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暑痰饮大喘

受其启示，先生在实践中体会：

第一，师法《伤寒论》，不应株守吴瑭用白虎汤必须具备四大证的观点。从《伤寒论》所列白虎汤证条文可以看出，凡有热象者都能投用，如伴有口渴则加入人参。先生遣用石膏扩大其使用范围，其上承渊源即基于此。

20世纪50年代鲁北脑炎流行，先生曾参加医疗，大部分患儿均以白虎汤为主，只有1/3的病例参考了《疫疹一得》清瘟败毒饮，将君药石膏用到21?60g，并未泥守《温病条辨》提出的大热、大渴、大汗、大脉之所谓四个标准。仅在“脉浮弦而细者不可与也，脉沉者不可与也”方面，谨慎从事，当时尽管诊治病案不多，但大剂应用石膏约70%见效，根据具体情况，增入了薄荷、菊花、桑叶、牛蒡子、银花、连翘辛凉解表药，亦突破了“汗不出者不可与也”的信条。

第二，继承前人经验，广开大量应用石膏治法。在中国医学史上，将石膏大量用于临床者，首推明末缪仲淳，鼎革入法则为吴门的顾松圆、桐溪余霖、湖州江涵暾。淮安吴瑭也是用本药的高手，“绍兴赵大兄伏暑痰饮大喘”案，每用至500g，“期年间用至一百七八十斤之多”，闻者咋舌。

先生用石膏，无疑从先辈医家吸取了不少经验，凡遇外感时行疾患，温病邪入阳明，或内科杂证之有蕴热者，最喜以石膏为主，治某患者高热9日不退，清凉解毒药不效，证见寒热往来、气喘无汗、脉搏频数不已，按少阳病予小柴胡汤，服后症状略减，仍然无汗，热势不衰，乃于原方内加生石膏90g，水煎服，3小时一次，分3次服完，翌日复诊，遍体汗出，体温下降，减石膏为45g，又进一剂，即恢复正常。可充分说明石膏并非表证不解之禁忌药，“其性凉而能散，有透表解肌之力”，外感实热，“他凉药或在所忌，而独不忌石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