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闻多识为工 实录直书为贵—刘知几的治学之道

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唐朝著名史学家。他担任唐朝史官近20年，曾参与撰修了《唐书》《高宗实录》《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另著有《刘氏家乘》《刘氏谱考》《刘子玄集》《史通》等。《史通》是刘知几毕生史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这部书对中国初唐以前的史学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评述，被誉为中国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唐朝史学家徐坚赞叹该书“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刘知几去世后，唐玄宗特命人抄写《史通》进呈，阅后也大加赞赏。透过《史通》这部著作，我们能够感受到刘知几的治学之道。
    酷爱史学 以书为友
　　刘知几出身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对史学书籍和史学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史通·自叙》记载，刘知几自幼学习《古文尚书》，因感觉内容艰涩而难有进步，但是他对父亲给兄长们讲解的《春秋左氏传》很感兴趣，感叹“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父亲知道后就转而给他讲授《春秋左氏传》，刘知几由此进步很快，一年时间就学完了。
　　刘知几酷爱史学，大量阅读史书，17岁时就把东汉以来的史书大致通读了一遍。“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后来为了准备科举考试，刘知几曾一度无暇分心钻研史学。等到20岁考中进士，他又立刻投入了史学研究中去。“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余闲，获遂本愿。”刘知几非常享受读书的乐趣，他用“公私借书，恣情披阅”来表达能够尽情阅读自己喜爱的图书的激动心情。刘知几这种对史学的痴迷和读史的热爱，为他之后的史学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触类而观 博采众长
　　善于触类而观、博采众长是刘知几读书治学的一个突出特点。
　　一方面，他通过按类索书的方法不断拓展研读范围。《史通·自叙》中提到，他在学习完《春秋左氏传》之后，“次又读《史》《汉》《三国志》”。通过对纵向历史的学习，刘知几深入探求古今沿革变化的趋势和历代帝王承袭更替的规律。
　　另一方面，刘知几能够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不仅重视“正史”的学习，对于所谓的“杂记”也能认真阅读并进行横向比较。“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正是通过这种纵览古今、横看百家的读书治学方法，刘知几逐渐把前人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融会贯通，最终做到“不假师训”，自成一家。
    疑古惑经 求真求实
    刘知几读书治学秉承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精神，他喜读经典却不盲从，在学术研究中坚持求真求实，因此勇于提出不同见解，这一点在他少年时期读书时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史通·自叙》中提到：“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坚持自己治学原则的刘知几，甚至对当时被奉为圭臬的儒家经典《春秋》也大胆提出了质疑。他在《史通·惑经》中指出《春秋》有记事不实的缺点，并汇总出其存在“十二未谕”“五虚美”的诸多问题。
　　刘知几从来不是为了抬高自己而批评别人，他始终把学术上的怀疑与批评建立在坚信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和史学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基础上。他厌恶并批评了当时撰写史书时只知道因循守旧的做法，认为“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以求剑也”。刘知几把博学明理和求真求实作为自己毕生的学术追求，提出“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治学治史标准。
    “三长”兼备 著作流传
　　据《旧唐书》记载，刘知几在回答关于为何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的问题时，总结并提出了著名的“史才三长”论，即“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刘知几认为，史才必须兼具撰史的专门才能、合理的知识结构和正直无私的品格修养这三方面的优点。这一人才评价理论后来被拓展到史学领域之外，成为中国古代评价人才的通行标准。
　　刘知几本人就是“三长”兼备的典型代表。《旧唐书》以“学际天人，才兼文史”来高度评价他。尤为难得的是，在其求学治史的整个过程中，刘知几始终坚持直书实录的原则，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彰善贬恶，不避强御”的治史信念。他奉命在史馆修史时给史馆监修萧至忠写信，痛陈当时史馆修史存在五大弊端：一是史官众多，互相推诿；二是资料不全，收集不便；三是权贵干涉，不敢直书；四是监修众多，意见不同；五是监修不负其职，拖延时间。刘知几不畏强权，把批评的矛头直指上级史馆监修、当朝权贵大臣和同僚史官，并表示不愿同流合污，请求辞官归乡。对于《史通》，刘知几也清醒地认识到“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他明明知道自己的心血之作过于尖锐，难以被当时社会所接受，却毅然抛开个人荣辱，坚持为后人留下了《史通》这样一部巨著，为我国的史学理论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