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在G融担集团交流会上的发言（2021,5）

主持人：最后我们请贾老师讲话。

贾康：我简单汇报一下。首先，要感谢融担集团刘董事长和各位领导、各个部门对我们的信任，给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们作为研究团队，应该把自己这个任务结合现实需要服务于全局。从高层次来说，是一个大处着眼的要求，从区域的需要，从全国的需要，再落到具体的融担集团完成使命的需要，这是一个首先从战略层面考虑中国继续推进现代化的视野。按照这几年努力创新发展的新供给经济学的概念，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守正出奇”，中央现在文件里“守正创新”之意，跟这个讲应该是一个基本类同的说法。十八届三中全会“六十条”的市场决定论是“守正”，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中国特色的超常规发展是“出奇”。在领会研究任务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融担集团刘董事长带领团队首先也是从战略思维上，直接对应着整个区域的超常规发展战略要求，要确立自己领头羊的地位和作用。领头羊必然是处在一个群体中的带头位置，或者说是旗舰，是一个舰队的首领，不是跟其他同业的参加者相排斥的关系，还是一个团队，但其中我们是引领者，是在潮流的最前面。我今天见了董事长以后，对这种战略思维有了更深的体会。其实董事长考虑的是从一个切入点进去以后，并不限于这个切入点——刚才您也说了，源于政府性或政策性的信用担保，而后面的视野并不限于这个概念。这个战略思维也非常有创意——想干事，会干事，这些因素合在一起要争取干成事：这里面又要务实，又要创新，又要统筹兼顾。在积极进取的同时，我们研究者也应尽可能配合着在智力产品概念上，提供一些建设性的信息、意见，供参考的一些决策依据。

这样一个视角上，我想借这个机会，非常简单地说一下我觉得在务虚然后再务实、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上，对于咱们的初心、起点这方面，政府要求政府性信用担保这个概念之下，有一个逻辑链条上的认识。如果对于这个逻辑链条认识能够基本上勾画清楚，董事长刚才强调的逻辑边界，自然就相对好把握了，再对接到复杂情况下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当然就更会有一些细致的内容。我今天非常粗线条地汇报一下，也正好借此机会请董事长和各位领导、各位部门的同志批评指正。

我一直强调四个概念，串在一起，它是一个逻辑链条：“政策性资金，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杠杆式放大”。咱们接受自治区的使命委派，从一开始的初心，进而应该形成的一个基本的逻辑框架，是从“政策性资金”开始，关于这一点上的具体组成要素，至少有四个角度：

一个是“目的和功能”。政策性是什么意思呢？在政策性后面一定有个政府主体的意图，在国家层面上是“国家意志”，在地方政府层面是“地方发展战略”。这个政策性由此而来，在学术角度来说它必然带来差异性，“没有差异就没有政策”，支持什么，不支持什么，甚至禁止什么，那么必然就要有选择性。这种政策性也就是差异性、选择性的融资“雪中送炭”，来实施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守正出奇，是为了解决理论上说的市场有失灵而加以弥补的问题——这是一个原理上关于政策目的的概念。功能当然就是必须在市场决定论的大前提下，认识到我们特定业务领域里更多面对的，是市场失灵而加以矫正和弥补的问题。

目的和功能后面的第二个概念，涉及的是“机构与出资”。我觉得必须非常明确地坚持政府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机构确立的初心或者基点、出发点，就是在政策性金融轨道上定位的一个政府背景的主体。这个意义是什么呢？联系着我一直强调的，我们的第一推动力，是来自财政以可动用的公共资源注资，无论账面上看起来是预算拨的，还是以国有企业的资本注资，或者是国有控股公司在这个环节上起什么决定性作用，实际上背后都是以公共资源支持而使主体确立。那么在这个主体和注资环节上，就与前面的目的和功能首先呼应起来了。

第三个概念叫做“业务和职责”——又是顺理成章的，所谓雪中送炭，有实际很复杂的一些边界和机制的掌握，但是最概括的共性的东西，就是它绝对有别于商业性金融的“锦上添花”，这是融担集团业务首先的侧重点。职责的考核，也必然是要有这样一个区别于商业性金融的特点。

第四个概念是“后盾和可持续性”。确立了前面的目的和功能，有了机构和出资的安排，有明确的业务和职责以后，这个后盾应该是有可持续的运用公共资源的风险补偿机制和补充资本金机制。这个也应该理直气壮地跟有关的决策层、管理部门说清楚。没有这样说清楚而后实际上安排出制度性后盾的话，那么前面有大量的实证方面的案例表明，地方政府想贯彻自己的发展战略而运用政策性融资轨道上的这样一些信用担保公司，可持续性堪忧。早在十多年、二十多年以前，全国已经有几千家，现在按照初衷继续运行的只是少数，大多数或者是不行了、关张了，或者改变初衷变成商业性的定位了，总之，不能够维持政策性信用担保的目的和功能状态了。包括国家级的旗舰——一开始朱镕基同志很看重的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运行几年以后它不得不改变初衷，现在也不提“经济技术”了，没有政策性色彩了，就叫中国投资担保公司，实际上已经商业化了。这是第一个层面由政策性资金至少可联系着讨论的四个要领。面对“十四五”咱们提出规划性的建议这方面，还得有我们自己的特色。研究团队并不是简单做一个工作规划，在理论支撑这方面，至少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要说到位的背后的认识。

跟着的是刚才董事长已经非常好地强调的“市场化运作”。这方面我也想到有这么几个相关的要点，或者必须在这方面把握的概念：

第一，我们要认清中国整个现代化推进的基本环境是什么？是确立了以后还要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是个大环境，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要对接到国际循环，内循环外循环还要相互促进，这是我们发展自己的事业必须“取势”而认清楚的一个大环境，一个大的发展趋势。在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起来的过程中，我们自己可以实现我们机构的使命和人生的价值。

第二，相关的特定框架是什么呢？是认清中国的金融在可以预计的很长历史时期之内，必然是双轨制，这种双轨必然是长期并行的。有的学者断然否定这一点，但我认为了解实际以后，一定不能陷入那种理想化的“取消一切双轨制”。比如中国现在国土开发中不断形成的不动产，必然是双轨制，跟千家万户相关的住房的“有效供给”中，托底的保障房是保障轨，其上从一般商品住宅一直到高端的别墅，这是市场轨，这两轨不可能并在一起，在可以预见的整个历史时期之内，政府必须在进一步完善土地市场的前提下托好保障轨的底，同时去更好地完善对于市场轨的引导调节。那么这个住房双轨，就必然决定金融业也要匹配，既要支持保障房概念的轨道运行，又要支持商品房、各类商品住宅轨道上的运行，以合成全套的有效供给。其它在小微企业、三农、增长点、战略性新兴产业所有这些概念之下，我们现在所说的信用担保的政策色彩是非常清晰的，其实还有绿色金融、小微金融、普惠金融、精准扶贫的金融支持等概念，大都需要在政策性轨道上才能够真正把握好它的特点。这种相关特定框架下双轨制长期运行之中，会带来一系列挑战性的问题——当然中国在这里面掌握好，成功地应对挑战，就是我们的特色和机遇了。

第三，市场化运作里对接的运行特征，一定是与市场兼容的、对接的、模拟的，或者借力于市场的。我们的很多机制是“经济手段为主”，实际上就内含跟市场可以兼容之意，包括政府调控里如果有税收优惠，这也是兼容的，还有特定的风险基金的支持，也是对接市场的，或跟市场并不发生违和的问题。有些东西则是要模拟市场的，比如对我们的业务还会有考核，这些考核形式上跟其他的商业性市场主体的考核有很类似之处，对一些有自然垄断或者特许权经营必要性的主体，早就有了这种模拟市场的考核经验。借力于市场，则是指如果我们长期发展做得更加有声有色的话，很多的事情不光要有财政后盾给予我们的“输血”，还要有我们主动而为、掌握得好各个方面可接受的“造血”——这就更得要靠市场助力。

市场化运作的第四点，是以现实制约中的兼顾来处理好复杂关系。如果各方面可接受的话，我们实际上必然要有一个主业、副业这种在市场化运作中间的具体组合。聚焦主业，肯定是我们机构初创时期对领导汇报、对各个方面展示我们形象的一个坚定而鲜明的概念，但同时这也就意味着还不是百分之百都是主业——你要百分之百都是主业，当然也是一种选择，但在现在条件之下未必是特别好的选择。因为百分之百聚焦主业，我认为说到底就实际意味着必须要财政对公司有求必应，才能做得到，然而财政做不到的话，你怎么办呢？过去的几千家之所以不延续，就是这个问题——要维持开始的政策初衷就要继续给予支持，但财政说你成了无底洞我不能这样支持你，而不支持，你也就没法继续往下发展了。所以，市场化运作里面的挑战性，也是比较明显的。这是从政策性资金对接到我们特定运行的第二个概念。

第三个概念所说的“专业化管理”，我也想到有这么几条：

第一是我们得至少一开始就要向有关管理部门说清楚，考核指标必须有特殊性。比如说一行两会的这套考核指标，是原则性的；国资委也有考核指标，已接触到很多担保公司反映苦不堪言，国资委加上审计署，加上计检，来了以后，一点儿没有弹性，那套东西是非常教条的，是非常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类型的，其实不适合很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但他们就按这套来怎么办？当然还有我们要跟财政沟通，应力主让财政自己挑头儿来形成针对性的一套：财政已形成金融国资委的功能了（国家不准备另搞金融国资委了），财政部金融司确实就很有权，应该带头把这个对应于财政为后盾的政策金融体系的考核指标体系发展出来。这是我们应该积极向上反映和努力的。他们一时做不到，我们至少在作每一年的汇报、每一年的情况披露的时候，是应当力主的——不能简单地拿商业性金融的考核指标套我们。这是专业化管理的第一条，即我们承认要有前面的市场化运作，但是跟上的专业化管理，有我们的专业特色、特殊性。实际上也可以强调，这还是我们的前沿性，并不意味着我们落后，其实是更综合的、更前沿的，在一般的市场经济经验上，还必须加上我们培育市场、建设市场这个政策性融资的挑战性的特殊因素。所以，便更前沿。

第二，我们风控的必要性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前面就说了是市场化运作，意味着风险与竞争，但是它的复杂性，也是别的一般金融机构难以简单比拟的。这是要把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一起综合起来考虑，落到我们具体风控、具体操作的相关尺度把握上，显然就得量化，别人那个成本效益分析出来的结果，到你这儿套用就不行。如果不用别人的，我们自己的风控、我们的依据，怎么跟方方面面说得尽可能清楚和使人乐于接受，这肯定是专业化管理里面的一种挑战性的问题。

第三，我们团队对人员素质的特定要求，不客气地讲，就是要比一般金融机构对人员要求更需具有综合素质的考量。要有创新的能力，要有前沿的意识，待遇上他们现在往往没有优势的情况下，怎样把这些人才拢住？怎样让这些人在一起共同努力？我觉得得提出一些办法。眼下不一定有多高的待遇，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期权、或用什么方法激励，更好地把一些高素质人才拢进来。我理解，董事长刚才表述的雄心壮志，没有一个特别强有力的团队，是很难实现的，您想五年做成一个全面的、叫做全方位担保业务都可以胜任和推进的这样一个主体的话，那么团队中至少有那么若干个大将，跟您这个元帅配合来分口把关，带领下面很得力的一批人——现时必然是一些青年才俊、金融精英，来一起实现雄心壮志、战略意图，这是专业化管理方面于人员上特定的要求。

还有专业化管理必然面对第四点，就是在这个有特定限制的专业领域里，有资源的竞争性配置，也一定会有优胜劣汰的考量，而且财政也好，参与进来的国资委也好，也会经常要强调，你们是怎样表现出来有竞争的——这是必然的，公共资源配置上，现在很多人讲“竞争性公共资源配置”的概念，也有现在各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建立，还有我们知道的北京也有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会，都是认同这个逻辑。这种更具压力特点的关系，也涉及刚才咱们讨论里说到的，对同业竞争应怎么理解？完全没有同业竞争不可能，必然还有同业竞争因素，因为市场化运作没有竞争是不可能的，有一定的同业竞争，又要有一些差异化的各自侧重，大家还是寻求共存共赢，但实际的自然过程里面，是很难避免出现一些劣汰——真的就要出局的。我们是领头羊，这个羊群的全部，不可能都跟我们一起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一些掉队，那也没有办法（但不能大量的都丧失信心，都不跟我们走了——那样这个局面就败坏了）。所以，这是一个要拿捏好的、怎样在实际的场景里掌握好竞争的优胜劣汰（有时不一定叫劣汰，至少奖勤罚懒），大家总体来说掌握好“激励相容”。

还有第五条，我觉得很关键，即怎样考虑专业化管理概念下我们对科技手段的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这些在阿里、腾讯他们那边已经布局了一、二十年，现在是进入创新成果的爆炸式正面效应收获期，当然也有它的问题，如管理部门这次下决心叫停蚂蚁金服上市，还对阿里罚款，校正他们的偏差。但我也始终强调：决策层一定清楚，在国际竞争中间决不是要把这些头部企业掐死，还是应让他们继续创新发展，另外也遏制住他们的无序扩张。咱们底下随便说，前面的某些姿态会使政治家非常敏感，觉得不对头了（你沈万三再富，也不能说你跑来犒劳我朱元璋，你是犒劳我的适当主体吗？你给我进贡才对。这些东西就比较微妙了），但是理智的决策，还会是收拾他们以后，让他们继续发展。最好的结果，是蚂蚁金服整改以后再让它上市，那时上市可能就没有制造那么多超级的亿万富翁的效应了（这些东西很复杂，对内幕咱们也无力了解和评价）。

这些情况之下，科技手段的运用确实得肯定其特别重要。对阿里、腾讯等等，开始有李克强总理说的包容审慎，让它们发展，结果引出来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中国超常规发展局面，这方面的正面效应也表现为疫情来了以后，数字化平台连接供需的作用，在封城隔离的情况下，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特别是咱们欠发达地区里面，又有追赶方面的“后发优势”，人家搞到586，我们不用从286一步步走，我们可以一下就瞄准586。数字化这方面，刚才董事长说的我也很赞成，我们自己从头来已不可能了，那么“联大”、“登大船”就是建设性的：建议这方面至少在起步的时候找到一个好方式，我们一下就跳上大船去。科技金融这方面，一定要抓住，这是以后有希望超常规发展非常重要的支持力量。当然，具体方案就非常复杂了，点到为止说在这里。

最后一个概念，“杠杆式放大”。所有前面的逻辑环环相接，在政策性资金概念下，就已经说清楚了服务对象，是“雪中送炭”的对象，怎么对应到具体识别上，就比较复杂。到了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杠杆式放大，一串下来，是以一种合作机制匹配上必须的制度创新安排，对商业性金融机构产生引致效应。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所谓杠杆式放大，一定是要有“倍数”概念，“四两拨千斤”。现在文件上希望我们能够放大到10—15倍，实际上行业里现在最多也就做到4倍多，平均水平也就是3倍上下，这跟原来的设想真的差别非常大。我曾说到5个点的贴息还能放大20倍，现在这么多资本金在这里就放大了3倍、4倍，跟原来的设想差异很大，那么我们就不能拘泥于这样的行业状态。如果做得好的话，四两拨千斤的特点会更明显，这才能够体现有力支持超常规发展战略。当然这也是以控制风险为前提，以可持续为前提。杠杆式放大相关的学理，我们可看得很清楚：对一个项目的贴息，是贴息资金占全部融资百分比的倒数成为放大倍数，而信用担保，则是对一群项目的代偿比全部偿资百分比的倒数，是放大的倍数——一定要风险可控、过程可持续，才能追求这种倍数。那么直观的特征，我觉得有这样一个说法，我们以后要特别注意对财政部门说清楚，对国资部门说清楚：财政使用贴息资金是有去无回的，对政策性信用担保的风险补偿也是有去无回的，我们是堂堂正正地用公共资源来达到设计的初心——那个政策性目的。这有什么理亏的呢？我们财政运用政策工具，2020年的贴息是大规模运用，资金直达基层，以它来形成和银行系统匹配的优惠贷款，支持大量的小微企业先生存再发展，把整个的就业底盘托起来了，是全局性的贡献。既然财政的贴息资金形式上是有去无回的，却要充分肯定，那么就不能对我们信用担保说起来代偿好像就是坏事儿，有去无回成为一个绝对不可接受的问题。这个特征，对于以后争取财政方面的认同，我觉得在道理上是一定要说清楚的。政策性的目的之下，在实际生活里，国际经验其实也是认同的：英国、美国对于中小企业的支持机构，有用预算安排的资金做贴息和信用担保两个类型的支持，它们的经验我早就知道，只是美国人特别推崇华盛顿共识，一般不宣传，但你问他们，也会告诉你，知道这方面有扎扎实实的经验。这种预算资金使用，都是有去无回，追求的是杠杆式放大倍数。这个道理能够越来越在管理部门深入人心的话，如果国资委拿我们的一点儿代偿来说事儿，说你国有资产流失了，我们就要理直气壮把它怼回去，不能按那个逻辑来理解这种资金运用。形式上是有去无回，但这是在另外一个政策轨道上，作用更多的是“正的外部性”。所以，最后的定性，我们要特别强调“综合绩效”。所以正的外部性直观的表现，怎样能把它量化，这也是我们要做的工作任务，以后我们团队里，建议要有一些同志盯着这个事儿，因为每年都得汇报，现在领导层、管理部门往往要求你别光讲原则，要说量化的依据，咱们的量化依据是什么？八九不离十地汇报出来，或者说汇报出来以后，他驳不倒你，就可以达到正面的效果。

我觉得按照董事长的雄心壮志，要特别抓紧两个重点事情，赶早不赶晚：一个是人才团队的培养，可以先从培训的视角考虑，还可以争取建一个博士后工作站，试着拢一些人，识别一些人，培养骨干队伍。再一个，就是金融科技创新到底怎么办，这可能还得专门研究。

很粗线条的看法，在董事长和各位面前做个简要汇报，请指正。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