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你还有多少未解之谜？

这是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3 号“祭祀坑”内拍摄的青铜器和象牙（3月16日摄）。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青铜馆顶层的展厅，标记着三星堆遗址考古大事记的展板格外醒目。

一条始于1929年的坐标轴就这样横着延展开。这一年，三星堆遗址真武村燕家院子发现玉石器坑，出土玉石器三四百件;而2019年12月“暂时”成了这条坐标的终点，那时1、2号“祭祀坑”旁发现了3号坑。

伴随着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新发现6个“祭祀坑”，可以预见，展板上的坐标轴将再次被延长。

92年来，三星堆遗址不断“上新”，但没人能立刻解释清楚，这些精妙、奇特的出土器物究竟出自谁手，又代表了何种意义。同时，三星堆古城城墙、月亮湾台地、青关山遗址等重要遗迹的相继发现，整个三星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结构布局也逐渐清晰。和出土器物一样，它们既为人类追溯历史提供了为数不多的依据，也因此抛出了一个又一个待解的谜团。

作为四川盆地目前发现的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神秘”成了三星堆的自带标签。

三星堆不仅出了诸多惊世文物，更重要的是如同练兵场，培养了人才——从三星堆走出去的考古人们，多为当今我国考古界的顶梁柱。

三星堆考古仍在继续进行中。而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霍巍看来，无论三星堆还会出土什么超越“常识”的器物或者考古现象，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都是历史上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前所未有的巨大贡献。

偶尔发现，惊艳世人

三星堆是偶然发现的。

1929年，一位四川广汉农民在修水渠的时候发现地下有一个埋藏坑。坑中器物被发掘出土后，流传到市面。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与助手林名钧赶到现场对当时的情形进行了记录，并在广汉月亮湾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从而揭开了这个“20世纪最重要考古发现之一”的序幕。

1936年，葛维汉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上发表了《汉州发掘最初报告》，这是第一篇有关广汉古蜀国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在报告中，葛维汉还提出了“广汉文化”的概念。

时间来到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四川，连接成都和重庆的重点工程成渝铁路开始施工。工人们在沿线挖到大量文物，于是，西南博物馆在铁路沿线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文物收集和清理工作。刚刚上任西南博物馆筹备处主任的冯汉骥，把月亮湾一带的古代遗址划进了重点关注的区域。

1955年，冯汉骥派学生王家佑到广汉展开广泛的田野调查。当时在牧马河两岸，三星堆与月亮湾隔河相望，形成了广汉八景之一——三星伴月。据王家佑推测，月亮湾和三星堆都是古蜀国的文化遗址。1963年，针对月亮湾地区的一场更大规模的考古由冯汉骥再一次启动。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马继贤参与1963年月亮湾遗址发掘时还是个实习生。

这次田野考古结束时，冯汉骥站在月亮湾高高的台地上，遥指着对岸的三星堆，对马继贤他们说出了一句极为精确的预言：“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只要再将工作做下去，这个都邑就有可能完整地展现于我们的面前。”

多年后，冯先生的话得到了证明。1984年，在成都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考古发掘工作会议”上，四川省考古队长赵殿增将近年来三星堆的发掘作了专题汇报。此后，1984年至1985年，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群进行了全面调查，大体摸清了12平方公里的遗址分布范围，并建立了考古工作站，陈德安、陈显丹成了领队。“二陈”是同班同学，刚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毕业。

1986年初，四川大学的林向教授找到赵殿增，想要把考古学生的实习地点安排在三星堆。双方一拍即合。3 月，林向作为领队带着84级考古班来到三星堆。霍巍也是在那一年作为带教老师，与三星堆结缘。

当年6月底，发掘面积达1350多平方米，发现房址、灰坑等数百个遗迹，出土了数万件文物标本。但考古人员还是与后来震惊世人的1、2号祭祀坑擦肩而过。

“当时的考古发掘基本进入尾声，两个'祭祀坑是在农民起土烧砖的过程中发现的。”霍巍告诉《新民周刊》，1号“祭祀坑”发现的当天（1986年7月18日），他正在三星堆发掘现场，“他们只是挖出了洗脸盆那么大的一个洞，洞内的黑色灰烬层里面可以看到包含器物”。

之后，从这个坑中，出土了一些玉器和石器。霍巍表示，正式的考古发掘清理工作，主要由四川省考古研究所来负责。1号“祭祀坑”随即正式与世人见面。

仅仅一个月后，1986年8月14日，砖厂工人杨永成在取土时挖到了一个青铜头像的耳朵，当时他感觉是个文物，就向考古队汇报。至此，2号“祭祀坑”也重见天日。

1988年1月，国务院批复，三星堆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星堆不仅出了诸多惊世文物，更重要的是如同练兵场，培养了人才——从三星堆走出去的考古人们，多为当今我國考古界的顶梁柱。

“1986年全程参与考古发掘的川大学生一个叫刘章泽，另一个叫朱章义。现在，前者是金沙博物馆的馆长，后者则是德阳考古所所长。”霍巍表示，二人都还在从事着跟三星堆关系比较密切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工作。

这是一张拼版图片： 左图为1986年，工作人员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2号“祭祀坑”内清理文物（考古学家陈德安供图）;右图为今年3月10日，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在3号“祭祀坑”内工作

而此次三星堆重启发掘，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于孟洲教授和其他几位老师，带着学生们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参与了5、6、7号“祭祀坑”的挖掘工作。

于孟洲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时表示，此次考古发掘工作还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5号坑就是出金面罩的地方。而我们现在正在对6号坑进行发掘，因为7号坑的年代要比6号坑早一些，按照考古操作程序的话，要等我们把6号坑做完了，才能开始做7号坑”。

源起何时何处？

三星堆没解决的问题太多了，“就连三星堆文化的一头一尾，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现在还没有很准确的说法”。于孟洲说。

2016年，为纪念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发现发掘30周年，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三星堆博物馆召开，国内外100多位文博界的专家学者针对三星堆的谜团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讨论。

彼时学界对三星堆遗址的分期仍有分歧。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曾提出，三星堆遗址分为三期——第一期为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代初期，第二期为二里头文化时代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时期（下限可至殷墟第一期前段），第三期为殷墟文化时期第一期（后段）至第三期。前后跨越了龙山时代、夏代及商代三个时期。陈显丹则提出了“四期说”。而经这次研讨，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又继续对原归为第四期的遗存进行细分，提出了“五期说”。

关于遗址分期的争议始终存在。相关文章指出，其中涉及“成都平原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社会面貌、族群构成等深层次问题”。直至目前，才基本建立起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编年体系和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

“因为对三星堆的发掘工作一直在进行，但相关资料发表得比较慢一些，供研究者研究的材料也相对较少。等之后关于三星堆遗址的综合发掘报告出来之后，应该就能有一个较明确的说法。”于孟洲表示，“至于三星堆的时间跨度，大家说法也不一样，一般笼统地称为夏商时期。”

在霍巍看来，三星堆的魅力就在于“我们过去从未遇到过这样的考古文化，需要用一种全新的'知识图谱和知识路径去认识它”。

例如，三星堆1、2号“祭祀坑”相继出土了一些器物，在中原青铜文化中极少见，除了青铜面具，还有大量青铜人像、头像，以及眼睛、神树、神鸟崇拜等。纯金制作的金杖、金面罩以及青铜神树，更是中国考古史上从未发现的器物。

三星堆不是某个突如其来的来客在这里创造，它是在古蜀地区土生土长的文化，有自己的生命过程。

“因此，三星堆在1986年就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当时关于三星堆的各种假想就已经出现了。但这次已经发掘的器物种类基本上跟1986年的相接近，所以还没有看到更新、更能够解开整个三星堆青铜文化之谜的证据。”霍巍表示，可以肯定的是，三星堆的确是一个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青铜文化。

一方面，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关系非常密切。举例来说，1986年在祭祀坑里就曾经出土过青铜的尊和罍;这次在3号坑里目前又发现了至少7件青铜尊，其中还包括了一件顶尊人像。“虽然这些不是中原文化中常用的鼎和簋，但三星堆同样是将青铜容器作为重要的祭祀礼器来使用。另外，三星堆还出土了大量的玉璧、玉琮，虽然具体纹饰上有所不同，但这些都足以说明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与中原夏商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另一方面，三星堆出土了目前还没有办法解释的器物和现象，如成群的青铜像，包括青铜面具、青铜头像，以及大量出现的神鸟元素，“可能是当地的独立创造，也不排除受到其他文化影响的可能”。

“这种青铜群像是非常壮观，是过去我们在其他地方，包括中原和西方的青铜文化中，从未看到过的，因此对它的含义、产生的原因，需要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才能作出一些符合实际的推测。”霍巍补充道，现在一个观点认为蜀的人群本来就是来自四面八方，三星堆人群的构成是多元的;还有一个观点是说，古蜀与商王朝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之间不仅是人群的流动交流，他们还有技术、资源方面的交往，如青铜器冶铸和玉石器生产等。

也正是纵目面具、大立人像等“明星”文物的奇特外形，让一些网友将三星堆文明和域外文明联系起来。而同1986年的三星堆遗址发掘一样，此次发掘也在多个坑中发现了“象牙”。此前曾有学者认为，这些象牙或是通过与印度等地文明的贸易而来。

3月16日在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拍摄的3号“祭祀坑”内的青铜器上的龙形饰。

对此，于孟洲表示，古蜀时期的气温应该比现在要高，文献中也曾记载中原地区有大象的存在，因此遗址中的象牙或来自本地象群。而从目前出土的文物来看，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三星堆与古西亚、埃及等地有文化交流。

“三星堆不是某个突如其来的来客在这里创造，它是在古蜀地区土生土长的文化，有自己的生命过程，从发生、发展、逐渐强盛，到最后走向衰亡。”霍巍强调，从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看，三星堆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与三星堆遗址一样，金沙遗址同样存在于成都平原，两者仅相距约50公里，因为不少出土文物风格近似，此前不少考古学者判断系三星堆发生“内乱”，居民匆忙将文物掩埋到坑里后，然后迁都至金沙，导致三星堆文化消失。但此次发掘中新出现的一些证据则推翻了这一“假设”。

“从三星堆遗址最早的1、2号坑到最近几个祭祀坑出土的文物来看，三星堆和金沙这两个遗址文化上一脉相承、吸纳融合。”霍巍表示。

而记者注意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日前联合北京大学对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个坑的73份炭屑样品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对年代分布区间进行了初步判定，其中4号坑年代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即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左右。这印证了三星堆新发现的4号坑碳14的年代区间属于商代晚期。

于孟洲认为，这说明两个遗址应该是有一段并行发展的时期，“从已有资料来看，金沙最早的这段时间，三星堆好像也还是挺繁盛的。但从相对的早晚来看，金沙繁盛的时期，三星堆已经不那么兴盛了，所以它们是不是存在中心的转移还是值得研究的”。

究竟为何挖坑？

三星堆的主人为何挖坑？考古学家对此也是莫衷一是。这是“祭祀坑”吗？

此次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注意到，三星堆的大部分器物都曾被砸坏或烧损，此外8号坑发现表面平整的五块石板、被火烧过的土块，而4号坑和3号坑里出现灰烬以及碳屑。冉宏林此前就曾表示，根据这一系列现象猜测，这些器物或许都来自另一个祭祀场所，因某种原因建筑被烧毁，房屋倒塌后器物被转移分坑掩埋于此。

霍巍同样倾向于“祭祀坑”的说法。“如果是器物坑，它应该是以保存器物作为主要目的，就不可能把它打烂或进行焚烧。如果说是墓葬坑，那坑里就应该要么有人骨，要么有骨灰，但这些也都没有发现。”霍巍表示，“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朝代更迭或是外敌入侵，掩埋前朝器物形成。如果这些坑是一次性埋的，那就很有可能不是'祭祀坑，而是一种灾难性的行为，导致的灭顶之灾。”

而此次最新发掘的4号坑被证明属于商代晚期，比1、2号坑更晚，这意味着这些坑的形成有先有后。

“如果这些坑是有一定间隔形成的，那就说明三星堆曾经存在过自己的祭祀传统，有祭祀的程序。那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有没有祭祀对象？有没有祖庙或神庙的存在？有的话，在哪里……”在霍巍眼中，“祭祀坑”不应该是个孤立体，“我们今天新的行为考古学要做的就是，通过仔细观察这些现象后，尽可能去复原当时的人是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流程，形成了今天这样的'祭祀坑”。

3月20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介绍三星堆考古发掘的历史成果。

是否存在文字？

三星堆研究这么多待解之谜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是因为现存资料接近空白和对现有文献的误读，另一方面是因为三星堆遗址迄今尚未发现文字。对于文化学与文明史研究来说，文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如果这次发掘工作能发现文字肯定是非常大的突破。但三星堆究竟有没有文字，这其实也是一个谜。”霍巍曾多次强调，文字是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标准，“很多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其实不一定使用文字，比如玛雅文明。当时的文字一般只掌握在極少数人手中，如祭祀的巫师，或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文字实际上也是权力的一种象征。没有文字并不妨碍创造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

于孟洲则补充道，假使三星堆有文字，“但它书写的载体是否能够保存？能否被我们发现……太多环节具有不可确定性”。

在3月20日的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新闻通气会上，冉宏林透露，现阶段三星堆考古勘探没有发现确切文字，但在陶器上发现了相关刻画符号，“我们倾向于相信三星堆遗址是有文字的”。

据了解，从1934年首次考古发掘以来，三星堆遗址共开展了37次发掘，发掘面积不到2万平方米，目前发掘面积仅占总面积的千分之二。

“我们现有的考古发掘工作对整个三星堆文明来说，只能说是冰山一角。”霍巍说，人类才刚刚走到神秘三星堆“祭祀坑”的大门口，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也正是三星堆的“神秘”，才促使了几代考古人持续开展考古工作和研究，向答案一步步靠近。未来对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应当进入到一个综合研究的新阶段。考古学家还应与神话学家、民俗学家、历史学家、古文献学家并肩作战，从不同的角度对三星堆文化进行解读，“这样做，虽然不敢说会彻底复原历史的真实，但是能帮助我们一步步走近历史的真实，对神秘绚烂的三星堆文化得出一些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