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6《中亚塔吉克史》第六章（2021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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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延续，
个人翻译编纂的中文版，
《塔吉克斯坦近代史》上卷，
将定于2021年6月1日开始在线连载，
将采用付费阅读的模式连载，
目的是为了可以能将该书出版，
未来该书全本将在塔吉克斯坦出版。
《中亚塔吉克史》文本版，将会持续每周免费更新！
2021年5月1日，（杜尚别，夏冉整理校对）按照之前的计划，在五一劳动节开始第一更，每周更新一个章节，预计19周全部更新完。对于19章之后的内容，翻译工作也在持续之中。
关于全书的目录，请参阅V.0。对于我修订的部分，则使用红色字体在括号中标注。
V.2《中亚塔吉克史》第二章（20210509）
V.3《中亚塔吉克史》第三章（20210516）
第六章
大贵霜王国
(公元前二世纪一公元三世纪）：
吐火罗部落的兴起
在马其顿人入侵以后，参加马萨该达部落联盟的诸部落，在同花剌子模国和塞人保持联系的情况下，一部分向西推进，一部分前往里海东北，而其主要部分则向东方推进，直抵蒙古边境。公元前三世纪下半叶，他们在这里与匈奴为邻。因此，居住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北面的马萨该达游牧部落，便成为希腊-马其顿外国侵略者的可怕敌人。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当公元前206年欧提德姆同安提柯三世进行和平谈判时，作为和解对双方有利的主要理由，他提出了“北方蛮人”对于整个希腊世界的威胁，而巴克特里亚则应充当抵抗“北方蛮人”的屏障。当时欧提德姆还曾试图唆使匈奴反对马萨该达人，从而使马萨该达人遭 受打击。
匈奴单于（领袖）冒顿（公元前206 — I74年），早先曾在马萨该达人处作人质，从拘禁中逃回后，按照马萨该达的方式领导匈奴军队进行改组，然后展开匈奴反对马萨该达人的军事行动。
公元前165年，匈奴与马萨该达人的斗争达到了非常尖锐的地步，当时匈奴老上单于把马萨该达人从他们占领的敦煌与天山之间的地区，驱逐至西面的天山以外地区。古代中国编年史叙述了这些事件，其中并说到老上单于用被杀的马萨该达王的头骨作为大酒杯。
在匈奴逼攻之下，西方的游牧民族，其中包括乌孙和大月氏，开始转移。如果考虑到“月氏”的中国古音读作“格维季”或“瓜季”，那么我们就可以很明确地认为，中国人所说的大月氏，就是希腊人称为马萨该达（即大格蒂）的那些部落。中国人还把这些部落称为“托哈尔”，按中国发音读作“吐火罗”。
据古典史家记载，吐火罗就是推翻希腊-马其顿在巴克特里亚统治的那个民族。根据最新的考古发掘材料（公元1946年在库凡河流域）推测，吐火罗人曾经分布在锡尔河北段，同花剌子模邻近。
这样，下面的情形便清楚了，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好久以来为争取独立，反对希腊-马其顿侵略者而斗争的马萨该达诸部落 (吐火罗部落在其中起领导作用），依靠花剌子模、粟特和巴克特里亚的定居居民，给予外国掠夺者以毁灭性的打击。
吐火罗人主要定居于巴克特里亚，即阿姆河上游，并在现今塔吉克斯坦领土之上组成产生国家和中心的基础。从此以后，巴克特里亚开始被称作吐火罗斯坦。其国家又名为库什人或贵霜人的王国。
显然，“吐火罗”这一名称具有民族方面的意义；而“贵霜”一名却具有国家和王朝的性质，可以认为这是吐火罗部落中当权氏族的名称。
同吐火罗人一起迁至粟特和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塞人，以后又越过兴都库什山，在喀布尔河谷和赫尔曼德河流域建立了几个半游坆的国家。直到如今，这一地区仍按照他们的名字称为锡斯坦或谢伊斯坦（塞卡斯坦）。
在随后许多世纪中，向南迁徙的诸游牧部落，在中亚各民族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以后他们逐渐定居下来，并与民族成分相近的定居居民混合在一起。
大贵霜王国政治史
在我们所描述的时代中，定居于巴克特里亚和粟特的马萨该达、吐火罗和塞人等游牧部落，同当地定居居民混合的过程，持续进行。
据中国史料指出，在巴克特里亚的月氏人分为五个公爵的小朝廷，即休密、双靡、贵霜、胯顿和都密。经百余年后，这些公爵小朝廷之一的首领，即贵霜氏族的丘就却【14】征服其他四个翕侯【15】，宣布自己为贵霜王国的统治者，当时的首都大概是巴克特拉。他同安息（帕提亚）交战，又侵占濮达（估计为帕罗帕米萨德）和厲宾（喀布尔地区)。丘就却之子, “复灭天竺 (印度），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中国）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
中国史书记载的贵霜诸王之名，其音译有误。现在依据在印度与中亚发现的贵箱王朝诸王的钱币，可以査明贵霜诸王的名字。
这些国王中的第一个，名叫库德祖拉·卡德菲斯。他大概在公元一世纪初叶执政，前后约十至十五年。在他统治期间，出现了月氏-吐火罗各氏族的统一。库德祖拉·卡德菲斯同阿萨息斯王朝（安息——译注）的统治者以及居住在兴都库什山南的塞人作战，并征服喀布尔河流域及克什米尔。他把贵霜王国的领土扩大为从粟特到印度河上游，从帕米尔到帕提亚。
他的继承者维马·卡徳菲斯 (维马可能为基马，或称卡德菲斯二世），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前半叶为王，继续征服了许多新的地区。维马·卡德菲斯力求征服印度河流域和旁遮普等地。他粉碎了这些地区希腊-马其顿诸小邦之王的军队以后，把本国的南界扩大至别纳列斯。在这以后，贵霜王国开始称为大贵霜王国。
这一世系中的第三个国王是迦腻色迦（公元78—123年）。贵霜王国在他统治吋期获得高度繁荣。迦腻色迦靠牺牲印度的利益而扩大贵霜王国的疆域。迦腻色迦在同中国的长期斗争中屡遭失败，但最后终于将喀什噶尔、叶尔羌与和田并入霜王国。
贵霜王国同罗马、帕提亚和中国，当时并列为四大强国。从公元一世纪中叶直到二世纪末，花剌子模也被纳入大贵霜王国之内，至三世纪才恢复独立的主权。
关于迦腻色迦时代以后的大贵霜王国历史，没有一点充分的史料可予以说明。仅有的记载为：从迦腻色迦的继承人库维色迦王时起，这个国家便开始衰落。其版图逐渐缩小，贵霜王朝统治的地区仅剩下中亚、喀布尔河谷、克什米尔和摩陀罗（在印 度）。
稍后，在公元二世纪下半叶之初，瓦苏杰瓦王统治贵霜王国大概就在这一时期，月氏-吐火罗诸部落，特别是他们的统治阶层，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同当地居民混合。
公元三世纪时，贵霜王国的瓦解过程继续进行。印度斯坦贵霜诸王的政权，仅在喀布尔尚能保持。喀布尔的贵霜诸王，同位于粟特的贵霜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大概已经完全中断。在粟特的贵霜王国，以贵霜尼亚城（位于今卡塔库尔干地区）为中心。
贵霜王国以后的命运，一方面与伊朗萨桑王国的兴起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涌向中亚东部边境的新的游坆部落激流密切相关。
大贵霜王国的社会经济关系
我们虽然缺乏证据确凿的资料，但还是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在塔吉克民族祖先的历史上，贵霜时代的特征是奴隶占有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奴隶数量的增加，手工业奴隶的存在，农村公社自由农民对于经常拥有巨大经济力量的地方贵族与军事长官的依附关系同时增强。各地政权掌握在力量已经壮大起来的当地贵族手中，他们只是在表面上听命于吐火罗最高政权。www.tojiko.cn
在花剌子模，一批为数不多但是势力强大的占有土地和奴隶的贵族，依靠国家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地位急剧上升，这一点从居民点的型式上可以得到说明。作为这一时期特征的，已经不再是设防的半独立的城市，而是由中央政府建立的驻有常备卫戍部队的城堡。
这时出现了正规军，以代替部落义勇队那样的人民武裝。这些正规军守卫绿洲的边境，防御游牧民侵袭。
农村居民点是不设防的农民大庄园的总和。每一庄园都由围着不高的砖墙的大院子构成，看来其中包括果园和菜园。
一座住屋只能容纳一个由氏族公社分化出来的单独的家长制家庭。用于防卫居民点的堡垒和了望塔，分别矗立着。
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的托普拉克卡拉遗址，提供了对于贵霜时代晚期城市的直观认识。这城市呈大长方形，围绕着生砖砌的城墙，城上有射击孔和望楼。一条狭窄的街道从城市中间穿过，街道两旁排列着设有几十个房间的大房屋。这里居住着自由民的家庭及其奴隶。城中的主要建筑物是宏伟的三塔楼王宫，它显得有些与众不同。这座王宫原是花剌子模一个王朝的府邸。该王朝的王室起源于传说中的西约武什（因此称为西约武什王朝）。王宫以其彩画和巨大雕塑的富丽堂皇令人惊叹，可惜保留下来的只是一些残片。市场座落在离王宫不远的地方。
可以认为，这些根据花剌子模资料已经研究清楚的城市和农村居民点的平面配置，是贵霜王国所特有的。
在粟特，塔利巴尔祖(第四层，包括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二世纪）的考古发掘，也显示出古老的方阵式氏族居住地已不复存在，在堡垒内部，建筑物的配置并无固定体系。水利灌溉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同对外贸易的发展一样，在中亚内部，农业绿洲及其城市同游牧民之间的贸易与商品交换，也获得了很大发展。游牧民们 (塞人和马萨该达人）把肉、毛和皮革运往城市，同时换得他们必需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这再一次证实了马克思关于游牧民在交换发展史中所起作用的下述原理：“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 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 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
中亚同中国及其他国家之间的
商业与文化联系
在大贵霜王国的繁荣时期，这个王国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商业与政治联系也扩大起来。中国同中亚之间商队道路的开辟，促进了这些联系。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国旅行家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受汉武帝派遣，前往中亚与月氏-吐火罗人谈判订立军事同盟，以反对其根据地在今蒙古境内的匈奴。张骞虽然没有能同月氏订立军事同盟（这是他旅行的主要目的），但是却建立了中国同中亚及伊朗之间的经常商业联系。张骞回中国（公元前126年) 以后，汉武帝每年都派出使节前往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马，特别引起中国皇帝的注意，甚至在游牧民那里也没有见过这样好的马。中国人称费尔干纳的马为“天马”，认为它来自天上。把这一品神的良马运入中国的第一个人是张骞 ，这位富于进取心的旅行家，不仅随身运走了“天马”,并且还带去了养马的饲料。公元前126年，他把苜蓿的种子运到中国。武帝命令在皇宫近旁的土地上播种苜蓿。从此以后，苜蓿的种植，遍布整个北中国。与苜蓿的情况相似，中国的使节们也把葡萄藤从费尔干纳运往中国。
张骞在费尔干纳、粟特和巴克特里亚旅行期间，熟悉了这些地区，由于他的出使，中国人才得到了有关中亚文化的许多知识。据推测，除了苜蓿与葡萄的种植和制酒以外，中国人还从中亚居民那里学会了栽培棉花。植棉，大概是在中亚独立发展起来的，或者是从印度传来的。同样，中国人也促进了中亚养蚕业和兵器业的发展。
大概就在这时，中国人同中亚北部，即同康居国(中国人这样称呼那时的花剌子模国）建立了联系。当时这个国家东与仍旧独立的费尔干纳接壤，南和帕提亚、巴克特里亚毗邻，西面包括花剌子模和布哈拉绿洲。粟特的一部分也被纳入它的版图之内。张骞报道说：康居“在风俗习惯方面完全与月氏人相同；有军队达九万人”，可是月氏有军队十万到二十万人，因此，张骞解释说：“康居由于力量弱小，在南面承认月氏对自己的统治权，在东面承认匈奴对自己的统治权。”
据旅行家张骞报道，在属于公元前122年的中国编年史记载中，还提到了条支王国。由于中国史书对外国名词的音译往往和原词本来的读音不同，因此现在很难确定这个国家的位置。但无论如何，总可以推测这里所说的是前面提到过的起源于东伊朗的农业民族之一。上一世纪（指十九世纪一译者）俄罗斯东方学权威之一恩·弗·哈内科夫（公元1822 —1878年）。在研究这些资料以及其他中国史书的材料时断言：无疑，这里指的是“塔吉克人”的民族名称。
如上所述，费尔干纳盆地的财富引起了中国皇帝的注意。据中国历史家记载，公元前二世纪时费尔干纳“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 。当然，这些并不是现代意义的城市，但是这一条记载毕竟说明当时费尔干纳是辽阔而又富庶的国家，它的农业和畜牧业，特别是养马业很发达。这里不仅产小麦，并且产稻米。
公元前104—101年间，中国皇帝的军队开往中亚，侵入费尔干纳。在反对异族征服者的严峻斗争中经受考验的费尔干纳盆地居民，给予中国皇帝的军队以歼灭性的打击。另一支六万人的远征军又前往费尔干纳，并占领了费尔干纳盆地。但是，这支军队连一座堡垒也未能攻克：它被迫撤围，在掠夺了数十匹“天马” 以后返回中国。
迫使中国军队从费尔干纳退却的原因之一是康居（花剌子模）的援助，特别是在公元前101年。
公元前一世纪末，中国人试图寻求当时实力上升到较高阶段的花剌子模作为自己反对匈奴的同盟者。中国都护郭舜在其报告中写道：“……而康居骄黠，讫不肯拜使者。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
作为强国的匈奴解体以后，花剌子模（康居）国家的实力进一步上升，其统治和影响扩大到阿兰国 (位于咸海北岸一带至亚速海东岸一带），甚至更远达住在乌拉尔一带森林中的严国(部落）。
这里必须指出，在中亚诸民族和中国民族之间，从公元前二世纪起，即已建立了文化和经济联系，这种联系在许多世纪期间进一步发展，对于这些民族都很有好处。自从中国与中亚间的商路开辟之时起，贸易关系即非常顺利地发展起来：中亚的商人把玻璃制品、宝石、装饰品及其他货物运往中国，同时由中国将丝绸、漆、皮革、铁、金、银和镍输入中亚。
细致的各种颜色的玻璃制品和精制玻璃器皿，从罗马帝国运往中亚。
公元99年贵霜王国的使臣完成了前往罗马的旅行。
中亚同前亚之间和同印度之间的贸易，经由穿过巴克特里亚的道路发展起来。印度的货物运到阿姆河沿岸一带，然后运往里海沿岸一带，再从那里运往黑海沿岸一带。从印度运来调味香料、芬芳香料、棉织物、精致的毛织品以及其他货物，换取中亚的玻璃制品及其他货物。根据甚至在沿卡马河一带也发现了贵霜钱币的事实，我们可以判断大贵霜王国的商业联系达到了十分遥远的地方。
粟特人在七河流域、东突厥斯坦，乃至中国本部，建立了自己的侨民区。这些侨民区同中亚诸城保持密切的联系。这说明，大贵霜王朝时代的中亚商业，同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时代 —样，主要掌握在粟特人手中。
粟特语当时在中亚及东亚作为国际语言使用。在罗布泊与敦煌之间商路上的烽火台遗址中，发现了许多文书，其中一部分商业书信就是用粟特文写的。在中国本部也发现过粟特文的手写件。
贵霜时代的文化
希腊-巴克特里亚时代建立的城市，在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三世纪期间，获得了最大发展。以本地成分占优势为特征的艺术繁荣，也属于这个时期。
在从阿姆河上游经喀布尔河谷到北印度的广阔领域中，发现贵霜时代留下的大量建筑与雕塑遗迹。这些遗迹，按所在地区的名称称为犍陀罗艺术。这一地区位于从白沙瓦往南的印度河流域，大部分上述遗迹，在这里发现。
姆·姆·季亚科诺夫教授在吉萨尔古代墓地中，发现属于贵霜时代的墓葬（被称为IIIB型），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一些用生砖奠基和砌造的土墓，有时是生砖砌成的地下墓室。在死者头前放着在阴间进餐用的器皿，全部制作精良的器皿，都是使用陶轮制造的，大部分器皿的形状，象是结构非常匀称的髙脚杯。这些墓的特点是完全没有武器。有时，在尸体的嘴中或者心上，放着钱币。这些钱在压铸的花纹方面，和欧克拉提斯王的钱币相似，应属于公元前一世纪（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崩溃以后和贵霜王期统治确立以前的时期）。
在妇女的坟墓中发现了装饰品，其中有金耳环、镶宝石的铁戒指和铁扣环、石珠串和玻璃珠串、青铜的镜子、手镯和戒指。这些装饰品，同里海沿岸一带和黑海沿岸一带的萨尔马提亚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有趣的是，在这些遗物中发现了只有在波罗的海才能得到的琥珀和从印度洋来的货贝的贝壳。
在墓外，找到了许多钱币，其中一个是迦腻色迦王钱；还发现碾谷的石碾、手磨盘的碎片和埋着铁刀的“宝藏”。
粟特、花剌子模和帕提亚的文化，在这一时期中都得到了发展。
正象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时代一样，在大贵霜王国的领土上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在当时铸造的钱币上铸有各种神像，其中有琐罗亚斯德教诸神像、佛像、希腊的神赫利奥斯和塞勒娜（太阳神和月神）像、印度的神像(带着公牛的湿婆)。大贵霜时代，佛教在中亚那些与印度联系密切的地区，特别是在巴克特里亚，得到迅速推广。公元二世纪初，由迦腻色迦提倡，在巴克特拉建立了一座大佛教寺庙。这座佛寺对于传播佛教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迦腻色迦还被认为是佛教教会会议（约在公元100年左右）的召集人。这次会议对于形成北方佛教教义，具有重大意义。佛教也在帖尔美兹地区广泛传播。
公元1933年，在距离帖尔美兹旧城十七公里的阿伊尔塔姆城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两座佛寺，其外墙是从贵霜时代保存下来的。在这里找到了纪元初期的佛陀雕像碎片，大量粘土制器皿（大陶罐）、煮食物用的锅、带把的髙水罐，灯和烛台、粘土制的人像及动物像、祭祀用品以及钱币。在阿伊尔塔姆的发现物中，特别出色的是美丽的雕刻的墙檐，上面有用一个个“老鸦企”叶形装饰图案隔开的女乐师浮雕像。在卡拉秋别和在成吉思秋别附近，也发现了两座石窟型佛寺。除了私人使用的石窟式佛教礼拜室以外，这里还存在公共使用的大庙宇。
与巴克特里亚不同。粟特和花剌子模仍由琐罗亚斯德教继续占据优势。
这一时期，中亚各民族卓越地发挥了巨大的文化作用。东方和西方国家的居民，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粟特人和巴克特里亚人了解各民族的成就。
佛教借助于中亚民族才传入中国。中国史书证实，公元147 年，佛教经典之一《阿弥陀经》，由贵霜王国运往中国。最皁把佛经译成中文的大翻译家，是一从来自中亚的移民，原是阿萨息斯王朝的宗室成员。公元二世纪时他在中国京城工作（二十多年），并在那里创办了自己的学校【。概括说来，公元二世纪和三世纪时，把佛经译成中文的翻译家，大多是粟特人。
许多资产阶级的东方学者，竭力缩小中亚各民族在发展文化方面的贡献。这些学者在论述古代东方历史时，以缄默不言的态度，回避中亚境内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
事实上，塔吉克、乌兹別克、土库曼及其他中亚民族的祖先，在古代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都起过卓越的作用。
对中亚奴隶制时代的概括评述
资产阶级东方学家们，由于他们固有的方法论上的软弱无力，以及他们的阶级偏见，不能认识清楚中亚诸民族社会发展的复杂过程。他们不对这些过程作具体分析，却捏造出了似乎差点没从公元前一千年纪开始，中亚就存在自古以来通用的封建制度的“理论”。包括弗·巴托尔德在内，都具有这样的特性。例如，公元1925年，他在《塔吉克人》的历史概要中写道：“这个时期（七世纪——加富罗夫注）的社会制度，仍然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统治的时代一样。对于突厥斯坦来说，从亚历山大时代到伊斯兰教征服时代，前后一千多年的时间，几乎无影无踪地白白消逝了。”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武装起来的苏联历史科学，在研究与中亚诸民族历史生活有关的原始资料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由于这些工作，以及考古学的考察研究，苏联学者们对于原始公社制度解体以后在中亚形成的社会制度性质，得出了明确的结沦。这些结论出色地证实了马克思关于奴隶制度按时间先后来说乃是阶级社会第一种形态的原理，以及关于东方奴隶制特征的原理。这些原理在马克思的手稿《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所有制形态》中有全面而深刻的阐述。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公元前一千年纪初，在军事民主制条件下，在农村公社仍起主导作用的时候，中亚的奴隶占有制关系首先在家长奴隶制的形态上发展起来。随着公社内部财产不平等的增长和贵族的出现，奴隶占有制的比重也增加起来。这一奴隶占有制度，逐渐成为贵族们发财致富、提高他们经济地位和巩固他们政治权力的一种工具。
总之，在东方（中亚）奴隶制是人剥削人的最初形态，这和在西方是一样的。这个历史事实，揭穿了那种站不住脚的资产阶级伪科学。那种伪科学宣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文明的”西方和似乎“自古以来就落后的”东方这一根本区别。
同时，也必须指出中亚奴隶制关系发展时期的具体特征。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是，虽然奴隶制关系已在经济结构中成为主导成分，但是农村公社在这整个时期内，仍在生产中起着数量上占优势的作用。
排斥土地私有权的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以及水利灌溉在农业中的作用，决定了特殊的东方专制的性质。马克思写道：“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思格斯指出：“……东方的专制主义是以公社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
关于土地乃是神赐给整个社会之财产的早期观念，后来变成了另一种观念，即皇帝（有时他也就是最高祭司）乃是神在地上的影子，从而他也就成为公社所耕种的一切土地的全权所有主，因此公社“有义务”向皇帝纳贡賦（这是被改造了的向神供献的一种形式）的观念。
马克思写道：“对内掠夺的主管机关”的职能，是东方专制国家从一开始就固有的。
它的第二种职能是组织公共的水利工程。关于水利的作用，马克思特别指出：“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在东方，……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
农业的农村公社性质，延缓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进程，因为大家知道：“产品变为商品、……共同体越是走向没落阶段，这种现象就越是重要。”
虽然，象在前面几章中已经指出的那样，在中亚早就出现了城市生活，以及同许多国家的贸易往来，但是经济的自然性质继续占据优势。商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以物易物的性质，主要在社会上层中发展；货币经济并不发达；国内商业规模不大，很简陋，但是终究有助于“……使家长式的，面向直接生活资料生产的奴隶制度，转化为面向剩余价值生产的奴隶制度” 。
在中亚的山区和草原地带，也继续存在着城市和农村不可分割的联系。这里的手工业还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城市主要是统治者的府邸和特殊的商业转运站。
东方专制国家的第三种职能是，经常进行以掠夺外国和夺取广大地区为目标的战争。从这些战争中，可以看出借助于扩大领土，以扩展国家的狭小经济基础的自发意图。
同时，在这里也必须指出，经济发展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性，因而奴隶制关系在中亚各个地区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粟特、花剌子模、巴克特里亚（吐火罗斯坦）、费尔干纳和呼罗珊等绿洲地区，在经济关系中居主导地位。比较落后的是胡塔梁、 石汗那国、巴达克山和古尔等闭塞的山区。七河流域、咸海沿岸一带、里海以东地区和现在的哈萨克斯坦等草原地带是外围地区。塔什干绿洲和苏对沙那是特殊的缓冲地带。在草原畜牧经济以及与外界隔绝的山区经济中，氏族制度残余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绿洲地带，奴隶制关系急剧地发展起来。
在不同地区，形成了不同的国家存在方式。例如，花剌子模是比粟特更为中央集权的东方专制型国家，而粟特则是特殊的若干“城邦” 的松弛联盟，只是在每一个城邦的领域内部才有坚实的政权。
应当指出，整个说来，奴隶制关系在中亚没有达到古代希腊罗马世界那样的水平。
这里一方面存在着富裕起来的军事奴隶主贵族和拥有奴隶、大量可经营土地及商队的祭司们，另一方面则是以各种方式沦为他们附庸的普通农村公社农民，在这二者之间发生了越来越尖锐的主要阶级冲突。
国家政权集中在以专制君主为首的贵族和祭司们以及位于人民之上的军队手中。统治阶级上层分子依靠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剥削奴隶和劳动人民群众。
甚至对于罗马那样典型的古典奴隶制国家，马克思也曾这样写道，“……在古代的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与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 何况在中亚，那里的主要生产者群众是自由的农村公社农民，主要的阶级冲突正是在贵族和自由穷人-公社农民之间发生。这些阶级冲突，在古代文献史料中只有一些喑哑的回声。
许多迹象表明，公元三至四世纪时，曾发生奴隶制度危机，这将在本书后面谈到。
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四世纪期间发生的社会进程概况，简单说来就是这洋。
关于中亚民族形成的进程，必须指出，在这一时期中，地缘关系越来越巩固，它代替了氏族关系，或者和氏族关系并存。农村公社已经是纯粹的区域联合。除了并列存在的部落之间的单纯联盟以外，我们已经观察到部落的合并过程，即部族形成的过程。
但是，在那种历史条件下，正象恩格斯对于希腊古代世界指出的那样，民族形成的进程没有超过建立部落联盟的阶段，部落之间只是部分地互相结合。当时还没有建立大的统一民族的前提。恩格斯提出的这一论点，在中亚的实例中也得到了证实，在这一时期中，还不能说存在统一的粟特民族，或者统一的花剌子模民族。当时形成的只是一些地区中心，和粟特、花剌子模、巴耳黑、呼罗珊以及其他地方的各种地区性小部族。
202105040109乌鲁木齐二校
（第六章完）
注释略
来源：《中亚塔吉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