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宇：中国进入发展新阶段，产业肯定会遵循规律有一些外迁

凤凰网财经讯 5月29日，第二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在西安举办。本届论坛以“新格局下的西部新发展”为主题，重点讨论新发展格局中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思路，该如何推动区域差异化发展、最终实现协调发展等问题，凤凰网财经全程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副司长周宇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她表示，在商品贸易、投融资合作、产业转型等多个领域，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呈现出明显优势互补特点。在贸易的层面，“一带一路”的发展倡议非常有利于在新发展格局对贸易转型升级；在资金层面，市场主体会自然配置一部分境外资产，“一带一路”国家很自然就成为储蓄多元化配置的重要目的地；在产业层面，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中国进入发展新阶段，产业肯定会遵循比较优势的规律有一些外迁，特别是要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转移。

周宇指出，在贸易的层面，“一带一路”的发展倡议非常有利于在新发展格局对贸易转型升级。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市场规模比较小，内需也不足以支撑经济高速发展，当时资本、技术这些生产要素也都是奇缺，我们当时选择外向型的发展道路，通过积极融入国际经贸体系，参与国际分工，发挥中国劳动力优势，创造增长奇迹。2013年中国成为第一大贸易国，这是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结果。随着发展模式的转变，贸易结构不合理性凸显出来，加工贸易占比过高，2005年之前加工贸易在整个出口总额当中的比例长期保持在55%左右，而且加工贸易的顺差持续超过一般贸易顺差，这样一种贸易一方面使我们过渡依赖外需，另外国内生产环节附加值低，不利于转型升级。传统上加工贸易的对象主要是一些发达国家，这是由各国比较优势所确定的，所以今后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联系，有利于我们进一步降低加工贸易的比重，促进一般贸易的发展，有利于改善贸易结构，使贸易市场更加多元化。可以看得出来，“一带一路”确实是在新发展格局下，优化当前贸易发展格局重要的途径。

从资金流通角度来看，特别是中国储蓄率特别高的角度来看，一方面高储蓄率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高度当中，投资边际效应会有所下降，国内投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趋近饱和，这些市场主体会自发选择赴外投资。从分散风险的角度来看，市场主体会自然配置一部分境外资产，“一带一路”国家很自然就成为储蓄多元化配置的重要目的地。从2014年开始，如果看中国对外FDI是超过来华FDI。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对外投资当中的占比已经接近四成，超过了美日欧这些传统发达经济体。

从产业结构来看也是有一个比较优势，动态演进的客观规律。在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原有优势会下降的时候，产业会自然而然向比较优势明显的国家和地区转移。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中国进入发展新阶段，产业肯定会遵循比较优势的规律有一些外迁，特别是要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转移。当然现在对供应链的转移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冷静、客观，不需要过度恐慌。一方面是外迁的产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行业，这也是由比较优势的动态规律演进所决定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客观的对待，而且它和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同时应该看到中国在生产效率、营商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制造业的体量仍然较大，规模效益还是很强的，整个产业外迁的速度整体还是可控的，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有望保持全球主要制造业中心的地位。

以下为周宇演讲实录：

我今天讲的是我自己的一些思考，有很多想法还不成熟，所以如果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前辈和老师多指正。

从中国经济发展回顾来看“一带一路”发展框架下的意义，从经济全球化历程回顾当中看一下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带一路”和金融开放的意义在哪里，这是我今天想讲的两块内容。

先从中国经济开始说起。中国经济这一块从三个层面。一个是商品流动层面，二是资金流动层面，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层面来看“一带一路”和新发展格局之间的联系。

在贸易的层面，“一带一路”的发展倡议非常有利于在新发展格局对贸易转型升级。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市场规模比较小，内需也不足以支撑经济高速发展，当时资本、技术这些生产要素也都是奇缺，我们当时选择外向型的发展道路，通过积极融入国际经贸体系，参与国际分工，发挥中国劳动力优势，创造增长奇迹。2013年中国成为第一大贸易国，这是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结果。随着发展模式的转变，贸易结构不合理性凸显出来，加工贸易占比过高，2005年之前加工贸易在整个出口总额当中的比例长期保持在55%左右，而且加工贸易的顺差持续超过一般贸易顺差，这样一种贸易一方面使我们过渡依赖外需，另外国内生产环节附加值低，不利于转型升级。传统上加工贸易的对象主要是一些发达国家，这是由各国比较优势所确定的，所以今后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联系，有利于我们进一步降低加工贸易的比重，促进一般贸易的发展，有利于改善贸易结构，使贸易市场更加多元化。可以看得出来，“一带一路”确实是在新发展格局下，优化当前贸易发展格局重要的途径。

从资金流通角度来看，特别是中国储蓄率特别高的角度来看，一方面高储蓄率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高度当中，投资边际效应会有所下降，国内投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趋近饱和，这些市场主体会自发选择赴外投资。从分散风险的角度来看，市场主体会自然配置一部分境外资产，“一带一路”国家很自然就成为储蓄多元化配置的重要目的地。从2014年开始，如果看中国对外FDI是超过来华FDI。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对外投资当中的占比已经接近四成，超过了美日欧这些传统发达经济体。

从产业结构来看也是有一个比较优势，动态演进的客观规律。在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原有优势会下降的时候，产业会自然而然向比较优势明显的国家和地区转移。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中国进入发展新阶段，产业肯定会遵循比较优势的规律有一些外迁，特别是要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转移。当然现在对供应链的转移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冷静、客观，不需要过度恐慌。一方面是外迁的产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行业，这也是由比较优势的动态规律演进所决定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客观的对待，而且它和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同时应该看到中国在生产效率、营商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制造业的体量仍然较大，规模效益还是很强的，整个产业外迁的速度整体还是可控的，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有望保持全球主要制造业中心的地位。

总之在商品贸易、投融资合作、产业转型等多个领域，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呈现出明显优势互补特点。

第二这个可能有一点烧脑了，我自己也是在思考的过程中，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和金融开放。首先回顾一下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如果从经济全球化历程来看，就是一部通过不断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现，去推动并且去突破一层又一层边界的历史，这个边界包括产品边界，价值链边界，包括地理上的边界和国家之间的边界。整个世界经济乃至人类社会其实都是这在一种周而往复的演进过程当中不断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一轮的全球化是由数字科技革命驱动的，像律师、会计这些原来不可贸易的服务产品在数字科技驱动下也都成为可贸易品，包括互联网等基础设施也不局限在一国范围之内，原来传统范围边界内的议题变成边界外，这是全球化的力量。基辛格认为当前世界面临两难悖论，一方面世界经济体系已经全球化，一方面国际架构仍然是民族国家为基础，经济已经是世界性的了，但是治理仍然还是国家层面，这是我们在当前全球化过程中碰到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说过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从经济发展的两大驱动力，资本和技术来看，它其实内生的要求就是需要跨越边界，跨越国界的。正是这样的困境使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数字化的发展，现有需要各国政府达成一致的规则，以及规则的载体、贸易协定，并没有对数字经济有大家达成共识的约束，所以像云计算，还有数据的跨境流动，数据的本地存储都成了各国政府困难和矛盾，讨论非常多的领域。另外就是现有一系列国际治理这一套体系，并没有能够很好的处理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所以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逆全球化的反应，主要的表现就是全球失衡。

全球失衡其实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长期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了问题，但是后来一直没有得以解决，在疫情之后好像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的突出了。今年年初IMF的报告里面用了K型复苏，老的观念就是还是反映了全球经济非常不平衡的这样一个现象，具体的也显示在比如说人群之间的不平等，疫情使妇女青年，还有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受到的打击更大，产业之间也非常不平衡，差距拉大。数字经济很显然是这次疫情中最大的赢家。国家之间的差距在疫情之后也有一个新的变化。如果说2008年全球化的特征就是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收敛，这次新冠疫情拉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国际经济界说的一句话，疫苗政策也是经济政策，各地疫苗研发和生产差距拉大也使得今后经济发展前景出现分化的走势，具体到“一带一路”国家而言，受疫情的冲击显然是更加明显的，公共卫生条件相对落后，使他们受疫情影响的程度远远大于发达经济体。特别是2021年我们看到美国、英国这些国家由于疫苗推广比较顺利，疫情的形势已经大有缓解，经济出现了强劲复苏的势头。但是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仍然是深陷疫情泥潭之中。

全球债务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疫情之前大家用三低来描述全球经济的状态，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在他们的常规货币政策的空间内，大幅压缩的情况下纷纷引入非常规货币政策，不断扩大政府债务规模。依靠货币发行来弥补财政赤字成了金融危机之后新的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前提是增发货币不仅没有带来通胀，而且伴随着通缩，这就使得各国政府敢于能够长时间靠发行货币来满足公共支出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量宽这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能够从原来短期应对危机的政策演变为长期宏观政策的主要原因。也就是现在国际经济间热议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常规化，它也引发了大家对经济理论一系列的思考，比如说衡量债务可持续，传统上是比较经济增长率G和R的关系，今天好像丧失了这个解释的能力，这是过去20年MMT能够兴起的原因。整个宏观经济体系也正在重构过程当中。这些发达经济体能够这样去发债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很多都是掌握全球储备货币发行权。“一带一路”国家就没有那么幸运，这些国家的债务问题在疫情冲击下变得更加严重，挤压了未来经济发展的资源，导致增长乏力。经济不好也导致社会和政治层面动荡，出现恶性循环，进一步让我们看到经济层面的失衡在政治上引发出一系列的现象。表现的特别明显就是民粹主义的抬头，当一些政客用民粹主义来获得自己的利益，把国内问题归咎于国外，采取排外政策的时候，先是刚才谈到的经济层面，各国政治层面聚合到全球，就看到全球舞台上出现各种各样大的问题。包括全球化的放缓，经济学人杂志不能叫去全球化，全球化还是在发展过程当中，只是说速度放慢了，同时还有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各种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全球不平衡的问题早已经存在，疫情加剧了失衡的现象，现在到了临界点，尤其需要加强全球经济治理来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

经济是世界的，但是政治是国家的，这属于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硬的约束，该怎么办？全球经济治理，我自己研究这个领域，一开始也觉得这个概念特别虚，但是仔细想了，它其实和一个国别层面的宏观调控非常像，其实也是要尽可能使全球经济发展曲线，使它熨平。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面临着一个硬约束，就是我的治理还是以国家，以民族国家，以国界划线的，但是我需要治理的范畴超过了国家能力之所及。在这样硬性的约束大的背景下，最现实的做法就是通过谈判，通过各种妥协，达成各国政府都能接受的一套规则，规则的载体就是各种自贸协定，这也是为什么在WTO停滞不前之后大家在全球层面看到那么多区域的自贸协定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的原因，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参与各种协议签定谈判的原因。就通过这样一种方式，通过规则为载体，让各国政府能够把一部分主权让渡给区域的，或者国际性的组织，使各国政府能够以国际协定为框架，在它的框架之下，跨越对方边境，行使管辖权。以非战争、成本更低的水平来解决问题，是全球治理的应有之意。一方面对市场主体规范能够克服市场失灵，另一方面也是对各国政府规范，特别是能够降低一些政治上的思潮，对国际经贸活动的冲击，它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再去看一看“一带一路”和金融开放的重要意义。从这个规则形成的角度而言，“一带一路”是中国倡导的一个国际经贸合作的主平台，在承认各国主权的基础之上，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逐步希望能够形成一个全世界都能够共同接受的规则，它对现行国际规则体系不是一种颠覆，而是更多的类似于边际性的改革，使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能够更好的适应世界经济的现实。而在探讨金融开放，首先要讲更大的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构建开放型的经济体系。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方，中国应该在国际经贸规则的建设过程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需要我们进一步对标最高水平的国际标准，然后去构建开放型的新体制。

具体到金融开放而言，有三件事情需要做好，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第一是加强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现在负面清单已经成为国际上自贸协定的主流方式，国际上影响较大，开放水平较高的协定都采取负面清单模式。我国现在对外签署的很多自贸协定也是在向负面清单模式转变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RCEP上面首次承诺将负面清单转为正面清单，当然有一个六年的过渡期。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时候首次以负面清单做出部分领域承诺。中日韩的协议服务章的谈判过程当中首次以负面清单方式来开展服务行业的谈判。CPTPP，它是全球公认的高标准自贸协定，代表了未来国际规则的发展方向，也是以负面清单的形式做出承诺的。四个核心理念，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可持续发展、治理现代化，其实和咱们改革开放的大方向都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负面清单模式符合高水平开放的要求，能够将开放的理念和精神自动的适用于新领域和新业务，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预测性，最大程度的激发市场活力，和金融业的模式并不矛盾，而且和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不矛盾，可以从转向事中事后监管阶段。

第二是金融业开放其实现在是要转向金融业制度性、系统性开放阶段，要进一步加强相关规则的国际接轨，完善会计税收等准则，加强顶层设计，统一规则，使我们同类的金融业务规则尽可能合并同类项。

第三是在完善金融监管层面，开放的同时一定要加强监管，使监管的能力和开放的程度匹配，建好防火墙。

说了这么多问题，要回到积极的前景预测上，我们的信心来自对全球化的历史思考。前两轮全球化的历史都有一个定式，都会有危机，其中一轮危机是1845年爱尔兰土豆饥荒。随着危机的深化，各国人民会对政府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民众的要求会倒逼政府去学习其他国家成功做法，进而催生一系列制度性的变革，成为全球化再出发重要的推动力。而危机过后，各国之间必然会建立起新的联系，我希望对这段历史的回顾能够让我们在当前全球经济乱局当中看到一抹亮色。

赫拉利说人类社会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能够不断演化出更复杂和更具合作性的社会安排，从而持续繁衍进化。西安作为汉唐的首都，其实是见证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协和万邦的历史上的实践。它既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今天“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我认为曲江论坛的意义可能已经超越了经济和金融本身，我们希望在长安城内古朴的汉唐之风能够为我们在这里共商全球经济一体，找到人类社会难题提供一点灵感。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