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野心（上）
如果说，用文化武装头脑，有点政治色彩，那我换种说法，用文化洗脑，在同一种文化的灌输下，不同的人可以产生基本相同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文化灌输的过程就是洗脑的过程。
一百年前，当中国的孩子在先生的戒尺下，大声的背诵，“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远”时，苏联将沙俄时期军官A.N.Kuropatkin于1913年写成的《俄华问题》做为苏联参谋大学的教科书。其实早在这本书出版的第二年，日本民友社就将其翻译成日文，并改名为《满蒙处分论》，此书形成日本政府对中国满蒙对策的主导思想。民国以来，日、俄两大祸害的对华政策基本是以此书为蓝本的。
那么这本书写了什么？书中结论性总结应该是这样的，A.N.Kuropatkin认为，俄中边境是对俄国极为不利的，中国长城以外的土地在历史上很多时期是属于俄国的，应该将其视为争议地区，俄国革命的最高目标，是将整个中国纳入其势力范围。最低目标，要由新疆天山的汗腾格里峰到海参崴划一条直线，这条线的北部属于俄国。这本书给日本人带来的启发就是，意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意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我们一直在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真实的情况是，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不是从俄国传到中国，而是李大钊将日语的马克思理论翻译成中文的，并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已开始传播。
1919年“五四”运动后，大批立志救国的热血青年，东渡日本，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社团则派人来到上海寻找一个人，这个人叫北一辉，日本法西斯主义的鼻祖。是日本最早接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一个被日本政府视为危险分子并极不受欢迎的人。
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刺激了同样热血中的北一辉，他来到中国帮助孙中山、宋教仁等国民党早期的领导人建立革命组织，并在中国上海阁楼里写下了《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8年后，中国的“五四”运动再一次刺激了北一辉，使他对中国式革命失去了希望，北一辉认为“五四”运动就是排日反日运动，而组织这个运动的领导者都是他曾经的以命相交的中国朋友，革命战友。所以他决定回国，改良日本的革命，他将革命与对外扩张联为一体，同样是马克思理论，在北一辉脑中则变味了，他认为日本是这个世界上的真正的无产阶级，而中国、苏俄则是大地主，美国、英国是大富翁，日本的国家主义改造就是要革这些国家的命，日本的国家主义改造不能依靠工人，而要依靠军人。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起源。
日本的少壮派军人，就是被北一辉思想鼓噪下，被洗脑而成为战争机器。数百年的日本政治，其实就是军阀政治。当时，支持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不是日本政府，不是军部，而是与这群少壮派军人同样年青的裕仁天皇。
在裕仁天皇的支持下，日本国内出现畸形的“下克上”现象，年青的军官刺杀政要，成为了爱国主义的表现。正如英国文学家赛缪尔的一句话：爱国心在不少场合，是被流氓当作隐身衣来使用的。
上世纪的20年代，中日两国，一群立志救国的青年学子都在为自己的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奔走，在北京，清华的学子远赴英美寻求科学救国之路，在上海，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广州，进步青年进入黄埔，投身北伐，在日本东京，裕仁天皇的皇宫，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由天皇钦定为日本革命纲领，安排人专门人员给少壮派军官洗脑。
日本革命的所谓的纲领是“解放全人类”，在军国主义思想的鼓噪和灌输下，日本如同卧着的恶狗，猛然跃起，将獠牙呲向了与日本本土最近的中国东北。
东北是大帅张作霖的地盘，当年的军阀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强势的帝国在支持，张大帅背后站着的就是日本人，日本人在军事上给予了张大帅很大的帮助，当然，张大帅在能源上给了日本极大的支持。按现在的说法，张大帅利用日资修建铁路、公路，建修兵工厂，开矿办工厂，改造城市设施。所有的投入日本人都很大气，毫不怜惜，在东北的基础建设上，日本人比张大帅更积极也更用心，因为在日本人的心中，东北早晚是帝国的领土。
在张大帅心中，他在利用小日本建设自己的家乡，巩固自己的实力，等自己的势力足够大的时候，就可以问鼎中原，他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是好朋友，田中对张大帅有救命之恩。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土匪张作霖被日军以俄国间谍的名义抓住，在准备枪毙的时候，时任陆军中尉参谋的田中义一找司令官求情救下了张作霖，救下一个陌生的土匪，无非是想培养这个土匪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代言人。之后两人私交极好。二十年后，张大帅成了东北王，田中成了日本首相。当然，张大帅和田中各怀鬼胎，田中想要的是东三省，张大帅想利用田中给他逐鹿中原的实力。
张大帅的故事很多，但这个故事，很多人认为是真实的。有一次一位日本文化名流宴请张大帅，这日本文化名流知道大帅出身绿林没有什么文化，席间，请大帅赐字，张大帅挥毫泼墨，写了一个大的“虎”字，然后落款，张作霖手黑。旁边马上有人小心的提醒，是手墨，黑字下面少了一个土字。张大帅张口就说，对日本人，寸土不让，满坐皆惊。
对日本少壮派军人来说，寸土不让，我就要你的命。
于是，1928年6月4日，沈阳城外一声巨响，张大帅被炸身亡。策划这一阴谋的不是日本政府，也不是日本军部，更不是关东军司令部，而是一个叫河本大作的参谋。这个参谋就是在裕仁天皇皇宫中聆听天皇法西斯理论的少壮派军官。在他们眼中，张作霖的排日情绪是远远大于中国其它军阀的。欲想占东北，必先除去张作霖，只要张作霖这棵大树一倒，东北军自然树倒猢狲散。东北自然是日本人的了。
得知张作霖死了，他的老朋友日本首相田中哭了，他一哭好友张作霖的早逝。二哭，少壮派军官的愚蠢，三哭，他预谋以久，和平演变东北的计划从此泡汤。
在裕仁天皇的支持下，少壮派军官“绑架”了内阁。年青的昭和军阀把以田中首相为代表的老军阀挤出了日本的政治舞台。爆炸声让日本少壮派昭和军阀在黑烟中，加快了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这趟列车的速度。
这时的少帅张学良被夹在了日本人和蒋介石中间，以东北军的实力，对抗日本和对抗蒋介石的北伐军一样力不从心。1928年的时候，张学良27岁，接替张作霖，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主政东三省。
张学良是个将才吗？可能不算，他只是个官二代，30万东北军的枪杆子给了他头顶的光环。他19岁进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炮科，学习了一年，毕业就被任命为炮兵上校，而当年他的同学最多也就是个炮兵中尉连附。少帅还是有名的花花公子，1927年初在天津蔡公馆的舞会上，认识了官宦之女赵四小姐，两人一见钟情，时年赵四小姐15岁，张学良26岁，15岁就结了婚的少帅，已有两个妻子，四个孩子，众多情人。之后，赵四小姐以少帅的秘书加情妇的身份同居，并生有一子。今天我们可以赞扬两人生死相依的爱情传奇，那是因为张学良35岁以后就被软禁了，如果不是被蒋介石父子关了他54年，谁知道这位风流的少帅还会演绎出多少风花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