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二十四篇 从红山文化多头礼器看中国权杖演变2

（续）
在辽代“骨朵”的使用比较多，在多处辽墓壁画中有体现，从“骨朵”在壁画中的地位看主要功能是象征性的，是代表刑罚权。是由侍卫双手握“骨朵”举于身前的姿势。查阅《辽代耶律羽之“墓志”所记东丹国史事考》，“骨朵”应该还有代表兵权一面。耶律羽之担任中台省右平章事后不久，东丹国便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但他却能处变不乱在处理好东丹国日常政务的同时，又“授锥专讨”，招抚边城”。(公元927年)就已稳坐中台省第一把交椅，成为东丹国中“身为家宰，手执国钧、的矗有实权的人物。”
　　“授锥专讨”的锥,笔者认为即为“骨朵”――权杖。以上证据我认为可证明我国权杖是有其自身发展轨迹，用处的变化也是随着时间变化在改变。
二、东西方权杖同时存在含义不同
西方有权杖是肯定的，出现最早是埃及。古埃及王国是发现权杖头最多的地区之一，早在前王朝（3050BC以前）时期，权杖头已非常普遍。古埃及的权杖头有三种不同形态：一种为梭形，中央贯穿一孔；另一种作圆片状，顶面宽大，底面缩小，中央有穿孔；第三种为梨形或球状（与中国所见相同），中央贯通一孔。所有的权杖头均选用上乘石料，制作非常之精细，有的在表面雕刻缠绕的花纹、乳丁类装饰，十分华丽。权杖头是一种昭示身份、象征权威的特殊器具，使用者绝非一般人物。小亚多拉克的发现证明，只有国王一类的高层人物才有资格使用权杖。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一些表现权杖持有者的雕刻艺术充分说明了权杖所具备的特殊功能。就目前资料看，年代较早的权杖头比较集中地发现于古埃及、近东、安那托利亚、黑海及里海周边地区，最早可上溯到距今5500年或更早。犹以近东纳哈尔.米什马尔窖藏发现的砷铜权杖头为最。（引用出处2）
在古罗马权杖是国王向前线作战部队指挥官传递命令的工具，通常权杖就是一根竹筒，国王把命令写在羊皮上，卷起来放进竹筒，再把二头用东西封上。由传令兵送往前线，传达命 令。这就是最初权杖。后来的罗马海盗很乐意用墨丘利神的权杖来装饰自己的船帆。在那个时代的多神教象征符号中，这是一根缠绕着两条蛇的权杖。权杖是罗马的贸易神墨丘利的标志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权杖的作用在西方也逐步分化，除代表王权外，现代德国陆军的元帅杖只是兵权的代表。（附图5）
李水城先生认为：中国境内的权杖头在空间上仅分布于甘肃、陕西西部、新疆等地。其形态与近东和中亚发现的同类物非常相似。可以基本认定，权杖这种具有特殊功能的器具不是华夏文明固有的文化特质，应属外来因素。其根据为：1）古埃及和近东一带的权杖头出现年代早；2）在数量上，中国境内发现的权杖头比较零星；3）在空间上，中国发现的权杖头全部出于西北地区，这一点耐人寻味。
我认为李水城先生的观点有可商榷地方，从时代上敖汉旗博物馆的碧玉多头器和甘肃省西和县长道乡宁家庄遗址中发掘出彩陶杖头相似。最重要的用于镶嵌木棒的中间孔上小下大接近，都是用木棒先从大的孔往小孔上镶嵌，这样权杖头不会从木棒上往下滑落，他们的功能也是接近。
李水城先生认为西方权杖头出现年代早最早可上溯到距今5500年或更早。我国考古学家根据地层关系和器物形制，测定这些出土于甘甘肃、陝西、新疆等地的权杖头，时代最早在也五千五百年前。更者我国红山文化从时间上没有迟于西方权杖出现时间。中国权杖头的出现不能因为和古埃及法老使用的权杖头相似，就认定我国权杖是受他们影响。

图5
在数量上，中国境内发现的权杖头比较零星。我看数量不是主要原因，证据是第一位，再者随着时间推移我国考古发掘，境内权杖的发现也会增多。近年据有关资料显示，石质的多头器多有发现，在南京博物院展出的红山玉器文化展览上就有数个多头器出现。（附图6）
东西方文化是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早在張騫通西域前，我国就有周穆王于公元前964年开始了浩浩荡荡的西游活动。周穆王行程共1.21万里,自镐京至西王母之邦，周穆王赠西王母以白圭玄璧，西王母以玉液琼浆款待。记载此书的就是《穆天子传》。这种东西方文化交流一直延续，唐朝时达到一个顶峰，东西方文化相互影响反映在当时生活许多方面。

图6
三、权杖在红山文化中的地位。
对红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