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罚得越重，伤医事件越层出不穷？
文/猪猪女孩 正心正举特约作者
2018年10月12日，“北大医院3位医生遭患者家属殴打”事件引起各方关注。
经警方调查工作，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产妇孙某（女，44岁）在北大医院妇产科待产。
因已超预产期，就能否剖腹产问题，产妇丈夫郑某宇（男，46岁）在诊室外走廊处拦住当日值班的妇产科医生赫某某，要求进行剖腹产。
赫医生在解释为何建议顺产的过程中，郑某宇情绪激动，突然挥拳击打赫医生，赫医生被迫还击，被现场其他人员劝开。
随后，郑某宇的妻子孙某和女儿郑某蕊（女，19岁）闻讯赶来，郑某宇和郑某蕊再次对赫医生进行殴打。
医患事件频发，尽管暴力伤医者受罚越来越重，但是医患事件依然层出不穷：
2016年5月5日，广东省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陈仲伟在家中被一男子持刀重伤，病情危殆。砍人者之前找陈主任纠缠时，自称1991年找陈主任做过口腔手术，现牙齿变色要求赔偿。伤人者随后坠楼自杀身亡。
2018年10月3日，山东莱芜市莱钢医院医师李宝华在值班时，遭到一患者家属持刀袭击，被砍27刀不治身亡。行凶动机是犯罪嫌疑人的女儿在出生后2天因新生儿败血症、肺炎等综合症状而死亡，与院方调解无果……
回顾近年来频发的各类医患冲突事件，我们可以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患者对于自身病情和现今医疗水准的不确定，以及患者对医生医术、道德的不信任。
我认为，恰恰是医患之间互不信任导致了前者，致使患者不愿相信医生的解释、而倾向于寻求熟人的回答、甚至是网络上的答案。
医患间信任问题的根源应该追溯到一直以来我们对于医生的神化：医生是无私奉献的，恰如老师应该是辛勤园丁。医生应该妙手回春，患者经过治疗就不应该死亡。
当我们把一个职业及其从业人员过于神化时，就不能接受事实残酷的一面。医生应该无私奉献，为什么医药费那么贵？医生应该医术高超，为什么治疗后我还是没有完全恢复？
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了美好生活，同时也把人性深刻地考验了一番。老师补习是要收补课费的，医生治病也是要收医疗费的。补完课考试未必就能及格，治完病病人未必就能痊愈。
医患关系的本质其实是人文上的道德枷锁和现代科学局限性的分离。
在道德上，每个医生都希望自己能够妙手回春。
在理想世界里，每个患者都能免费治疗、顺利痊愈。
而现实是，癌细胞可能没有根除、器官移植往往缺少捐献者、医生的手术不是每台都成功。
站在病人的角度看，为什么许多患者敌视、甚至仇视医生？因为他们花了很多钱治病，但是没有痊愈。
站在医生的角度看，医生也很无奈。毕竟医疗费和医药费并不是由医生来定，况且由于现代医学的局限性，许多病并不能确保治愈。
医患关系只是科技人文分离的一个体现表层，我们剥开表皮来看，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
通过患者和医生的发声，我们会发现有些言论是不相符的。许多患者控诉医生收取红包、收入高、态度差，许多医生（大多是基层医生，少数是三甲医生）哭诉自己收入低、奖金少、工作环境差。
到底是谁说了谎？
首先，我们来看看医院方面。
医院里明文规定，不许收取红包或者收受其他各种贿赂。然而这个规定在一线医院、三甲医院里贯彻较为严格，在许多基层医院里，医院的病人少、医生收入低，收红包成为进医院的潜规则之一。
其次，再看看患者的去向。
我们扪心自问：当我们的家人生病时，我们是不是更希望送他去一线的三甲医院？
现在的医疗界有一个很矛盾的事实：一线城市里三甲医院病人多，收入高，待遇高，是许多年轻医学毕业生的首选。
基层医院待遇差、平台小，成为许多医生退无可退的最后的选择。
于是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基层医院接收了大量的周边居民病人，却大量缺少年轻医生作为新鲜血液的注入，甚至常常出现麻醉医生不够用、病人塞了红包仍然无法到达手术室的情况；
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招聘标准十分之高，市级医院只招硕士以上，省级医院只招博士以上。
人文的局限性其实往往与人性有关。
根据集体主义，人应该往缺少人才的地方跑，努力发挥自己的能力才能使社会发展得更快更好。
但就个人而言，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掌握更多更好的资源、站在有更大成长空间的平台上。
于是就出现了上述的三甲医院挤破头进不去，基层喊破喉咙没人来的情况。
除了人自身的趋利避害造成的矛盾现象，科学的管理制度遇上各地不同的人文，也可能变得奇奇怪怪。这跟我国的医保制度有关。
作为一名医学生，我们去往医院见习的时候，见到病人声称自己不舒服希望再住几天院，主任医师却坚决表示可以立即出院。这一现象颠覆了我对医院多收住院费、检查费以增加收入的预想。
后来，带教老师说出了“赶”人出院的原因。原来现今的医疗保险制度是全民医保，即使医保费逐年增加，但是依然不能保持医疗基金的运转。为了减少医疗开支，医保机构给每个人每个部位（诸如手、脚、心脏等）划分了一定的治疗费。
什么意思呢？
假设一个人大腿骨折，需要住院治疗。根据规定，医保费只报销3000元，如果住院的时间长了，费用多了，超过了规定数目3000元，剩下的钱就要由医院来掏。
这个制度本意是好的，至少可以减少医院乱收费的情况。但是实施后就会出现各种乱象怪象：病人对自己被匆忙赶出院感到莫名其妙；医生则时刻担心超过治疗费从而减少奖金工资；医院由于长期贴钱不得不在检查费上做手脚。
我在医科大学上学时，学校特意开设了一门医患沟通的人文课。表明了时下的医患关系之差，但是也确实向我们介绍了医生与患者的矛盾由来。
医患之间的沟通理解存在两个误区：
01
不是每一种病都需要治疗
举感冒为例，市面上的感冒药并不针对入侵人体的病毒，仅仅为了减轻感冒带来的症状。最后使我们痊愈的并不是感冒药，而是人体自身。
再举骨科治疗为例。一个瘫痪老人多年卧病在床，本身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又不慎跌下床摔断了腿。这时如果开刀治疗，不仅可能无法使断腿恢复良好，更可能由于患者本身的心脏病致使其死亡。
以上两例均不需要且不建议治疗。可见治疗本身并不能复制，每个个体情况不同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2
不是每一种病都能治好
举淋巴癌为例子，尽管现代医学提供了化疗、定向靶点治疗等治疗方案，但是每年仍有大量的淋巴癌病人死去。
再举白血病为例，尽管可以采取骨髓移植，但是由于骨髓捐献者稀少，以及骨髓移植成功并不能百分百治愈患者，有许多的家庭变卖家产仍然不能挽回亲人的生命。
现代医学科技无疑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我们强调人文应该和科学结合，不仅仅是强调在科学的治疗过程中应给予患者人文关怀，更多的是让患者避开以上两个思想误区。
如果病人可以明白第一点“不是每种病都需要治疗”，他们会更愿意寻求正规医院医生的指导，而不是被民营医院的“宫颈糜烂治疗”和“男性功能障碍”等广告所骗。
如果“不是每种病都可以治疗”这一观点能够被大众接受，患者对医生更多的将会是理解而非仇视。
诚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解决目前医疗界的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强调的人文价值不仅仅作用在科学水平较低的时期，更应该被推广到医疗方案上。
如果我们可以为病患提供更加个性化、多样化的关怀和治疗的方案，科学的局限性将只是一个客观问题，而不是医患冲突的导火线。
在良性的医患关系中，医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才是真正应该要面对的问题，经济、人文矛盾、制度缺陷都不应该成为医患之间的阻碍。而通往这个世界的道路，将由不断的改革来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