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斐丨刻本时代的文本生成——北宋西湖莲社社集编纂考
陈 斐
内容摘要：西湖莲社是北宋文化史上的重要社团，有学者称其为“目前可以考知的宋代最早的诗社”，社主省常亦被尊为“莲社七祖”之“七祖”。向敏中、王旦、王禹偁等重要人物纷纷投诗入社，但又未能亲临寺院参加活动。莲社这个“共同体”，很大程度上是寺方通过编纂社集“建构”、宣传出来的。本文以近年从韩国流入国内的宋刻孤本《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为基础，对西湖莲社的社集编纂情况作了稽考，指出：西湖莲社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基于弘法宣传、招徕或联络社员目的，编纂过《西湖莲社集》《续西湖莲社集》《钱塘西湖净社录》《莲社诗盟》《白莲堂诗》《莲社诗》《入社诗》等一系列的社集。这些社集呈现出层累递编或续编迹象，符合随着时间的推移，莲社社员不断壮大、诗作不断累积的状况。社员丁谓参与了莲社诗集的编纂并为之作序。南北宋之交，因为一场大火，寺院及社集版片化为乌有，故这些社集流传不广，宋以后罕见传本及谈艺家提及。西湖莲社社集的层累递编或续编迹象，提醒我们对刻本时代文本的整理与研究，依然要重视其生成、流传的流动性，意识到我们看到的某一形态的文本，可能只是处于不断流动、变化的文本链条中的一员，要有与链条中其他文本（包括通常文献学上所说的同一版本）比勘异同并探究成因的思维，否则，可能会遗漏掉文本的很多重要信息及其蕴含的丰富文学史意义。因此，有必要提倡一种“用文献学的方法发现并论证文艺学问题”的研究理路。
关键词：昭庆寺 莲社集 入社诗 编纂
（宋刻孤本《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1）
北宋淳化元年（990），杭州昭庆寺高僧省常继踵东林慧远，发起成立白莲社（以下简称“西湖莲社”），寄诗施经，邀请士大夫共修。一时应者云集，向敏中、李至、王旦、苏易简、宋白、杨亿、丁谓、王禹偁等北宋政治史、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纷纷投诗，表达入社愿望。莲社持续三十多年，蔚为大观。长期以来，由于史料阙如，国内学者对莲社的具体情况不甚了解[1]。近年，先是金程宇撰成《韩国所藏〈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及其文献价值》一文[2]，介绍了海外流传的珍贵文献《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以下简称《莲社集》）；后是北京卓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上拍从韩国征来的宋刻原件并召开专题研讨会，才使《莲社集》及西湖莲社的一些情况为国内学界关注、了解。目前对此集的研究，多集中于版本鉴定和文献价值的发掘。其实，《莲社集》堪称刻本时代文本生成的典型案例。对文本生成流动性的研究，是近年古代中国研究领域兴起的一个学术热点。只是学界多聚焦于刻本问世以前的抄本时代，似乎到了刻本时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对《莲社集》和西湖莲社其他社集的编纂经过进行稽考，可提醒学界充分认识刻本时代的文本生成，特别是看似稳固、凝定的刻本也可能是处于不断流动、变化的修订、编纂过程之中的。
（2015年10月27日，北宋刻本《西湖结莲社集》学术研讨会
在北京湖南大厦举行）
同时，西湖莲社以诗缔盟，兼具文学和佛教性质，对后世诗社、莲社起过不小的示范作用，甚至有学者称其为“目前可以考知的宋代最早的诗社”[3]，社主省常亦被尊为“莲社七祖”之“七祖”[4]。又因为距离遥远，加上公务缠身，投诗入社的士大夫绝大多数不能亲临寺院参加活动。莲社这个“共同体”，很大程度上是寺方通过编纂社集“建构”、宣传出来的，此亦为古代结社史上的奇特景观。考证西湖莲社的社集编纂，有助于呈现它的文学活动与弘法盛况，增进对北宋前期文学、佛教生态的认识。
一、宋本发覆：《莲社集》基本情况补考
经李致忠、陈先行、方广锠、辛德勇、沈乃文等专家鉴定，认为从字体、避讳、著录、纸张、抬头等方面看，《莲社集》为北宋刻本无疑，出自杭州一带。李致忠指出，宋初因为科考的原因，对讳法管理甚严。景德四年，礼部颁行《韵略》，附录《贡院条制名讳》。此本刻字，避太祖赵匡胤翼祖赵敬之嫌名“竟”（缺末笔），但不避仁宗赵祯之嫌名“贞”“征”，知付梓最晚在仁宗朝之前[5]。这个结论与实验室对纸张的检测结果吻合。此书用纸，据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碳14检测，年代为公元1024-1189年，可靠度为95%[6]；另据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科技文化部重点实验室检测，为构皮和毛竹混料纸，其中构皮含量65％，毛竹含量35％，“外观状态及微观纤维状态都呈现一定程度的自然老化特征，跟宋元时期的构皮毛竹混料纸的特征比较吻合，应产自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并有可能出自浙西南、赣东北交界一带的竹纸及构皮纸产区”[7]。又此本“若干书叶的一侧下角书版模勒，伤及文字”[8]，知刷印前书版有残破。少数残破系刊刻前选材不精造成的，“大部分残破还是刊刻以后形成的”[9]。可见，此本非初印本，刊刻和刷印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沈乃文推断：“刻印之间应距十五年以上。”[10]辛德勇认为：“观其墨色鲜明，笔锋爽利，自是初刷未久的印本。”[11]因《莲社集》承载着联络、宣传的交际功能，故对时效性的要求较高，编撰也呈现出层累递编的特色（详见下文）。这样来看，辛说似更合理。
就内容而言，《莲社集》卷首冠以钱易大中祥符二年（1009）撰《钱唐西湖昭庆寺结净社集总序》（以下简称“钱易《总序》”）。其次为目录，与正文接排。正文依次为苏易简淳化二年（991）述《施华严经净行品序》（目录题“翰林学士承旨苏公施经序”，以下简称“苏易简《施经序》”）、宋白淳化元年（990）撰《大宋杭州西湖昭庆寺结社碑铭（并序）》（目录题“翰林学士承旨宋公结社碑铭”，以下简称“宋白《碑铭（并序）》”）、丁谓景德三年（1006）撰《西湖结社诗序》（目录题“密学大谏丁公群贤诗序”，以下简称“丁谓《诗序》”）、向敏中等人撰《相国向公诸贤入社诗》（此据目录题名，以下简称《入社诗》）。《入社诗》不全，后面部分叶面散佚。目录中提及的《紫微舍人孙公结社碑阴》，也已不存。沈乃文指出，此本“今存最前叶和最后叶，都带有在较早较长时间内代替书皮所受的损伤，最后叶损伤稍重”[12]。
诸人序中，钱易《总序》写作最晚，落款署“时大中祥符二年冬十一月五日信州翠微亭序”，且就结社整体而言，可见，《莲社集》的最后成编应在大中祥符二年年底前后。至于《入社诗》，其所录诗，创作时间最早的应是宋白的作品：“曾许莲华结社碑，玉堂供职未摛词。已闻萧寺砻贞石，乞待新春寄远师。”乃宋白为诗社撰写《碑铭（并序）》的前一年（989）所写。创作时间最晚的应是署衔为“前进士李堪”的作品：“丽藻新词传北阙，白莲旧社结西湖。已知慧远清风嗣，不见汤休雅道孤。多士慕名投胜概，群生闻法离迷途。我今虽佩陶潜印，莫谓难留是酒徒。”末注：“堪今任古田令”，系注第七句。按，李堪（965-？），字仲任，真宗咸平二年（999）进士，景德二年（1005）知古田县，堪诗当作于此后。《〔万历〕古田县志》卷六有李堪传[13]。又丁谓诗序末署“景德三年春三月十日”，且提到“自相国向公而降，凡得若干篇”，则丁谓作序时已经看到编好的诗集。综合来看，《入社诗》应最后成编于景德二三年间。
（宋刻孤本《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4）
今存《入社诗》凡收九十人、九十二首诗，后面部分佚失。然钱易《总序》云：“今旧相右丞河内向公首缀风骚，相继百数。”智圆《故钱唐白莲社主碑文（有序）》（以下简称“智圆《社主碑文》”）亦曰：“繇是宰衡名卿、邦伯牧长……三十馀年，为莫逆之交，预白莲之侣者，凡一百二十三人。”[14]不少学者没有考虑到社员人数的流动性，认为莲社社员和《入社诗》完本应有“一百二十三人”[15]。然智圆此文还说：“圣宋天禧四年春正月十二日，白莲社主圆净大师常公归寂于钱唐西湖昭庆本寺之上方草堂……其年冬，门人之上首曰虚白者……请吾之辞……吾辞不得命，乃文而序之。”则智圆所说莲社有士大夫社员“凡一百二十三人”，是在天禧四年（1020）社主省常去世之年的冬天，也就是《入社诗》已成书十五六年后对莲社情况的整体总结，应为《入社诗》能收人数的上限。又莲社社员多“宰衡名卿、邦伯牧长”，不少士大夫以侧身其列为荣。如“13[16]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潘慎修”入社诗即说：“许结莲华社，仍贻净行篇。恭闻诸佛意，信是曩生缘。敢叹修持晚，宁惭解悟先。尘冠虽未挂，心已付真筌。”“90龙游县令吕士安”亦曰：“珍重庐山社已成，社中招得尽公卿。伊予不比陶潜醉，愿向青衿预一名。”今存残本《入社诗》，所收作者皆署职衔，诗作大致按职衔高低编排，前面为相国、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翰林学士等名公巨卿，最后为县令一级的地方官或进士，如“85杭州节度推官陆旷”“86苏台从事程瓘”“87前进士段惟庆”“88前进士李堪”“89新城县令孙珏”“90龙游县令吕士安”，似乎县令或进士为入社的最低门槛。孙何《白莲社记》（以下简称“孙何《记》”）曾分类列举入社士大夫，最后一类为“幕府县道之英”[17]。这样看的话，《入社诗》散佚的叶面又不会太多。结合这些情况，再来看钱易《总序》所谓“百数”，意思大概是“一百零几”吧，此应为《入社诗》完本所收人数。
目录所载的《紫微舍人孙公结社碑阴》已佚。然最早对《莲社集》进行研究的日本学者佐藤成顺已经指出，《〔咸淳〕临安志》录有此文，作者孙何，撰著于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18]。这个观点为国内不少学者认可。按，《〔咸淳〕临安志》卷七九“大昭庆寺”条附载“孙运使何撰《白莲社记》”云：“咸平四年，常公远自浙水，来乎姑苏，旅寓半年，以碑阴为请，且就他山之石，将刊不朽之名。”又载“相国河内向公在密地日”等十七位入社者官爵、姓氏，恰与宋白《碑铭（并序）》“凡入社之众，请勒名石阴”呼应。另，钱易《总序》云：“故起居舍人、知制诰孙公，为《结社碑阴序》。”这些职衔，恰与孙何履历相合。《宋史》载孙何咸平中，曾“徙两浙转运使，加起居舍人。景德初，代还，判太常礼院。俄与晁迥、陈尧咨并命知制诰，赐金紫，掌三班院”，未几“卒，年四十四”[19]。可见，孙何《白莲社记》确为《莲社集》已经散佚的《紫微舍人孙公结社碑阴》，“题作《白莲社记》，这未必是孙氏文本名，或亦后人随意题之”[20]。
不过，将孙何《记》自述的常公“以碑阴为请”之咸平四年，定为其文之作年，不确。按，孙何《记》载录了二十位社员的职衔[21]，这些职衔应为截至其撰文时，诸人最新、最高者，核诸各人履职，知始任时间最晚者为“峡路运使、史馆丁刑部”之“刑部”。结合《入社诗》所署职衔稽考，知其人为丁谓。丁谓迁“刑部员外郎”，在咸平五年（1002）正月甲辰。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记载，此时“夔州路转运使、工部员外郎、直史馆丁谓加刑部员外郎，赐白金三百两，以其绥抚有方，蛮人安堵故也”[22]。又孙何《记》所载诸人职衔，最早得到迁转者为“密谏颍川陈公”之“密谏”。“密谏”为枢密直学士与谏议大夫之连称[23]。结合《入社诗》所署职衔考据，知其人为陈尧叟。尧叟咸平四年三月，拜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次年十一月，进给事中（详见下文）。据此，孙何《记》应作于咸平五年正月至十一月间。另外，省常二十五岁即被朝廷赐予紫方袍，其人及莲社在士大夫中声誉甚隆，孙何虽为状元，但受邀撰文，应该也不会久拖，故孙何《记》（即碑阴）当撰于咸平五年（1002）上半年。时何任起居舍人、两浙转运使，因此目录称其为“紫微舍人”。吴树虚《大昭庆律寺志》言及莲社事，曾云：“当时省常著《西湖净社录》，悉载其事，今已失传。文之可考者，仅有孙何《白莲社记》。”[24]该书亦小字附录孙何《记》，末署“天禧元年（1017）丁巳八月”，此句《〔咸淳〕临安志》载本无。吴树虚就此按云：“记文作于咸平四年，至天禧改元，孙何没已十余年，此'天禧丁巳’乃立碑之年载，与撰记结社时度不符，后贤于此多不辨也。”[25]则吴氏亦认为孙何《记》曾刻石，且立碑日期为“天禧元年丁巳八月”，未知所据为何，留此备考。
（陈斐《南宋唐诗选本与诗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13年）
二、似旧还新：《入社诗》版式、署衔呈现的张力
就版式、行款而言，《莲社集》的“序文及大多诗歌文字之刊刻，凡遇佛（古佛、毗卢）、法席、宝偈、省常（上人、高人、常师、导师）、昭庆寺（昭庆）、白莲社（社、白莲、莲社）、华严净行品、朝廷（景祚、京师）、君王（圣主）以及三公四辅相关诗社成员等词语，个别作空格抬头，更多的是跳行抬头，以示尊敬。有的从形式上看似未作抬头，然对须表示尊敬之词，特意作了每行字数的调整处理，使其位于行首，实收抬头之效……也有十数家入社诗遇上述敬词不作抬头者”，这说明，“省常刊刻此集，并未求版式行款的齐整划一而刻意对文字作形式上的编排调整。换言之，他是直接根据序文及入社诗的原稿面貌刊刻的”[26]。核诸作者履历，文之署衔与创作时间皆一一对应。《入社诗》中不少作者（特别是官职较高的名公巨卿）的署衔，比该人投诗入社时的职衔要高。这只能是编者在编集时为了抬高声价，根据截至此时作者最新、最高的职衔做了修订。读者如果仅着眼于书籍外在的版式、行款，极其容易错判。
《入社诗》“4兵部侍郎参知政事王旦”诗小注“在凤阁日寄到”、“17朝奉大夫给事中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吕祐之”诗小注“在纶阁日寄诗”、“23起居舍人知制诰赐紫金鱼袋李宗谔”诗小注“南宫日入社诗”、“25刑部员外郎知制诰赐紫金鱼袋丁谓”诗小注“史馆日入社”，已透露了职衔经修改的信息。又孙何《记》载录了十七位社员的入社职衔和这些人在其作文时的最新、最高职衔，如“故副枢广平宋公在翰林日”，将其与《入社诗》所署职衔如“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修国史宋湜”相对照，不但可以确证该人姓名，而且可以探究此人的入社时间及《入社诗》所署职衔是否经过修改、修改时间大致在何时，进而推断编集过程。
整合孙何《记》和《入社诗》小注，凡有十八人入社职衔可知。除“紫微郎弘农梁公在史馆日”[27]待考外，十七位可确定姓名的社员中，《入社诗》所署，仅五人为入社职衔，即“9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修国史宋湜”（孙何《记》“故副枢广平宋公在翰林日”），“8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钱若水”（孙何《记》“贰卿长城钱公在密地日”），“11翰林学士库部郎中知制诰赐紫金鱼袋朱昂”（孙何《记》“工部侍郎致仕沛国朱公在翰林日”），“16净行弟子给事中知杭州军府事张去华”（孙何《记》“夕拜清河张公在余杭日”），“32刑部郎中知杨州赐紫金鱼袋王禹偁”（孙何《记》“故阁老太原王公在扬州日”）；其他十二人的职衔都比投诗入社时要高，核诸各人履历，还可发现，职衔对应的时间有些也互为先后。
（宋刻孤本《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5，
版式保留了原始的平阙格式）
比如，《入社诗》“7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陈尧叟”，与孙何《记》“密谏颍川陈公任省倅日”对应。按，“密谏”为枢密直学士与谏议大夫之连称。“省倅”当即“省判”，宋代三司（包括盐铁、度支、户部）判官的别称[28]。陈尧叟（961-1017），字唐夫，“其先河朔人。高祖翔，为蜀新井令，因家焉，遂为阆州阆中（今属四川）人”[29]。其兄尧佐，自称“颍川生”[30]。尧叟为太宗端拱二年（989）状元。《宋史》卷二八四：“解褐光禄寺丞、直史馆，与省华同日赐绯，迁秘书丞。久之，充三司河南东道判官。时宋、亳、陈、颍民饥，命尧叟及赵况等分振之。”[31]《文献通考》卷二六“国用考四”载，淳化“五年，命直史馆陈尧叟等往宋、亳、陈、颍等州，出粟以贷饥民”[32]。知淳化五年（994），尧叟充三司河南东道判官[33]。再迁工部员外郎、广南西路转运使。代还，加刑部员外郎，充度支判官。咸平二年（999）三月，任广南东、西两路安抚使[34]。又《宋史》卷二一〇：咸平四年三月，“冯拯自枢密直学士、祠部员外郎加右谏议大夫，陈尧叟自主客郎中加右谏议大夫，并同知枢密院事”[35]；卷二八四：“五年，郊祀，进给事中。会王继英为枢密使，以尧叟签署院事，奉秩恩例悉同副使，迁工部侍郎。”[36]《长编》卷五三：咸平五年十一月“壬寅，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37]；卷五七：景德元年八月，“宣徽南院使、知枢密院事王继英为枢密使，同知枢密院事冯拯、陈尧叟并为签书枢密院事”[38]。尧叟咸平四年三月拜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五年十一月进给事中，景德元年八月签书枢密院事，迁工部侍郎。总之，尧叟任“省倅”在淳化五年（994）至咸平二年（999）三月，此即投诗入社时间；任孙何《记》所谓“密谏”，在咸平四年（1001）三月至五年（1002）十一月；任《入社诗》所署“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则在咸平五年（1002）十一月至景德元年（1004）八月，随后即升官。
再如，《入社诗》“3光禄大夫行尚书兵部侍郎参知政事上柱国王化基”，与孙何《记》“尚书琅琊王公在余杭日”对应。按，王化基（944-1010），字永图，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淳化四年（993）五月，以工部侍郎知杭州，还迁礼部[39]。至道三年（997）正月，拜参知政事[40]，后迁兵部[41]。咸平四年（1001）三月，以工部尚书罢知扬州，移知河南府，进礼部尚书[42]。可见，化基知杭州在淳化四年（993）五月至至道三年（997）正月，此即投诗入社时间；任孙何《记》所谓“尚书”，在咸平四年（1001）三月以后；任《入社诗》所署“行尚书兵部侍郎参知政事”约在至道三年（997）正月至咸平四年（1001）三月。
可见，一方面，《入社诗》在版式、行款上尽量保留了诸人投寄时的原貌，这样做，既省事又能显示投诗者对寺方的尊重；另一方面，对有些社员（特别是名公巨卿）的署衔又做了修改。这种修改，显然出于编集的需要。寺方编书，目的是为了弘法宣传，自然要将诸人署衔改为最新、最高的以抬高身价、扩大影响。这是“官本位”社会的普遍心态。别集中尺牍之拟题，交往者的署衔也会在编集时修改为最新、最高者。譬如，欧阳修集中有《与曾舍人四通》，受信人为官终“中书舍人”的曾巩，但其中第一封信，系庆历六年（1046）所作，慰勉落第之曾巩要“蓄德养志，愈期远到”[43]。《入社诗》的情况与此有点类似。至于有些职衔经过修改，对应的时间互为先后，极有可能是多次不同时间编集、修改遗留下来的“漏洞”，这也符合社员不断增多、社员职衔不断迁转的实情。如此看来，《入社诗》可能曾经存在过多个不同时间编集的人数、职衔、序次不一的版本，现存者只是其中层累编成的一种而已。
（叶嘉莹主编，陈斐执行主编：《民国诗学论著丛刊·
宋诗派别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年）
三、层累递编：《莲社集》的编撰特色
不止《入社诗》，《莲社集》也有层累递编或续编迹象。
《莲社集》中，撰写时间最晚的钱易《总序》为柳体，其他部分皆为颜体；且目录中无钱序，故极有可能“在钱序撰成之前，该书不但已经编成（可将丁谓之序视为编成时间的断限），而且在钱易送交序文之时，雕版亦已毕功，则钱易之序为后来增刻者……如果包括钱序在内的全书文字同时刊刻，似无变换字体之必要……即使没有钱氏撰写序文，该书本已成立，故当初很可能已先事开印，即世上曾有无钱氏序文之印本流传也未可知，因为这种现象在雕印古籍的流传中并不鲜见，只是久淹无闻罢了”[44]。
又《入社诗》所收“5净行弟子给事中参知政事苏易简”诗云：“昔年偃仰在鳌山，已睹华严净行篇。诗去甘居灵运后，序成曾忝照邻前。尘埃奔走虽无暇，香火归依会有缘。忽览群公莲社集，豁然如入四禅天。”按，苏易简（959-996），字太简，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甲科及第。八年，以右拾遗知制诰。三年，充翰林学士。淳化二年，迁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承旨[45]。四年十月，迁给事中、参知政事[46]；至道元年四月，罢为礼部侍郎[47]。出知邓州，移陈州。至道二年卒，赠礼部尚书[48]。“鳌山”，亦称“鳌岭”，喻翰林院。钱惟演《灯夕寄献内翰虢略公》：“祇闻鳌岭神仙客，再拜云边捧寿觞。”[49]《莲社集》卷首有《施华严经净行品序》，题后署“翰林学士承旨中书舍人苏易简述”，末署“淳化二祀季秋二十有四日序”，与苏氏履历相合，即此诗所谓“昔年”在“鳌山”任职时作序事。可见，苏氏入社诗作年的上限是淳化二年（991），下限为其卒年至道二年（996）。又《入社诗》中，署衔称“弟子”或“门子弟”“净行弟子”者凡十一人，当为社员投诗时自称，其中“16净行弟子给事中知杭州军府事张去华”即为张氏投诗入社时的职衔，未经编者修改（详见下文），其他十人职衔亦未发现修改迹象。编者保留“弟子”等称谓，自然是为了彰显佛法的感召力，以利宣传。而与其连带的职衔如果修改的话，明显不符常情。由此推断，《入社诗》中苏易简的署衔“净行弟子给事中参知政事”当为其投诗时自署，未经修改，对应的时间为淳化四年（993）十月至至道元年（995）四月，此即苏氏入社诗的作年。由诗中“忽览群公莲社集”可知，此时他已收到寺方寄来的莲社集。因莲社集主要承担着介绍结社缘起、招徕社员的交际功能，寺方不可能只编一份稿本给某个特定的人，故苏易简所收者应为刻本。又诗云：“诗去甘居灵运后，序成曾忝照邻前。”按，“灵运”指依东林远公翻经的著名诗人谢灵运，美称已入社诸公。“照邻”古典指卢照邻。《新唐书》卷二〇一载：“（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齐名，天下称'王、杨、卢、骆’，号'四杰’。炯尝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议者谓然。”[50]今典当指宋白。淳化元年（990），宋白曾撰《碑铭（并序）》，署衔中亦有“翰林学士承旨”。可见，苏氏所见莲社集，其中收有已入社群公的诗作，卷首依次冠有他的《施经序》和宋白的《碑铭（并序）》。孙何《记》亦云：“故参预苏贰卿序之于前，今承旨宋尚书碑之于后。”孙氏所言“前后”，绝非指撰写时间（恰好相反），应该也指收入集子后编排次序的前后。另外，就内容看，苏易简《施经序》强调了社主省常刺血书经的虔诚、惊人愿力，宋白《碑铭（并序）》则介绍了结社缘起和宗旨等，都是招徕潜在社员的重要宣传品，故在结社伊始就受邀撰成了。这样看，早期成编的莲社集，也应收录二文。
《入社诗》所收“72殿中丞赐绯鱼袋赵稹”诗云：“主社高僧宗慧远，结缘奇士笑陶潜。每思胜地空开卷，几望灵山误卷帘。”能够让其想象昭庆寺结社盛况的书卷，自然是寺方投寄的莲社集。赵稹投诗入社时间难考，任殿中丞的起止时间也难以考索。唯《长编》卷六〇载，景德二年五月，以前知通州、殿中丞判宗正寺事[51]。然《入社诗》成编于景德二三年，至少在此以前，赵稹已收到过寺方寄赠的莲社集。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一：“《西湖莲社集》一卷……《续西湖莲社集》一卷。”[52]《通志》卷七〇：“《西湖莲社集》一卷，《续西湖莲社集》一卷。”[53]今存宋本《莲社集》不分卷，目录甚短，和正文连排，故有着正文首页特征。该页首行题“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按一般书名据正文首页著录的惯例，宋本应著录为《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上述二书著录之“《西湖莲社集》一卷”，应为西湖昭庆寺编系列莲社集中的一种，用的是简称。而“《续西湖莲社集》一卷”的存在，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社集编纂的阶段性和开放性。
《宋史·艺文志》：“僧省常《钱塘西湖净社录》三卷。”[54]按，省常曾刺血书写《华严经·净行品》，并版印千份，投赠士大夫，以结善缘，结社共修，故白莲社又称净行社，简称净社。钱易《总序》题中即称“钱塘西湖昭庆寺结净社集”。《宋史》著录者卷数较多，或为莲社活动后期所编。
（叶嘉莹主编，陈斐执行主编：《名家谈诗词·
词体与声情》，三联·生活书店2021年）
四、纸上雅集：莲社诸集内容探考
智圆《社主碑文》专门记载了省常发起莲社的初衷：
国初以来，荐绅先生宗古为文，大率学退之之为人，以挤排佛氏为意。故我假远公之迹，訹以结社事，往往从我化。而丛碑委颂，称道佛法，以为归向之盟辞，适足以枳棘异涂，墙堑吾教矣。世不我知，或以我为设奇沽誉者，吾非斯人之徒也。
北宋前期，皇帝倡导“三教”并重，佛教得到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士大夫以韩愈为师复兴儒学，发起诗文革新运动，“挤排佛氏”。面对态势越来越强劲的“排佛”思潮，不少释子奋起护法，阐说佛法之可贵，驳斥排佛之荒谬[55]。省常即仿效东林慧远发起莲社，并觑定在士大夫日常生活及交际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艺形式——诗歌，投其所好，以诗为媒，通过寄诗的方式招徕社员。不少士大夫的入社诗都提到了这一点，如裴庄：“白莲社结浙江皋，社主诗来诱我曹……他日会须同问疾，雁飞时且寄风骚。”谢泌：“不比陶潜醉，时时愿寄音。（上士寄佳什兼示净行经。）”康戬：“结缘传宝偈，（刺血写《净行品》结社缘，故有此句。）招士寄清吟。（特贻嘉什见招，故有是句。）”士大夫也纷纷投诗，表达入社意愿，吟诗成了西湖莲社缔盟的重要媒介和莲社活动的重要内容，正如丁谓《诗序》所云，省常“贻诗京师，以招卿大夫……故三公四辅，宥密禁林，西垣之辞人，东观之史官，洎台省素有称望之士，咸寄诗以为结社之盟文。自相国向公而降，凡得若干篇……观其辞，皆若缋画乎绝致，飞动乎高情”。这使西湖莲社带有很强的诗社性质，莲社诗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陆续编纂的。
《文渊阁书目》卷二“月字号第一厨书目·诗词”载：“宋《莲社诗盟》一部四册。”[56]《菉竹堂书目》卷四：“宋《莲社诗盟》四册。”[57]宋代莲社中，诗社性质最强的当数西湖莲社。“莲社诗盟”这个书名，恰切地点明了西湖莲社的特征，与省常语荐绅先生“丛碑委颂……以为归向之盟辞”及丁谓语三公四辅等“咸寄诗以为结社之盟文”呼应，当为西湖莲社所编。
《〔咸淳〕临安志》卷七九“大昭庆寺”条载：“天禧[58]中圆净大师创白莲社，有堂二：曰绿野，曰白莲；轩二：曰碧玉，曰四观。古刻有《白莲堂诗》《莲社诗》《文殊颂》《入社诗》《真悟律师行业记》《菩提寺记》，皆毁于火。”[59]按，“古刻”一般指年代久远的旧刻本或其版片，但也不排除指刻石之碑铭或刻木之牌匾。《莲社诗》《入社诗》数量较多，全部制碑或悬牌的可能不大。
《文殊颂》《真悟律师行业记》《菩提寺记》三种与白莲社无关。为了结社，省常曾用栴檀香木刻了一尊佛像，钱易《总序》、宋白《碑铭》以及钱俨入社诗云为毗卢，智圆《社主碑文》云为无量寿佛，然皆非文殊。又宋白《碑铭》云，省常“雍熙中，梦感神僧示文殊像，由是化四众以造成，拟五台之相好”，《文殊颂》或为此次造像而作。又昭庆寺旧名菩提寺，是江南有名的律寺，以戒坛闻名。《〔咸淳〕临安志》卷七九“大昭庆寺”条载：“乾德五年钱氏建，旧名菩提。太平兴国七年（982）改赐今额。太平兴国三年建戒坛。”[60]而白莲社所倡者，为华严宗与净土宗之融合，故《真悟律师行业记》《菩提寺记》皆与之无关。
《入社诗》即士大夫寄呈的诗体“投名状”，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大规模“同题共咏”诗集。其中因多名公巨卿之作，应是莲社编集的主体和招徕社员的主打宣传品。传本所收绝大多数诗作都表达了入社意愿，也有宋白、朱昂、田锡、姚铉、安德裕等个别人的诗作只是描写昭庆寺优美的环境、赞美省常的高行、想象结社的盛况、抒发禅思幽情而已，如朱昂：“祖意师传得，多年别二林。游方云纳坏，挂锡草堂深。池小通泉脉，庭幽转树阴。湛然空寂境，谁见四禅心。”孙何诗更是一首泛泛的应酬之作：“单舸归朝恨解携，杜衡秋晚更萋萋。高僧不必劳金锡，已送陶潜过虎溪。”以传说中和慧远亲善但又拒入莲社的陶潜自比[61]。这可能与作者对佛教的态度有关。孙何受知于“平居议论，常道浮图之蠹人”的王禹偁，曾被人造谤“著论以无佛”，令“京城巨僧侧目尤甚”[62]。此事当非空穴来风，于此略窥孙氏对佛教态度之一斑。他虽还受邀为莲社撰写碑阴，但在文末声明自己“厕儒家流，领太史氏……依经作传，敢萌左氏之辞；相质披文，但愧陆机之说。与我同志，无多诮焉”，思想立场非常明确。这些不一定信仰佛教的人应约赋诗，可能是碍于情面、聊为应酬罢了。然而，寺方为了宣传，也将其作品编入以壮声势。
白莲堂应是寺方为此次结社所建或命名，大概是莲社活动的主要场所。而《白莲堂诗》，所录估计是赋咏、赞美此堂之胜概的诗作，也可能指在此堂上悬挂的社员中名公巨卿的诗作。张去华入社诗云：“朝客趋隅皆悟道，诗牌盈壁尽名贤。”丁逊诗亦云：“篆名待刊名士记，粉牌多挂达官诗。”这是寺院弘法宣传、提高莲社和寺院地位、招徕社员和信众的重要举措。
《莲社诗》所录，应是士大夫在寺院雅集时闻法随喜赞叹而创作的诗作，或僧、俗社员你来我往的唱和诗。参访过昭庆寺的张去华所写入社诗，这样描写莲社雅集：“秋阁静吟成雅句，夜窗高论达真诠。”随喜过昭庆寺的孙何在《记》中亦云，入社士大夫“间发好辞，演成盛事”，“摘锦布绣乎堂上，合璧连珠于牖间”。足见吟诗为莲社雅集之重要活动。
综合钱易《总序》、宋白《碑铭》、孙何《记》和智圆《社主碑文》的记载，知莲社有八十高僧、一千大众、一百二十三位士大夫社员[63]。由于距离遥远，加上公务缠身，绝大多数投诗入社的士大夫都不能亲临寺院参加活动。对于这些人而言，莲社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他们投诗入社，更多的是在表达一种亲佛姿态，或许诺退休后前来清修，或感慨当下身不由己。《入社诗》中，此类作品甚多，如“2工部尚书参知政事李至”诗云：“闻师结香社，远在浙江湄。何日相寻去，劳生未可期。论诗谁对榻，补纳自纫丝。愿比宗雷辈，禅馀寄所疑。”“76光禄寺丞直史馆知睦州张庶凝”诗亦曰：“高僧诱我欲归真，预结莲华社里人。晓阅毗庐经呪静，夜飞天竺梦魂新。方提政笔酬明主，将扇淳风化俗民。待赞升平功业就，挂冠终作谢公身。”
真正能在寺院参加雅集或者与僧人唱和的，应该都是在杭州为官、居住或路过杭州的士大夫，这些人数量不多。《入社诗》作者署衔中，提及杭州者凡八人：“16净行弟子给事中知杭州军府事张去华”“18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知杭州军府事赐紫金鱼袋薛映”“38屯田郎中通判杭州赐绯鱼袋李韶”“44右司谏通判余杭郡事钱熙”“49净行弟子祠部员外郎通判杭州赐绯鱼袋张覃”“50祠部员外郎通判杭州赐绯鱼袋张肃”“65太常博士通判杭州事张岐”“85杭州节度推官陆旷”，又孙何《记》云王化基曾在杭州为官时入社，上引孙何之入社诗，显然也是在随喜寺院后所作。这些人应是《莲社诗》的可能作者。另外，《大昭庆律寺志》卷五云：“若陈文惠公尧佐，其兄文忠既预社，则当其任两浙运副时，未必自外，且有昭庆寺诗之咏。而王文穆公钦若，于天禧时帅杭州，奏请西湖为放生池，禁民采捕。王文惠公随继其任，撰《放生池碑记》，立石于昭庆寺前石函桥之右。二公皆崇信二氏，量皆入社，预百二十三人之数者。”[64]按，陈尧佐为社员陈尧叟之弟，大中祥符二年（1009）任两浙转运副使[65]，其间作有《游湖上昭庆寺》诗：“湖边山影里，静景与僧分。一榻坐临水，片心闲对云。树寒时落叶，鸥散忽成群。莫问红尘事，林间肯暂闻。”[66]其人应于此时入社，或亦写过入社诗、参加莲社雅集唱和等。天禧时，王钦若、王随官杭时亦有此可能。不过这时已到莲社活动的后期，今存《入社诗》成编较早，未录其作不足为异。
“一千大众”应是普通的老百姓，雅集赋诗的可能不大。至于“八十高僧”，今已无考。《大昭庆律寺志》卷五推测道：“而当时之高僧，若慈云、式净、觉岳、智圆、慧圆、净之弟子虚白，《慈云传》中之齐一，书《放生碑》之思齐，林和靖集中寄赠之希社师、然社师，定皆预社，在八十高僧之数者。”[67]这些人中，智圆有《赠白莲社主圆净大师》诗：“社客尽卿相，草堂云树间。景分庐岳秀，人类远公闲。夜定开明月，秋吟对暮山。唯应谢康乐，时得扣松关。”[68]或入《莲社诗》。另外，社主省常招邀士大夫入社时即曾赋诗相寄，后面亦有往来唱和。经常光顾寺庙的“85杭州节度推官陆旷”入社诗曰：“松枯云老揜禅关，每接卑官亦破颜。庵冷夜疑生雨雹，枕高秋觉剩湖山。非因省语添馀僻，却为偷吟减旧闲。珍重时贤乐香社，唱酬诗句满人间。”足见雅集唱和之作不少，当亦编入《莲社诗》。
孙何《记》亦提到过莲社诗集的编纂：
故参预苏贰卿序之于前，今承旨宋尚书碑之于后……峡路运使、史馆丁刑部，顷岁将命瓯闽，息肩乡里，复又写二林之幽胜，集群彦之歌诗，作为冠篇，鼎峙兰若……何厕儒家流，领太史氏。受承旨尚书之顾，三读为荣；忝武功参预之知，九原未报。丁刑部言扬事举，既接科名；心照神交，实由道契。依经作传，敢萌左氏之辞；相质披文，但愧陆机之说。与我同志，无多诮焉。
按，《入社诗》录有“25刑部员外郎知制诰赐紫金鱼袋丁谓”诗：“会当兰若亲禅客，且向蓬山号史臣。”注云：“史馆日入社。”两厢结合考据，知“丁刑部”指丁谓（966-1037），长洲（今江苏吴县）人。丁谓与孙何关系甚密，早年以古文齐名，同受知于王禹偁，“世谓之'孙丁’。淳化三年，登进士甲科，为大理评事、通判饶州。逾年，直史馆，以太子中允为福建路采访。还，上茶盐利害，遂为转运使，除三司户部判官”[69]。咸平二年八月[70]，“峡路蛮扰边，命往体量。还奏称旨，领峡路转运使，累迁尚书工部员外郎。会分川峡为四路，改夔州路……特迁刑部员外郎”[71]。据此，丁谓是在淳化五年（994）至咸平二年（999）任福建路采访使、转运使期间，路过老家苏州，顺便到了杭州的昭庆寺，编了莲社诗集并为之作序。所谓“鼎峙兰若”，即指丁序与宋白《碑铭》、苏易简《施经序》并列为三，或许同在昭庆寺立碑或悬牌。《记》末，孙何言及自己作文事，又专门提了一遍三人文，仿佛是说自己是因为三人文的原因，才照猫画虎写了这篇文章。然《莲社集》所存丁谓《诗序》署“景德三年”（1006）；细味文意，其言士大夫赋诗，也和钱易《总序》一样，主要指他们“往心东南，如将傲富贵，趣遗逸，朝夕思慕”的入社诗，全文未提先前编集作序事，仅云曾投过入社诗：“既作诗以贻之，又命予为序，意若十八人中，使遗民著述为多。”据此推断，丁谓先前所编或为士大夫吟咏寺院风景（“写二林之幽胜”）、抒发修行感受的《白莲堂诗》或《莲社诗》，与后面所序的《入社诗》不同，因此为后者作的序没有提及。
又《入社诗》所收“净行弟子给事中知杭州军府事张去华”诗云：
闻说东南多胜概，余杭胜概最为先。就中湖上昭庆寺，别是人间睹史天。僧有省常方结社，时多开士少差肩。梦中双管辞华异，握内明珠戒行圆。朝客趋隅皆悟道，诗牌盈壁尽名贤。从师励志通三学，洁行修心去十缠。秋阁静吟成雅句，夜窗高论达真诠。盘中旋摘经霜橘，池内惟开似雪莲。野鸟散来闻磬韵，白云飞尽见茶烟。看经每坐松间石，洗钵常临竹下泉。讲处异花飘席上，斋时饥狖集阶前。经声远出岚光外，霞片高飞塔影边。岩溜夜闻清梦寐，岭梅寒谢浸漪涟。非时雷电生阴谷，欲雨虹蜺饮暮川。草疏砚中涵岳影，捣衣石畔贴苔钱。身披坏纳聊终岁，手植青松不记年。相识公卿皆入社，旋吟章句已成编。伊余自愧非名士，到此尤欣睹胜缘。因悟有为能几许，岂于浮世苦忙然。日高退食暂援笔，聊续群公净行篇。
张去华即孙何《记》所谓“夕拜清河张公”，入社“在余杭日”，可见《入社诗》署衔未经修改。按，张去华（938-1006），为“相国向公”敏中之岳父。《〔乾道〕临安志》卷三载：“至道三年六月丙午，以给事中新知益州张去华知杭州。咸平二年四月戊寅徙知苏州。”[72]细味“到此尤欣睹胜缘”，知诗作于其知杭州不久，也即至道三年（997）下半年。从“诗牌盈壁尽名贤”等可以看出，这时他已随喜过寺院，故描写僧俗雅集的场面和寺院清幽的环境颇为真切、详细。又诗云“相识公卿皆入社，旋吟章句已成编”，说明他这时也看到了汇编成集的莲社诗集，只是据诗难以推断其所见者究竟是何种类型的诗集。
（叶嘉莹主编，陈斐执行主编：《诗词名家讲》，
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
余论、流动的刻本：刻本时代文本整理与研究的启示
总之，西湖莲社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基于弘法宣传、招徕或联络社员目的，编纂过《西湖莲社集》《续西湖莲社集》《钱塘西湖净社录》《莲社诗盟》《白莲堂诗》《莲社诗》《入社诗》等一系列的社集。这些社集呈现出层累递编或续编迹象，符合随着时间的推移，莲社社员不断壮大、诗作不断累积的状况。大概寺方是在社员作品积累到一定规模后编集，过了若干年，收到的新作又积累到一定规模，或许又碰上莲社成立庆典或佛教重大节日，觉得有必要修订了，于是又重新编集。由于社集交际功能比较狭窄且需要频繁更新，所以它们应是由寺方或其浼人编纂并版刻的，社员丁谓参与了莲社诗集的编纂并为之作序。
令人叹惋的是，因为一场大火，寺院及社集版片化为乌有。《〔咸淳〕临安志》卷七九“大昭庆寺”条云，这些“古刻”社集“皆毁于火”，紧接着又记该寺存废云：“南渡初，以其地为策选锋军教场，惟存戒坛数间而已。自嘉定至宝庆初，渐复旧观。”[73]又许景衡（1072-1128）《乙巳五月十八日沈元鼎招饭昭庆登白莲望湖楼泛舟过灵芝少憩孤山下七绝句》之一云：“莲社群公迹已陈，壁间诗句尚清新。湖山俯仰成今古，更好留题遗后人。”[74]“乙巳”为宣和七年（1125），许氏诗作于该年五月十八日，这天他受邀到昭庆寺吃饭，登临过白莲楼（应即白莲堂），还在寺院墙壁上看到过莲社诸公的诗句（应即寺方悬挂的“诗牌”），说明昭庆寺此时还没有遭灾。又《〔咸淳〕临安志》云“南渡初……惟存戒坛数间而已”。综合来看，寺应毁于南北宋之交。因为版片付梓百年左右就亡毁了，故这些社集流传不广，宋以后罕见传本及谈艺家提及，近年才有《莲社集》从韩国流归国内。
西湖莲社社集的层累递编或续编迹象，提醒我们要充分认识刻本时代文本生成的流动性。付梓之前，作者修订、读者传抄、编者编集、刻工上版……都可能会对文本进行改写。付梓之后，文本看似以刻本形态凝定下来了，其实仍然在流动，作者、编者出于内容完善的考虑，读者带着“前理解”的阅读，后人基于“立言为公”观念的续添[75]，刻工修版……依然可能会对文本进行改写。上述种种不同主体、不同层次的改写，都可能没有任何标识地反映在刻本中，有时甚至是层累式地反映。
职是之故，我们对刻本时代文本的整理与研究，依然要重视其生成、流传的流动性，意识到我们看到的某一形态的文本，可能只是处于不断流动、变化的文本链条中的一员，要有与链条中其他文本（包括通常文献学上所说的同一版本）比勘异同并探究成因的思维，否则，可能会遗漏掉文本的很多重要信息及其蕴含的丰富文学史意义。日本学者东英寿对欧阳修九十六封新书简的发现，就是很好的例子。东英寿所依据的欧集天理本，估计也有研究者看过，不过都没有细勘。诚如东英寿所说：
日本所传天理本之版式，与前述周必大原刻本完全不同、与国图本略有差异。书简部分各卷所刻最后一篇作品之后，空数行刻入“书简卷第〇”于卷末（至此结束，或附校勘记，则为周必大原刻本形态），但天理本十卷书简中有六卷在这“书简第〇”之后，又刻入了前述国图本所递补的书简文，有八卷在没有任何标识的情况下（国图本以及天理本，有些地方注明了“续添”或“又续添”字样），继续又对作品以及校勘文做了递补。因此，如果不将国图本与天理本做一个详细的比对的话，我们根本无从知道这一部分乃是天理系统本刊刻之时所递补的佚文。[76]
（东英寿考校，洪本健笺注：《新见欧阳修九十六篇书简
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另外，文本生成的流动性，还可能蕴含着丰富的文学史意义。于此，我们可以接过程千帆先生文艺学和文献学相结合的“两点论”之话头[77]，提倡一种“用文献学的方法发现并论证文艺学问题”的研究理路。比如，沙先一在校勘周济词时发现，周济不同年龄阶段所编的词集，文字存在差异。他结合词谱探究这些差异究竟有无规律，结果发现，周济主要是对原先词作的失律之处做了修订，修订后的文字更合词律。以此为突破口，沙先一勾勒、论证了周济词学观“从早年不谈词律、词作失律到晚年重视词律、修订失律之作”的明显转变过程，大大推进了对周济及常州词派的研究[78]。
（程千帆先生）
本文所论《莲社集》，皆据金程宇兄惠赐的宋刻复印件，谨此致谢！
[1]仅有祝尚书《宋初西湖白莲社考论》一文据结社碑铭等残佚文献对少数社员等做过初步稽考，然其撰文时，尚不知有社集传世（《文献》1995年第3期，第83-93页）。
[2]金程宇：《韩国所藏〈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及其文献价值》，《稀见唐宋文献丛考》，中华书局，2009年，第129-153页。
[3]金程宇：《韩国所藏〈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及其文献价值》，《稀见唐宋文献丛考》，第129页。
[4]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二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34、548页。
[5]李致忠：《杭州西湖昭庆寺净行社集的版本》，《版本目录学研究》第7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62-363页。
[6]参见亚利桑那大学碳14检测报告中译本，转引自方广锠：《略谈“卓德本”〈钱塘西湖昭庆寺结净社集〉——高丽义天印刷携去本？》，《版本目录学研究》第7辑，第373页。
[7]易晓辉：《韩国藏〈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书页残片样本显微分析》，《版本目录学研究》第7辑，第428页。
[8]沈乃文：《北宋刻本〈结净社集〉与版本鉴定》，《版本目录学研究》第7辑，第399页。
[9]方广锠：《略谈“卓德本”〈钱塘西湖昭庆寺结净社集〉——高丽义天印刷携去本？》，第377-378页。
[10]沈乃文：《北宋刻本〈结净社集〉与版本鉴定》，第399页。
[11]辛德勇指出，此本“个别版面的字迹虽稍有缺失，但这并不是因刷印较晚版片磨泐过甚所致。观其墨色鲜明，笔锋爽利，自是初刷未久的印本。造成这些字迹缺失的原因，应是版材处理欠佳，刷印未几，片即有坏损。这种情况，在古代各个时期的刻本中都是很常见的。”（辛德勇：《北宋刻本〈钱唐西湖昭庆寺结净社集〉的发现及其在版刻史研究中的价值》，《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3期，第37页）
[12]沈乃文：《北宋刻本〈结净社集〉与版本鉴定》，第398页。
[13]参见刘曰旸原修，陈荐夫等初纂；王继祀续修，丁朝立等续纂：《〔万历〕古田县志》卷六，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刻本；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2册“李堪”小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8年，第1132页。
[14]智圆：《故钱唐白莲社主碑文（有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5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96页。本文所引智圆《故钱唐白莲社主碑文（有序）》皆据此本，不再一一出注。
[15]如金程宇：《韩国所藏〈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及其文献价值》，《稀见唐宋文献丛考》，第133页注1。
[16]此系该人在《入社诗》中的排序，下同。
[17]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九，台湾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767-768页。本文所引孙何《记》，皆据此本，不再一一出注。
[18]佐藤成顺：《省常の净行社について——北宋公卿の仏教への関心——》，《大正大学大学院研究论集》第二十一號，1997年，第31页。
[19]脱脱等：《宋史》卷三〇六，中华书局，1985年，第10100页。
[20]辛德勇：《北宋刻本〈钱唐西湖昭庆寺结净社集〉的发现及其在版刻史研究中的价值》，第43页。
[21]孙何《记》仅载录诸人郡望（或籍贯）、姓氏和职衔，未载其名。对于这些人究竟为谁，先是清人吴树虚有所考据（吴树虚：《大昭庆律寺志》卷五，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1辑第16册，台湾明文书局，1980年，第171-192页），后祝尚书《宋初西湖白莲社考论》亦有考据，然祝文未提吴志。《莲社集》发现后，金程宇《韩国所藏〈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及其文献价值》对祝文又有补正（金程宇：《稀见唐宋文献丛考》，第129-136页）。本文择是而从。
[2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中华书局，2004年，第1108页。
[23]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第139页。
[24]吴树虚：《大昭庆律寺志》卷五，第171-192页。
[25]吴树虚：《大昭庆律寺志》卷五，第192-198页。
[26]陈先行：《〈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版本之我见——兼谈宋版鉴定研究》，《版本目录学研究》第7辑，第367-368页。
[27]吴树虚考为“右补阙史馆修撰弘农梁周翰”，祝尚书考为梁湛。然《入社诗》无梁周翰和梁湛诗，姓梁者仅梁颢、梁鼎、梁昭琏三人。
[28]龚延明：《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511页。
[29]脱脱等：《宋史》卷二八四，第9581页。
[30]曾巩撰，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卷五，中华书局，2012年，第178页。
[31]脱脱等：《宋史》卷二八四，第9584页。
[32]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六，中华书局，2011年，第767页。
[33]《长编》载，至道元年（995）正月，“度支判官陈尧叟、梁鼎上言”（李焘：《长编》卷三七，第806页）。此“度支判官”当为“三司河南东道判官”之误。
[34]李焘：《长编》卷四七，第1012页。
[35]脱脱等：《宋史》卷二一〇，第5436页。《长编》云此时二人“并为给事中”（李焘：《长编》卷四八，第1054页），误。
[36]脱脱等：《宋史》卷二八四，第9586页。
[37]李焘：《长编》卷五三，第1162页。
[38]李焘：《长编》卷五七，第1252页。
[39]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三，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
[40]李焘：《长编》卷四一，第860页。
[41]《长编》载，咸平四年三月辛卯，“兵部侍郎、参知政事王化基罢为工部尚书”（李焘：《长编》卷四八，第1054页）。知王化基曾迁兵部侍郎，只是始任时间难考。
[42]脱脱等：《宋史》卷二六六，第9186页。
[43]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五〇，中华书局，2001年，第2468页。
[44]陈先行：《〈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版本之我见——兼谈宋版鉴定研究》，第366-367页。
[45]脱脱等：《宋史》卷二六六，第9171-9172页。
[46]李焘：《长编》卷三四，第755页。
[47]李焘：《长编》卷三七，第811页。
[48]脱脱等：《宋史》卷二六六，第9172-9173页。
[49]《全宋诗》第2册，第1064页。
[50]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〇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5741页。
[51]李焘：《长编》卷六〇，第1342页。
[52]叶德辉考证：《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一，《丛书集成续编》第67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693页。
[53]郑樵：《通志》卷七〇，中华书局，1995年，第1784页。
[54]脱脱等：《宋史》卷二〇五，第5187页。
[55]陈斐：《契嵩的“非韩”与宋代的儒释互动》，贾磊磊、杨朝明主编：《第五届世界儒学大会学术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第113-122页。
[56]杨士奇编：《文渊阁书目》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7]叶盛编：《菉竹堂书目》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78页。
[58]实际上，西湖莲社成立于淳化元年，此处或因社主省常卒于天禧年间而误。
[59]《〔咸淳〕临安志》卷七九，第767页。
[60]《〔咸淳〕临安志》卷七九，第767页。
[61]鲍赫：《慧远招陶潜入“莲社”事略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7年第3期，第99-102页。
[62]王禹偁：《答郑褒书》，《全宋文》第7册，第393页。
[63]西湖莲社追慕东林莲社的迹象很浓，“一百二十三人”恰是传说中东林莲社的社员人数。孙何《记》特意勒名的社员凡十七人，加上省常恰好十八人，亦是在追效东林“十八贤”。
[64]吴树虚：《大昭庆律寺志》卷五，第190-191页。
[65]胡鹏：《陈尧佐年谱》，《蜀学》第16辑，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24页。
[66]陈尧佐：《游湖上昭庆寺》，《全宋诗》第2册，第1089页。
[67]吴树虚：《大昭庆律寺志》卷五，第191页。
[68]《全宋诗》第3册，第1530页。
[69]脱脱等：《宋史》卷二八三，第9566页。
[70]李焘：《长编》卷四五，第962页。
[71]脱脱等：《宋史》卷二八三，第9566页。
[72]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三，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
[73]《〔咸淳〕临安志》卷七九，第767页。
[74]《全宋诗》第23册，第15581页。
[75]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00页）基于这种“立言为公”观念，古人对他人著作进行不加标识的续添、修订，是比较常见的现象。比如，题名南宋吴沆撰的《环溪诗话》，三卷本最后一条论及吴沆卒后的诗人、诗作，应为其后人续补（参见陈斐：《〈环溪诗话〉的版本、成书及诗学价值》，蒋寅、张伯伟主编《中国诗学》第15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再如题名明代黄佐撰的《南廱志》，四库馆臣即发现“书成于嘉靖二十二年而中有万历中事。盖后人随时续添者也”（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89页）。
[76]东英寿：《欧阳修书简九十六篇之发现》，东英寿考校，洪本健笺注：《新见欧阳修九十六篇书简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7-18页。
[77]参见程千帆：《两点论——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漫谈》，《程千帆全集》第15卷《桑榆忆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76-183页。
[78]参见曹明升、沙先一：《周济词律观的转变及其词学史意义》，《文艺研究》2019年第2期，第37-45页。
注：本文原刊《文献》2021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6期转载。此为作者最新修订版。感谢陈斐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