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祖宗为什么发明了“盖棺定论”这个成语

　“盖棺定论”，是汉语成语，出自《魏书.郑羲传》。解释指一个人的是非功过到死后就会出现客观的定论。

　　盖棺定论，用途似乎专指中国古代皇帝。年号是按照中国夏历或者叫做阴历记年，如甲子，乙丑，丙寅，丁卯，即天干地支60年甲子，依此循环，记载发生的事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就以某帝某年某时某刻发生的事情进行记述，评论。皇帝的帝号，则是以其生前做的事情特征记年的。比如汉武帝，当皇帝的时候，不是称武帝的，只是他从政五十多年，征战次数多，大大的拓展了疆土，按照文治武功来为他身后定论，即武功是他的特点，是为汉武帝。他的祖宗文帝刘恒，即以文治国的。

　　汉朝国运较长，皇帝生前所做的事情，经过史官给予的谥号（即盖棺定论），是非常慎重的，一看就知道他的生平特点，比如惠帝刘盈，惠即实在，但没有作为；文帝，景帝，就可以看出，以文治国，一任接一任地干，后有景可看了。再到后来，经过长时间休生养息，国家有了实力，再又碰见一个不服输的刘彻先生，又会任用人才，就大大地干了一番事业了。谓为武帝。可是到后来，就有殇帝这样的短命皇帝了。

　　最可惜的是，秦朝开国，创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实行郡县制至今，弄出了个二世而亡，隋朝开国皇帝文帝后也二代而亡，前面是文帝杨坚，后面就被弄出个短命皇帝炀帝杨广出来。杨广是短命皇帝，但短命与汉朝不成年的皇帝有所不同，如何用短命形容，就发明了一个专用字“炀”，此字为杨广独享。所以，盖棺定论，对百姓影响不大，对承载了历史的人，尤其是一把手那可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担当了身前事，必须后人评，逃都逃不了。皇帝一死，大家就忙着给他一生做出评论，看看给他谥个什么号。

　　我发现，在中华文化浩翰的历史烟河里，形成许多成语典故，又往往不大以盖棺定论为准，只选其一，不计其余。比如，这几个成语的发明者与他们初始就大相径庭：比如匡衡凿壁偷光自幼苦读，实现了“学而优则仕”，但是因为过于保全自身反而使自身受到不断攻击，都是因为身居高位而不作为的缘故，名声很不好。写下《怜农》“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唐朝李绅，却在后来发迹，不仅浪费粮食，而且喜欢吃鸡舌头，每吃一鸡舌头餐就要杀掉几百只鸡。看看此人表现，准是伪君子，此诗因为引起共鸣，大家对他的作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都忽略不计了。

　　所以，盖棺定论，对一个人的一生功过是非进行评论，是非常重要的，或教育后人以谁为榜样，发扬成绩，或不再重复悲剧人生，是必要的，是有着深远历史意义，以盖棺评价人的一生得失，也是科学的，就像抗日英雄张自忠，初始之表现，即汉奸，但后来抗日身死，他的先前表现可以原谅，而汪精卫，前期表现勇敢，后期当汉奸，至今没有人能够原谅，除非想当汉奸的人，给他评反，而像秦桧，也有人想让他站起来，是不是为了自己的不干净而帮助秦桧立牌坊，担心身后也有人给他立跪像？

　　今天，盖棺定论也做了许多文章，像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毛主席的评价，似乎已经盖棺定论了。因为毛主席一生干了很多前无古人伟业他的一生所从事的伟大事业，人们都给予了最高的评价，当然也有非议，一直以来，没有影响他的思想光辉，这是无人可比的。

　　而今天，频频出现授勋的事情，我觉得，也还是盖棺定论比较好。比如钱学森，华罗庚，邓稼先等，他们生前确实建立了卓越功勋，给予授勋是理所当然，身后给他们授勋没有任何争议，因为他们用他们毕生精力交了答卷。而那些活着的人，急于授勋，还不知道这些人能不能保持英雄本色，何况备受争议？还不知道他们今后会不会因风光闪了腰。又何必对他们匆匆地下结论呢？

　　比如，人称国士无双的人，现在颇遭诟病，是因为许多人看清了他的沽名钓誉，贪天功为己有的真面目，被抨击的让他无地自容，如果再受其勋，有必要吗？真的很重要吗？依本人看，如果坚持不听取更多人意见，丢人的不是他一人，面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