凡是喜欢孩子的都是好老师，不喜欢孩子的都是坏老师。”
只有真正的喜欢和热爱，才会有真正的投入，才会愿意为了这份热爱，“像傻瓜一样冒险”，甚至，为此而表现得被世人视为“不乖”。
“不乖”意味着努力追求“原创的自己”。
我们每个人出生时都是独一无二的“原创”，但渐渐地，很多人都活成了面目模糊不清的“盗版”。在漫长的一生中，由于各种诱惑，为了获得更多利益，总有不少的人，羡慕别人的生存方式，模仿别人的生存模式，从而放弃了自我。
就此而言，那些始终坚持“不乖”秉性的人，其实都是想要活出“原创的自己”。就像这本书中，台湾的叶士升老师所说，“我的不乖不是反叛，而是一种找寻。”找寻什么？找寻真正的自己，或者，用周国平先生的说法，找寻“最合宜的位置”，不高攀也不低就的位置。就像朱建老师所说的，即便只是处于“侧芽”的位置，也要努力“打破抑制”。
“找寻”不是最终的目的，找寻是要活出“原创的自己”。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在大家习惯于一种“盗版式生活”时，用刘良华老师的说法：“一个好老师应该始终处在挣扎逃离的境地。”逃离安全区，逃离舒适区，才可能有真正的成长，也才可能真正找到自己。
“不乖”意味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逆行
“不乖”的人，不会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而一定会敢于挑战也善于挑战，敢于创新也善于创新。这其实正是教育的本质所在。教育需要面向未来，所以我一直觉得，教育应该是理想主义者的事业。而理想，其实是对现实的一种反动。人类为什么需要教育？除了文明的传承和繁衍外，最重要的，就是对现实的不满意，对现在的不满意。而在今天，在功利主义盛行、物质主义至上的今天，教育更需要有“指向于明天”的内在动能。
在现实教育里，这样的“不乖”教师，很多时候都是逆风而行，步履艰难的。他们甚至会不断地碰壁，不断地受伤，但他们不会轻言放弃，而总是会独自疗伤，然后不断告别，不断出发。在教育旅途中，这样的“不乖”教师，要么是始终的前行者，要么是始终的逆行者。
尽管他们的行走可能非常艰难，非常孤寂，但正是这样的艰难，会让他们成长得更加美好，正是这样的孤寂，会让他们出落得更加美丽。用许丽芬老师的说法：既艰难，又美好。
“不乖”意味着始终做一个“少数派”
“少数派”这个说法，来自书中的一篇同名文章，作者是江苏的邱磊老师。他通过自己的成长经验，探寻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少数派道路”。也许我们都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同时我们也明白“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群众是一个不太好说的集合概念，而“少数派”，因为数量少，往往容易看清楚，说明白。
在我看来，“不乖”的教师，既不是主流，也不愿“随大流”，所以必然是“少数派”。“少数派”往往是一个群体的“异己分子”，而“不乖”教师，也往往是一个团队里的“另类分子”，因为“异己”而“不乖”，因为“另类”而“少数”。就像，人群中的英雄，总是少的，人群中的异己，也是少的，人群中真正不乖的人，必然会承负“少数派”的名号。
但是我们也非常清楚，真正独领风骚的，只可能是少数，真正标新立异的，只会是少数，就像，很多人出发去攀登珠峰，但真正能够登顶的，也只会是少数。对于那些“不乖”的教师来说，他们或许都很平凡，他们所做的，也只是或许平凡或许不平凡的努力，但是他们都有陈香吟老师所说的，“对生命的热情”。
最后必须说明，我所理解的“不乖”，并非刻意的“自绝于人群”，也并非完全的“不听话”，更不是一味的消极抵抗，或公然对抗，而是基于对教育规律的尊重，对教育事业的虔敬，最终作出的权衡和平衡，认定和坚定。毕竟，对今天的教育，我们需要和期许的，不是那种摧枯拉朽或暴风骤雨的革命，而是一点一滴的改变，是“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的改变。
通过这样的解说，我其实期望能有更多教师，让自己变得稍微勇敢一些，坚强一些，“个性”一些，“不乖”一些——因为，太乖只知道顺从，不乖才意味着创造。
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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