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布罗茨基：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基坑》跋 | 西东合集

基甫 译

　　在这个意义上天堂观念是人类思想的逻辑终点：思想无法逾越它，因为天堂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说，天堂就是尽头；它是空间的最后幻影，是事物的终结，是巅峰和顶点。在那里无处可去，只能走进柯罗诺斯——在此引入了永生概念。但这同样适用于地狱。
　　终极存在没有极限。可以设想一下，它甚至可以决定意识，并产生自己的自我意识，那这种自我意识主要表现为语言。应该指出的是，一般而言，关于意愿中的或已然达成的乌托邦的言说，第一个受害者首先是语法，因为跟不上思维的语言被窒闷在假定式当中，并开始被永恒的范畴和结构所吸引，因此，即使撇开作为普通名词的表面含义，乌托邦也依然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光环围绕。同样，在我看来，安德烈·普拉东诺夫的散文语言获得了同样成功，可以说他驾驭俄语达到意义的极限，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在自己的语言中显示出一种极限的哲学。如果这一说法是对的，只要对一半，就足以将普拉东诺夫称作我们这个时代的杰出作家，因为语法上的荒谬存在并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体性的人类的悲剧。
　　我们的时代不认可外在于社会环境的作家，而普拉东诺夫将是这种社会分析最合适的对象。如果他借助语言所做的并没有太多地越出乌托邦（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范围，作为见证人和记录员出现在他的《基坑》中。《基坑》是极其阴郁的一本书，读者往往会在情绪压抑的状态下合上书。如果在那一刻，心理能量能够直接转化为物理能量，首先必须做的就是合上这本书，取消现实的世界秩序，并宣告开始一个新时代。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普拉东诺夫以这个乌托邦、政权、集体化及其它相关事物为敌。我们只能说，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普拉东诺夫唯一重要的是，他写作，用乌托邦语言，他的时代的语言。只要使用语言，就没有不决定意识的其他存在方式。但是，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不同。巴别尔、皮里尼亚克、奥列沙、札米亚京、布尔加科夫、左琴科等人，或多或少都染有文体癖，也就是说，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语言游戏中炫技（这归根到底还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而他，普拉东诺夫，则用语言征服了自己的时代，因为他是那样的深刻，他洞悉这一次再也不能在文学的表面掠过，去编制繁复的情节、优美的结构和花哨的文体。
　　当然，如果要编一个普拉东诺夫风格系谱，不可避免地我们会想起理想的“语言编织师”：倾向于叙事的列斯科夫，揶揄官僚主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是，普拉东诺夫的情况，语言不是关于俄罗斯文学传统继承的问题，而是有赖于作家对于俄语的自我综合的（或者说：非分析性）的属性。俄语往往把意义消耗在纯粹的语音层面，而剥夺了任何真实性的内容，概念的形成受到制约。
　　假如普拉东诺夫采用了最基本的方法，那么，他发出的“消息”将会是有效的，接下来我将会告诉你为什么。他的主要武器是反讽，他用彻底反讽的语言书写，更准确地说，在一般语义和反讽之间普拉东诺夫划上了等号。这样，观点也就越来越居于次要地位。 在这个意义上说，唯一真正与普拉东诺夫相近的语言，我认为是写作诗集《专栏》时期的尼古拉·扎博洛茨基。
　　如果说，因为《群魔》中的列别亚德金大尉关于蟑螂的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被视作荒诞作家的第一人的话，那么，因为《基坑》中的狗熊铁匠的情节，则应该承认普拉东诺夫是最重要的超现实主义者。我要说的是，超现实主义（首先且不管卡夫卡怎样）决不是一个美学范畴，不是通常与我们的观念中的个人主义处世态度相联系的一种哲学的狂暴形态，一种心理上的极端产品。普拉东诺夫不是一个故弄玄虚者，恰恰相反，他的意识有着明确的大众性和对当下现实的绝对客观的特性。因此，非人化的、民间传说的和在一定程度类似于古老的（也可以是任意形态的）神话的超现实主义，这应该是所谓超现实主义的经典形式。不是那些由神和文学传统赋予危机意识的自我中心的个体，而是传统意义上的无生命的群众，在普拉东诺夫那里成了荒诞哲学的代言人。因此，使得这一哲学更为令人信服，并超出了完全无法忍受的范围。不同于卡夫卡、乔伊斯，或者说，那个讲述了关于“改变自我”的完全自然的悲剧的贝克特。普拉东诺夫谈到民族，民族在某种形式上已然是自己的语言的受害者，或者准确地说，他是在谈论语言自身，一个有能力创造虚构世界的语言，和脱离世界而陷入语法依赖的语言。
　　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普拉东诺夫不可译并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这个不可转译的语言的原因。然而，任何试图重现语言的努力——那些牺牲了时间、空间、生活本身和死亡的语言重建的努力，都是值得欢迎的。这并不是为了“文化”，而是因为，归根到底，我们是用语言在说话。

197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