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蘋红 | 《冻土》之（如烟往事）长篇连载
当都市的黎明刚刚从沉睡中露出笑颜的时候，卫光北父女俩人 再一次匆匆的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他们找到了第二节车厢，照车票上的号码找到了自己的座位。
“可以歇会儿了”静尘如释重负的说。她搀扶父亲坐下：“爸，您眼力不济，这火车上太乱，有事叫我去做就成了。”
卫光北 笑着点点头：“这火车怎么还是这么挤？提速了，票价也涨了，咋还这么多人？”
“要不国家怎么提倡计划生育呢？”
“你这丫头，又瞎联系。”他习惯性的摸摸风纪扣，从包里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收音机和耳塞，借此打发旅途寂寞的时光。
“同志，这是上哪儿呀？”对面儿的一位老太太向他打招呼。
“去西宁！您呢？”
“真巧，我和孙女一块儿去西宁看儿子，咱们同路。”
他这才看见老太太身边还坐着一位二十来岁，白净腼腆的女孩子。姑娘羞涩的对他笑笑。
“您儿子在哪个单位工作？”
“听说是在西宁一家什么…哦，建筑公司上班。俺们头一次去！不知道咋走呢？”
“放心吧，我在西宁工作过，地形我熟，下车后我送你们！”
“那可麻烦你了。”“大娘，留的有电话号码吗？”静尘插话道。
“有，有哇。”老太太摸索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条递给她。
“那就好办了，下车后我用卡打电话联系一下，让他们来接你。”
“好闺女，这俺就放心了。”
“你叫什么名字，小美女？”静尘笑着问女孩。
“丁洁。”女孩小声说。
“来，咱们俩嗑瓜子吧！”她热情的将女孩拉到身旁坐下。
“还不谢谢姐姐。”老太太提醒孙女。
“谢啥，十年修的同船渡，这是咱们前世修来的缘分！对吧？爸。”
“就你话儿多，让她们吃点儿水果吧！”静尘忙将香蕉、苹果往他们手里塞，祖孙二人退让着，终归盛情难却。气氛越发融洽了。
萍水相逢的四个人，仿佛认识了多年的熟人，情感的电源一接通，信任的小溪立刻欢快的流淌起来。原来，老太太的儿子、媳妇是从河北老家去西北支边的工人，已经十五年了，老太太在老家拉扯孙女长大。孩子大了，非闹着要到父母身边生活。儿子工作忙，无奈老人只好千里迢迢亲自送孙女寻亲。这一路上的辛苦劳顿早已使喜欢清静的老太太吃不消，不料火车上遇上卫光北父女俩。这二人为人和气、亲热，使祖孙二人感受到春风拂面的温暖气息。
临近中午了，干燥、乏味的“卡嗒卡嗒”声音像一位拙劣的作曲家谱写的并不美妙的催眠曲，残酷的折磨着人们的耳膜，渐渐的，这种折磨向某种物理定律一样被人们习惯地接受，车厢里鼾声回起，疲倦极了的男男女女们头部东歪西倒地抵在某一个支点上，过道里的旅客随便屁股下面垫个包或一张废纸，样子极不雅观的大睡一气。睡眠征服了大多数人，但卫光北却睡不着。女儿手捧一本书，头趴在小桌子上睡着了。
他轻轻的为女儿盖上红呢子大衣，时令虽已初春，但透过车窗刮进来的风还是很凉的。卫光北戴上耳塞，将音量开到最低，开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午间半小时”。傅成励浑厚、富有磁性的男中音与虹云清亮、圆润的声音形成对比。自从他离休后，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感到十分失落和无聊，尤其是回到兴平市以后，这种颓丧的感觉日益强烈。尽管他出生在兴平县（那时还未改市），1948年就在县里参加了工作，后又分配到公安局侦察大队工作，对本衔的综合情况较熟悉。但随着他工作岗位的无秩序变动，他这个十分恋家的男人愈发感到他与故乡的距离越拉越大。先是去了许昌、信阳，1956年，组织上将他和朱长生等4位战友列入了支援大西北的名册。一纸令下，他二话不说扛起行李踏上了西北的征程。
这一走，就是25年啊！他将自己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毫无保留的贡献给了那片寒冷而苛刻的土地。他去西北支边时，妻子刘豫正在乡下老家独自照料才两岁的大女儿——卫静云。他老家位于兴平县西南部的一个小村庄，庄上有200余户人家，山清水秀，那时村里正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刘豫和村里的妇女干部一起成立了缝纫社，一来为乡亲们服务，二来也可补贴家用。由于表现不错，她很快就在村里入了党。
令卫光北感到自豪的是：这个从小在县城里长大的女孩子，没有一点城里人的娇气做作，为人爽朗、正直，性格泼辣，有时虽然急躁但通情达理。他们的相识也没有一点儿浪漫色彩。卫光北在公安大队工作时住在区委机关大院内，区妇联主任陈梅见他为人正派，工作积极，主动为他介绍了在区里任妇联委员的刘豫。二人见过几次面后，彼此印象不错，经陈主任从中说和，1953年3月他们就结成了革命伴侣。举办婚礼那天，同志们把他那间小房子收拾得红红绿绿、干干净净，乡亲、同事们挤满了一屋，欢声笑语似一股甜蜜的清泉旋转在一对新人身边。卫光北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与淡淡的伤感，他想起了初恋情人莲姑，同时也为自己能渠道刘豫这样精明能干、贤淑端庄的伴侣而感到欣慰。
众人散去后，一对新人相互注视着，默默享受宁静的温馨。
“刘豫同志，我想告诉你一段埋藏于心底的往事。”“什么？”她抬起双眼凝视着他，“我以前爱过一个人。”
“不必说了。”她淡淡地说，神情有一丝不悦。
“不，我一定要说。听完你就明白了。那是1949年，我去兴平县外围剿匪，同行的有6位战士，其中有我们同村的朱长生和莲姑。莲姑瓜子面，细高个，一双桃核眼，不笑也美。我和她家是邻居，又一块儿上了爷爷的私塾学校，后来一块儿进村里小学读书。1947年，我18岁那年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当晚天黑后，我趁上厕所的机会偷偷溜出了县衙门大院。一路上我箭步如飞，直跑得大汗淋漓，我又不敢走大路，只能顺着田间小径跑。那一夜我跑了60多里路，天快亮时我从后院墙溜进了家。爷爷、爸爸怕极了，忙为我收拾东西，催我逃命。我快出村子时，远远看见灯火通明，一群黄狗子恶狠狠地朝村里扑来。情急之下，我跑进了莲姑家，她将我藏在她家柴禾堆下面的红薯窖里。黄狗子拍烂了我家的门，翻了半天也没搜出来，悻悻而去。
敌人走后，莲姑塞给我一包干粮和两块铜板，催我朝与黄狗子相反的方向跑去。我又走了200多里路，在邻县的阮集村碰上了解放军，我就当了兵，后来又进了公安大队。兴平县解放后，莲姑也进城参加了工作，任公安大队的文书。萌生在心里的爱情渐渐的成熟了。我们彼此深爱着对方，但谁也不好意思开口。平时她总趁星期天为我洗衣服、缝袜子，我将省下的钱为她买了块红布料，我们的关系就成了队里公开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