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兴盛的根源——古公亶父建立服务型君主

周是个原始的部落，也是个非常有智慧的民族，周人从始祖后稷算起，到亶父已历十三世。大致活动在泾、渭之间。渭河流域土地平展，气候湿润，宜于耕作，周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这一带开始从事农业生产。武功至今有教稼台遗存，传说就是后稷给万民讲课的地方。

到古公亶父时，他们居住的豳地，西近戎，北邻狄，这些异族经常往来劫掠，亶父就每每给他们一些财物以绥靖。因为农业生产需要稳定，战争不利于耕种收获。

敌人欲望无穷：狄人将攻，太王亶父召耆老而问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对曰:“欲得菽粟财货。”太王亶父曰:“与之!”每与，狄人至不止。太王亶父属其耆老而问之，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对曰:“又欲君土地。”太王亶父曰:“与之!”耆老曰:“君不为社稷乎？”太王亶父曰:“社稷所以为民也，不可以所为民亡民也!”耆老对曰:“君纵不为社稷，不为宗庙乎？”太王亶父曰:“宗庙，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逾梁山，邑岐山。周人奔而从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户之邑。

社，从土从示，本指土地神；稷，从禾从畟，本指五谷神。在农业时代，二者合起来就成了国家的象征。《礼记》上说“国君死社稷”，意思是国君要与国家共存亡。

而亶父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为民谋利益，哪有为民而让民去死的道理？于是，就带领他的亲属来到岐山脚下，开辟了一块新的根据地叫“周原”。走之前他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他说:“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

第一句“有民立君，将以利之”，即把政府的意义讲清晰了，在普通人看来，“君”不是“民”立的，而是天立的。皇帝受命于天，故又称“天子”。一个人要杀死皇帝，如汤伐桀，绝不敢说是他要这么干，而是说“天命殛之”；被杀的人死到临头，如纣将亡，也不大相信，仍叹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而亶父竟然直陈君是民立的，而不是天立的；民立的目的是为了利百姓，而不是为了利君主。他说，现在戎狄大规模地侵略我们，要的无非是土地与百姓。对百姓来说，跟着我与跟着别人有何区别呢？土地则本来就是养活人的。只要它在那里，它就能养活你们。这么说来，你们现在摩拳擦掌准备战斗，无非是为我个人。但打仗是要死人的，为了我的王位让你们的父亲或儿子去死，我不忍心这么做。你们当初立我为君，是希望我能给你们带来益处的，但现在为了这点益处，搭上你们的性命，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不知道轻重得失的人常常会做出“断首以易冠，杀身以易衣”的蠢事；而知道轻重得失的人，如太王亶父“可谓能尊生矣”，“能尊生”就是能尊重生命，就是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利益放在第一位，而非君主。因为君主是为人而设立的，人设立它的目的是为了“利”自己。当人们认为有必要在他们中间建立一套公共系统来维护自身的安全和财产时，就在大地上成立了国家。反之亦然。

因此，孟子为人民、国家、君主建立的价值等级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之所以贵于“社稷”，正在于“社稷所以为民也”。原因不复杂:如果没有百姓，国家就不能成其为国家；

当时的豳人被狄人的贪得无厌所激怒，群情激奋，士气高昂。《史记》中说:“民皆怒，欲战。”这时古公不要说利用人心，就是顺应一下人心，就会引发一场战争，而且是正义的战争。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知道，即使是正义的战争也是要死人的；而死人的事是他所不忍心干的。因而，他没有像一般的政治领袖那样，把领袖本人的利益扩大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把他本人遭到的耻辱上升为国家的耻辱；而是反过来，把全体人民的利益缩小为领袖个人的利益，把国家正在遭到的威胁下降为只是他的执政地位遭到了威胁，然后劝导他的百姓不要为他个人的王冠而战。你们哪里找不到君主，何必为我而丧命？

《庄子·让王》篇中这样写道: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用养害所养。”因杖策而去之。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

如同李华在《吊古战场文》中所言:“苍苍烝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其存其殁，家莫闻知。人或有言，将信将疑。”

亶父不忍心让族中男儿为他送命，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伟大人物。它的价值在于超越了国家，超越了民族，将别人以人子、人父的同理心来考量，重新定义了国家的概念。团结了民心士气，缔造了伟大的国家——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