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碧血剑》袁崇焕的千古奇冤——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按照金庸先生自己的说法，《碧血剑》是他的第二部小说，写于1956年，坦言《碧血剑》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袁崇焕，其次才是金蛇郎君夏雪宜，虽然《碧血剑》的文学性略有欠缺，妙在这两人在书中都是没有正式出场的人物。书中对袁承志的性格写得并不鲜明，袁崇焕也没有写好，以致于金庸先生自己也看不过去，后来又写了一篇《袁崇焕评传》作为补充。

因为在《碧血剑》中，袁崇焕和金蛇郎君夏雪宜这两个人物在书中根本就没有正式出场，所以无论他们有多少不妥、多少冤屈，都不用过于担心，这部小说中出场的人物是他们的后代，即袁崇焕之子袁承志与夏雪宜之女夏青青，只是讲述他们相遇江湖的情孽纠缠而已。

《碧血剑》这本书的亮点最后反而是书后所附的《袁崇焕评传》，在《袁崇焕评传》中，金庸将袁崇焕的品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评传虽参考了一些历史资料，但其中的一些内容也未必完全可信，可以读一读略作参考。

金庸的作品也有其局限性，比如在《袁崇焕评传》中即显露了明显的扬清抑明个人情感偏向，在《袁崇焕评传》文中曾说“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腐败、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到明末更成为中国数千年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明朝当然应该亡，对于中国人民，清朝比明朝好得多……清朝比明朝好，只不过中国人运气好，碰到了几个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这样的说法是否客观呢？请参考《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皇帝是怎样毁灭正统中华文化的？（上）》以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皇帝是怎样摧毁真正的中华文化的？（下）》。

1629年（崇祯二年）崇焕与内阁辅臣钱龙锡谈到平辽事宜，认为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主张“先从东江做起”。后袁崇焕当众宣布毛文龙十二大罪状，以尚方宝剑斩文龙于皮岛。

同年，袁崇焕击退皇太极的渡河进攻，并向崇祯皇帝上疏说：“臣守宁远，寇被臣创，决不敢侵犯臣界。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单弱，宜於彼处设一团练总兵”。但没有得到崇祯皇帝的足够重视。当年十月，皇太极果然率兵绕境蒙古，由喜峰口攻陷遵化，兵临北京城下，北京戒严。袁崇焕闻讯率部急行前往北京，在广渠门外大败后金军。

对反间计，《明史》袁崇焕传记载，皇太极施用反间计：“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

不过阎崇年等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明思宗杀袁崇焕是因为朝廷内阉党余孽的诬陷，皇太极的反间计只是袁崇焕落狱之因。

1630年（崇祯三年），袁崇焕以“通虏谋叛”、“擅主和议”、“专戮大帅”、“市米盗资”等十大罪状的罪名“磔”死，当时北京百姓都相信袁通敌，恨之入骨，《石匮书》记载，“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崇焕死后，佘氏义仆为其收敛骸骨，葬于北京广渠门内广东义园，并从此世代为袁守墓。《明史·列传一百四十七·袁崇焕》记载“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

袁崇焕所处的这个不幸的时代，是数十年腐败达于极点的社会环境所累积而成的，在这样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抗敌入侵，保卫人民……反抗专制，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在每一个时代中，我们总见到一些高贵的勇敢的人，为了人群而献出自己的一生，他们的功业有大有小……然而他们都是奋不顾身，尽力而为。时代不断在变迁，道德观念、历史观点、功过的评价也不断改变，然而从高贵的人性中闪耀出来的瑰丽光彩，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之中，也照亮了人类历史的道路。”

从一些书中的记载，袁崇焕一生功绩显赫，却也蒙受千古奇冤，死得悲壮之极，令人叹息；但也有认为袁崇焕是汉奸卖国贼的倒袁派，也罗列了一些书中的记载，来表述他们的观点，无论倒袁还是挺袁，终是：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