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熏风有意不鸣条 | 人文社七十周年
熏风有意不鸣条
——战争、人和文学
王树增
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交往，至今二十年有余。
交往从我的“中国当代战争系列”的写作开始。
战争是什么？这一诘问困扰了人类数千年。
距今三千六百年前的商灭夏之战，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战争。战争的发生地在“鸣条”。尽管“鸣条”于今的具体位置，有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和山东西南部诸说，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是黄河中下游的大河两岸，是华夏文明发源的腹地。
鸣条：枝条在风中猛烈摇动发出的鸣叫声。
汉，董仲舒言：“太平之世，则风不鸣条。” ——大河在无垠的旷野上静静流淌，浩浩淼淼的河面上阳光闪烁；微风拂过两岸葱茏的田野，林木柔韧的枝条静谧得如同醉睡，天地间荡漾的只有为水中伊人吟唱的缠绵情歌。——多么风和日丽，多么岁月静好，这就是太平之世！接着，在一个无法预料的时刻，我们的先人们看见天边涌来成片的乌云，狂风紧跟着乌云横扫大地，枝条被推搡得剧烈摇摆在狂风中发出痛苦的呻吟。——自古以来，由于自然气候异常、农耕生产受害、社会分配不公、天下人心思变，族群之间、国家之间的战事总是猝然爆发。
人类长久地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中困惑。
战争是人类生活中破坏力最大的行为。一场战争过后，赤地千里，尸横遍野，万户萧疏。三千多年前，中原大地上又一次枝条鸣叫，战争的发生地名叫“牧野”，位于今日河南淇县南部。依旧是在大河岸边，周与商进行了一场血腥拼杀。那时，铁器尚未出现，青铜器是贵金属，青铜剑柄仅握在战车上的贵族手中，厮杀的双方兵士手中的“武器”大多是粗木棍。《尚书》：“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双方兵士的鲜血在沟壑中流淌，已经成为血色的河水上漂浮着一层粗木棍。
战争真的值得书写么？
有哲人说，世上最大的问题是：智者充满疑惑，愚者坚信不疑。
我和我的爱人王瑛，我们的一生都是在军队里度过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断地对战争是什么进行探讨，寻找着书写一场战争的合理性。这样探讨有时候会持续到凌晨三时，而在这样的过程中总会出现让我们怦然心动的书写战争历史的缘由，这些缘由往往由人的向往和期待、人的鲜血和生命、人的爱恋和情仇交织而成。
同样，有很多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的脚印编辑——她后来成为我的每一部书的责任编辑——总是不断地询问我们准备写什么，我相信，脚印编辑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们：刘玉山、潘凯雄、管士光、臧永清，他们也在试图走出怎样的书写才是成功的困惑，他们渴望出版一本好书和我们渴望写出一本好书的心情是一致的。
人民与文学，组成了一个令我十分敬重的出版社的社名。
我认为，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是看这一场战争是否具有人民性。
中国古人很早就明白：“民者为万世之本。”孟子曾为人民、社稷、君主排了一个顺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管历史的许多时刻正相反，而这样的相反往往预示着战乱的危险开始萌生。
中国古人也很早就明白：“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民心。”王韬说的直白：“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尽管历史上许多战争的起因和结局恰恰是因此！
鸣条之战前，夏的百姓认为日子过得生不如死，他们会指着太阳咒骂他们的君主：“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太阳啊，你什么时候灭亡，我们宁愿与你一起灭亡。”——谁能说夏的灭亡，仅仅来自于商的武力攻击？
纵观历史数千年的流程，哪怕一场战争以千百万生命的付出为代价，只要战争的一方的作战意愿来自于这片土地上绝大多数人民，付出生命的目的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的最大意愿，战争的这一方便有理由宣称是正义的一方——对于一个族群来讲，绝大多数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永远是正义的理由。
我书写的中国的当代战争，实际上就是新中国的创建过程，是中国当代史中伴随着危险突变与艰难新生的催枯拉朽的历史。为新中国而战的一场场战争，是为绝大多数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平等权益的战争，是为实现百年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的民族复兴理想而进行的生死决斗。这一场场战争，尽管在炮火连天中国土满目疮痍，尽管在枪林弹雨中生命血流成河，但我在写作的时候万分珍爱这些细节：衣衫褴褛的老人向路过村庄的队伍递来一碗米汤、憔悴的母亲为解放大军送出自己最后一个儿子、面带菜色的女人昼夜不停地为士兵缝制的布鞋，奔赴前线的队伍后面跟着成千上万木轮在坎坷小路上吱扭扭作响的小推车——小推车上是百姓为了支援战争忍饥挨饿换来的一切：粮食、布匹、药品、子弹，甚至还有用来覆盖牺牲士兵的裹尸白布。
西北战场的佳县战役中，全县的穷苦百姓为了让士兵吃饱饭以便有力气举起战斗的刀枪，他们捐献出了所有的一切：茅屋土灶上仅有的一碗粗面、深藏地下的以备灾年的一袋黍米，甚至杀掉了自家赖以为生的牛、羊或者驴子。最后，全县的老人孩子不得不吃观音土，以维持虚弱的生命；最后，全县的穷苦但百姓们为他们的士兵凯旋而归敲响了腰鼓；最后，毛泽东主席在献给佳县百姓的一面锦旗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永远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
为创建崭新的中国而发生的战争，有太多令今天的我们深思的内涵。
我和王瑛，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仁，曾多次畅谈“人民战争”这个话题。
在这个话题上最终我们心心相印。
由此，我十分庆幸此生能够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
因为，这是人民的出版社。
文学与人民的关系就是文学的人民性。
朝内166号十字路口前的章鱼式过街天桥
一般认为，“文学的人民性”这一概念，产生于十八世纪中叶俄罗斯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流派。别林斯基认为，生活有“民众的生活”和“贵族大生活”两种，而文学必须表现人民的生活，文学的人民性在于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很明显，别林斯基的“文学的人民性”，是针对当时俄国文学中的贵族性而提出来的。
当代中国“文学的人民性”，有着中华民族历史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我赞成用“人民性”来解读中华民族古典文学的精神走向。对于《诗经》《楚辞》，杜甫和白居易的诗作、关汉卿的戏剧,《西厢记》《水浒》《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等,其人民性是其成为经典的主要要素。百年前，鲁迅先生等人提出了“人的文学”，这一概念在新文化运动后扩展为“庶民的文学”或“平民的文学”。无论何种称谓，人民的诉求和祈愿、人民的苦难和欢乐、人民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走向，以及对人民的生存境况和时代面貌的书写，被认为是文学的正道。新时期以来,伴随着社会结构巨变以及多元文化的形成，文学的人民性这一认知不断发散和开放,但我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家们始终坚守着牢固的价值目标和精神立场,即以“文学的人民性”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体意识。
在长期的合作中，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家们形成了以下共识：
文学的人民性，强调的是人民创造历史的世界观。人类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人民大众的社会实践。因此，只有人民，才是生产关系的适应与不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合理与不合理的最先感知者、最敏锐的发现者以及最激进的改造者。文学的人民性，不仅是现实世俗生活的逻辑，更在于表现人民在社会实践中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和意志。
文学的人民性，强调的是人民的精神走向就是文明发展的逻辑。作为社会主体的芸芸众生，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从感性走向理性、从自卑走向自尊、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历程，也正是他们用生命的感知、意会、判断、选择，整体性地直接把握社会发展和文明走向的过程。
文学的人民性，强调的是尊重人民大众的道德性和审美性。人民在各种生活境况下世代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在庸常繁复乃至艰难血腥的世俗生活中世代必备的韧劲和耐力，令他们即使仅能维持温饱依然可以在历史的漫长时光里生生不息。这是人类精神世界中最普遍、最值得敬畏的道德内涵。深沉地歌咏民生是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
人民文学出版社自成立以来，之所以傲立新中国出版界翘楚之位，正是因为这里的出版家们秉承不媚俗不苟且的职业品质，视人民性为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重要条件，把人民性视为中国文学殿堂里的最高功勋，始终不渝地为人民提供最优秀的出版物。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古今中外文学经典，日积月累，成为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文学高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扶持培养的许多作家，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创作队伍的中坚力量。
我的战争写作，一直遵循着“人民性”的文学价值。
我以为，为人民的选择、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书写，是一个作家的本份、是中国文学的正道。
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志同道合，是我在万分艰辛中坚持写作的重要原因。
《抗日战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我不认为所谓“战争文学”是个专门的、归类式的词汇。纵观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其涉及的人类生活，无论是时代背景、社会场景，乃至个体命运，与战争有关的占多数。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这些作品都可以称之为战争文学。
广义上的“战争文学”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经典迭出。
人民文学出版社具有最强大和最优秀的编辑力量，他们始终对文学抱有一颗赤诚之心，他们对文学作品优秀标准的追求矢志不移。具体到我个人，他们令我在写作中不敢有丝毫松懈，哪怕我的《抗日战争》书稿长达一百八十万字。
据我所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史上，鲜有当代作家关于战争题材的非虚构类作品出版。
近些年来，中国文坛有关于“虚构”与“非虚构”的概念之辨，其中多数观点都有虚张声势、夺人眼目之嫌。或许，非虚构写作，由于借鉴了社会学、人类学、新闻学等学科，与所谓“纯文学”的基本定义产生了某种疏离——且不说世界上是否存在所谓的“纯文学”——于是，面对非虚构文学作品，不断地有人在类属问题上提出质疑，认为非虚构作品与文学作品无关，这或许和那个典型的汉语词汇“报告文学”有关——“报告”这个词，有着众所周知的词义，深究起来确实与“文学”不是一回事。
非虚构文学并不是一个新名词。文学意义上的所谓“虚构”和“非虚构”，界限明显而单纯：作为叙述形态的不同的类型，非虚构文学作品和虚构文学作品一起，构成了世界文学的两个主要样式。中国自司马迁的《史记》以来就有纪实性写作传统。
大约三十年前，我开始非虚构文学写作。
对于非虚构写作，我体会出的粗陋观点是：
首先，非虚构作品，是文学不是史学。史学著作以事件为轴，梳理的是事件与事件间的因果关系，得出符合历史规律的逻辑链条；非虚构文学以人为轴，梳理的是人在历史中命运突变的因由。我力图层层剥离所有被历史的风云吹成一团乱麻的因由，从中查找探求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情感、心愿、意志，渴望，书写出我们这个民族在一个特定历史片断中的心灵史。
再者，所谓“非虚构”，相对应的只是虚构而不是其它，因此，必须坚持非虚构的真实性原则。所谓真实性实原则，就是要符合历史的逻辑和事物的客观规律，在人物、时间、地点、细节、情节上，追求真实的客观存在。不虚构是底线。
其次，无论多么苛刻地遵循“非虚构”的原则，任何非虚构作品都不是自然形态意义上的“历史真实”——《史记》的真实，只是司马迁站在自身历史立场上所表达的“真实”——茨威格说：“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甭想超越它。” 柏拉图说：“文学（诗歌）比历史更接近真理。”——接近真理，多么不可抵御的诱惑！——我认为，一部优秀的非虚构作品的标志是：为读者提供鲜明和独到的历史认知，宣泄出触及历史真实的强烈激情，令阅读者被这种关注自身命运的激情感染，与书写者一起固执地朝着人类社会的永恒真理接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书写非虚构作品几十年后，有评论称我为“非虚构写作第一人”，此话不靠谱。第一人，是改变世俗规则的非凡人物。我不是。
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家们，是。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新中国文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新中国一起，以崭新的风貌和辉煌的成就，为中国当代文学事业谱写出一部壮丽的史诗。这里的一代代的编辑，既是文学家更是思想家，他们的敏锐、独到同时又是博大、包容的文学鉴赏和审美能力，是令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为当代中国最高文学殿堂的重要原因。
在没有很多中国经典作品参照的前提下，我的非虚构写作迫切需要方向性的肯定，以便让我的彷徨之心有安居之所。我和王瑛始终记得第一次见到脚印时的情景，那个晚上她一直在听王瑛讲长征，尽管距离我真正动笔写作还有两年，但脚印在第一时间就意识到《长征》将会是一部好作品，在随后的两年乃至我写作的三年间，她锲而不舍地联系我们希望成为《长征》的责任编辑；我和王瑛始终记得第一次见到刘玉山、潘凯雄社长的情景，他们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够出版《长征》而欣喜，虽然之前没有出版过这类作品，但深厚的人文情怀与宽阔的出版视野，以及能够与时代比肩的责任感，令他们在第一时间给予了我们由衷的信任和托付。
《长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长征》的出版获得巨大成功，发行量达二百多万册，至今仍然畅销，赢得三大国家级图书奖。之后的管士光、臧永清社长，还有脚印工作室年轻的编辑颜炼军、刘健、梁康伟、王蔚、张梦瑶等，他们给予我们的远远超出了通常一个出版社对一个作者的帮助。所有这些，令我们每一次走进人民文学出版社都有回家的感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家们，最早不容置疑地认定：非虚构类写作，不但是文学创作中的重要门类，同时具有文学意义上的经典性、审美性和需求性。而我的“中国当代战争系列”的写作——《长征》以及随后出版的《解放战争》《朝鲜战争》《抗日战争》——和“近代历史系列”的《1901》《1911》，它们二十年来一直作为非虚构经典长销书，并获得数个国家图书大奖，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的写作至关重要；没有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诚挚的厚爱，我无法坚持写完想写的所有的书稿。
我和王瑛很清楚，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我们担当了很多。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当代中国文学事业的担当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家们都是干大事业的人。
人民和文学，两个道义，只有干大事业的人才有力量担当起来。
正值人民文学出版社七十年纪念之际，可喜可贺。
我的战争题材的非虚构文学写作仍在继续，战争与和平两种场景仍旧在我的心中纠结，让我被历史变迁中各式各样的生命状态鼓荡起磅礴的写作激情。以冷面著称的鲁迅先生，心中依旧有一派由人民和文学交织而成的恬静风光：“微风欲来勤插棘，熏风有意不鸣条。”
但愿我们的家园永远风和日丽，月静云轻。
但愿人民文学出版社事业兴旺，前程似锦。
我和王瑛都相信，作家和出版家的合作，只要有足够的真诚和努力，人民和文学的未来都将是美好的。
2020年11月1日
作者简介：
王树增，1952年生于北京。著有长篇纪实文学《长征》《 朝鲜战争》《解放战争》，非虚构中国近代史系列《1901》《1911》等。作品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中国图书政府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曹禺戏剧文学奖。
本期微信编辑：刘玉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