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历史地位变迁考
文 / 韦 宾
内容摘要：本文从多种著录文献材料中追索石涛历史地位的变迁情况，总结得出18世纪中叶以前，石涛的社会影响主要限于扬州；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在士大夫中影响扩大；19世纪中叶以后，其影响已走向一般藏家，有超越“四王”与八大的趋势；而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石涛的社会影响始超越“四王吴恽”，最终形成20世纪的石涛热。
关键词：石涛 历史地位 变迁 著录
石涛在清代画坛的地位如何〔1〕，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石涛在清代即已享有盛誉；一种说法认为，石涛在清代并无太大影响。〔2〕本文认为，石涛在清代社会的影响，可分这样几个阶段：18世纪中叶以前，其影响主要限于扬州；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在士大夫中影响扩大；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以后，其影响已走向一般藏家，有超越“四王”与八大的趋势。但总体来讲，仍然无法与“四王”相比。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石涛的社会影响始超越“四王吴恽”，最终形成20世纪的石涛热。
一、名不出扬州
（一）生前身后的情况
汪世清所编《石涛诗录》中涉及的士大夫，有张怡、周京、张揔、汤燕生、杜岕、柳堉、吴嘉纪、周蓼恤等，可见石涛与士大夫是有一定交往的。〔3〕王摅的《广教寺访喝公石公二大师》：“飞锡来何处，空山共隐沦。诗魔禅自伏，祖席道重新。泉涌诸天护，灯传一塔真。翛然方丈室，满壁画龙鳞。”注谓：“石公善画松。”〔4〕此诗作于1678年至1683年间〔5〕，可知石涛与王摅也有过交往。又1701年黄云的《跋石涛墨兰册二则》：“石大师与余交近三十年，最爱其画，而所得不过吉光片羽。”〔6〕可知石涛与黄云有30年的交往。又洪嘉植的《跋石涛为洪廷佐所作画册》：
清湘道人出潇湘，故所见皆是楚辞。其画随笔所到，无不从《九歌》《山鬼》中想见之。向为我写早梅一枝，书张始兴公五律其上。其笔墨虽散在人间，然亦不可多得者。兹乃为吾侄廷佐赠至数十百幅，梅竹兰菊，杂以松叶水仙，无一点尘气，宜廷佐珍视，而时出示同好，题赏不置耳。倪云林题其画竹云：“以中每爱余画竹。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尔，岂复较是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不知以中视为何物也。”余于清湘诸画亦云，岂独竹欤！王逸少曰：“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然其不朽于后世者，又非余之所知矣。〔7〕
洪嘉植卒年与石涛接近，这段文字也可以看作石涛生前获得的评价。洪廷佐（正治）被认为是石涛的学生。1731年，即石涛卒后二十余年，洪正治跋《释石涛山水花卉册》：
清湘老人赠予墨梅十六幅，诸法俱备，因为装潢，置之案头，时一摹仿。顷复得其干笔一纸，错综淡远，恍如霜钟初发，独立于疏烟残月中，不禁神往。予与老人居处最久，此种鲜或见之。又兼山水写生，共计十幅，笔皆绝尘。〔8〕
另外，石涛去世后不久，陈仪的《石涛画黄研旅诗册题后》：“闻淞（湘）公踪迹尤奇，惜其没不能一见。掩卷怳然，然于此益知世间名籍之外，固多伟人也。”〔9〕同一幅画，大约1711年，黄之隽跋曰：“大涤子，亦奇僧也……闻大涤作此画时，年已老。予不及交其人，而砚旅与余相识于京师，亦年逾五十矣。”〔10〕可见这两位，均感叹不能与石涛交往而可惜。但这些资料，或能说明石涛生前在一定范围与士大夫有交往，并不能说明石涛在当时社会上有大的影响。
（二）“自匿”与“名不出扬州”
郑板桥曾说石涛“名不出扬州”〔11〕，而李驎的《大涤子传》则谓：“大涤子方自匿其姓氏，不愿人知。”〔12〕又李驎《赠石公序》谓：“扬之东城下有粤西石公者，以书画名于扬有年矣。吾弟大村尝语予曰：石公，先朝之宗室也……既而询其世系，知公出自靖江王后，如刘裕之出自楚元也……而公则不然，其能书画及诗如此，何难挟之以走京师，而邀人主之知，如孟頫之学士于元耶？顾隐于方外，以洁其身，非欲异日见祖宗于地下乎？”〔13〕此数言都是在讲石涛的“自匿”或“隐”。这里的问题是，既自匿，又何以“以书画名于扬有年”？又李廷钰题石涛《山水轴》：“往事辛酸莫再陈，雩都遁迹卧云身。机心机事知多少，唯有云山面目真。”跋曰：“清湘老人为明宁献王孙，甲申后始变今名，遁迹雩都，以诗鸣世，后人罕有知者。题画或书大涤子，或署清湘老人，或作苦瓜和尚，其款不一。”〔14〕指出石涛“以诗鸣世”，而不说“以画鸣世”。当然，虽然石涛所受的教育有限，但诗有别才，非关于学，“以诗鸣世”也很正常。又田林的《石涛和尚南还晤于西天禅室》诗云：“人言诞殊甚，多不谓公存。见面翻相讶，高怀未暇论。”〔15〕倪瓒在元末明初之际的乱世，曾一度被传去世，但彼时倪瓒年纪已经很大；而这一年石涛才49岁，社会相对安定，却给人“多不谓公存”的印象，也印证了石涛影响有限。
实际上，在康熙时期，石涛不但没有“自匿”，不但不拒绝“人主之知”，且受到康熙的接见。当然康熙接见他，并不是因为他善画。罗家伦的《伟大艺术天才石涛》说：“康熙于二十三年（1684年）南巡，十一月间到南京谒孝陵，石涛到南京，与康熙相遇；那时候石涛已五十五岁了。这是他谒见康熙的第一次。第二次是康熙二十八年（1688年）石涛年六十的时候，再见康熙于扬州平山堂道上。是谁介绍的不得而知，想来是满州名士白燕堂主人博尔都，因为博氏与石涛是文字书画之交。当时石涛的画名已经很大，在那个环境之下，他又那里能避免。况且人家拜了他的祖宗，他回拜一二次，更是可以原谅的。”〔16〕当时石涛画名是否很大，姑置不论，但康熙见石涛，主要与其身世有关。近些年研究已经指出，石涛曾往京城“寻求发展”，并非拒绝“走京师”，所以在主观上很难讲有“自匿”的愿望。“自匿”说只能反映他当时知名度不高，“名不出扬州”的现实。
石涛去世后的若干年里，颇有点身后凄凉，也证明他当时“名不出扬州”。闵华的《题石涛和尚自画墓门图》谓“石公之姓不可闻，石公之笔今徒存”〔17〕，正是他受冷落的写照。《国朝画征续录》〔18〕卷下《释道济》：“画兼善山水、兰竹，笔意纵恣，脱尽窠臼。晚游江淮，人争重之，一时来学者甚众。今遗迹维扬尤多，小品绝佳，其大幅惜气脉未能一贯。”〔19〕更晚的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卷二：“释道济字石涛，号大涤子，又号清湘陈人，又号瞎尊者，又号苦瓜和尚。工山水花卉，任意挥洒，云气迸出。兼工垒石。扬州以名园胜，名园以垒石胜。余氏万石园出道济手，至今称胜迹。次之张南垣所垒白沙翠竹江村石壁，皆传诵一时。若近今仇好石垒怡性堂宣石山，淮安董道士垒九狮山，亦藉藉人口。至若西山王天于张国泰诸人，直是石工而已。”〔20〕此书写于石涛故后八九十年，从记载内容看，作者是从园林叠石中认识石涛的。可见石涛造园的手艺，给当时人们的印象很深。
（三）“名公卿提唱”问题
汪鋆《扬州画苑录》曾说，因为没有“名公卿提唱”〔21〕，所以扬州有一批画家名气不大。其实，石涛是有“名公卿提唱”的。具体情况如何呢？传为石涛知音的博尔都的《白燕栖诗草》卷四《赠王石谷》诗云：“炯炯双眸鬓若丝，高风如接蕙兰吹。洛阳纸贵人传赋，云汉图成画有诗。五岳岿然方寸地，百篇多在醉残时。翩翩自是承明侣，丘壑于君恐未宜。”〔22〕而本卷《赠苦瓜和尚》云：“风神落落竟忘机，定里钟声出翠微。石火应知着处幻，鬓眉果是本来非。座标海月群心悦，语夹天花百道飞。高步自随龙象侣，惟余元度得相依。”〔23〕两诗恰相先后，对照之下，“石谷”仍然是“洛阳纸贵”。可见博尔都对石涛的推重是有限的。又有“名公”王士禛（祯）《跋石涛仿周昉百美图》：“古今画家，以人物写生称不易作。多因有象，故其难也。今石老惯以写生兼工人物，盖胸中广于见解，一举一动，俱出性情。此数丈长卷，近代诸家有所不为，皆无此深想。惟石老无一怯笔，每逢巨幅，更有潇洒之趣。况问亭先生深究画理，故石老不惜辛劳，当永为白燕堂藏物也。”〔24〕据汪世清考证，此跋当撰于1699年以后〔25〕，最早也是石涛晚年了，但并未对石涛做出明确的评价，且据“石老惯以写生兼工人物”一句看，王士祯对石涛是不了解的。
这幅画，还有名臣李光地的跋。李光地的《跋石涛仿周昉百美图》言：“湘道人画法名满天下，无不推重者也。然寸纸尺幅，皆时史所能；巨卷巨册，乃目之罕见。惟清湘长于图写，能于形容，善于操持，深于布置，盖世士之所不能也。偶过白燕堂中，翻阅古今名迹，诚为不少。及觏清湘百美图，其高过半尺，景长数丈，卷中亭台楼阁、花木竹石，及名媛艳丽袅那，宛然若生，神运种种，各具其妙。岂寸纸尺幅时史之学，而能成此大观也哉？”〔26〕理学名臣李光地说石涛名满天下或有依据，但与前面材料所示石涛生前身后冷落的情况是矛盾的。石守谦《石涛、王原祁合作兰竹图的问题》推测博尔都是“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一”一语的始作俑者，但对照上面博尔都的诗，这种可能性不大。不过石守谦说：“他（博尔都）在1699年曾命石涛为其摹仇英之《百美争艳》长卷，1701年图成后博尔都即携之'求在朝诸公题咏’，其中有时任直隶巡抚之李光地题语云：'清湘道人画法名满天下，无不推重者也。’李光地虽为名臣，亦曾任顺天学正之职，但似罕见他表现对当代绘画之关心，其题语内容因此可能是经过博尔都的指授；而其中所谓'名满天下’'无不推重’，即与王原祁的赞语颇为神似，或许即取自博尔都口中对石涛的宣传吧？”〔27〕这个摹仇英之《百美争艳》，应即《仿周昉百美图》。但李光地若深受博尔都影响，何以王士祯又是另一种情况呢？总之，这点是存疑的。
稍晚，曾做过国子监祭酒的吴锡麒（1746—1818）题石涛画谓“过眼繁华浑似梦，人间犹识苦瓜僧”，〔28〕所述只是平淡的观感。而名士孙原湘（1760—1829）《苦瓜和尚余杭看山图》言“燕园一卷怪峰峦，茶熟香温几遍看。悟出画禅三昧旨，瞎尊终竟胜髡残”〔29〕，则提出石涛胜过髡残。当然，后来还有人说石涛胜过八大。
《虚斋名画录》卷十五《释石涛溪南八景图册》著录了18世纪中叶一些“名公”的题跋。其中雍正甲寅（1734年）许华生跋谓：“予素爱石涛上人画，所藏卷轴颇多。出则载诸行笈，入则挂诸斋壁，未尝一日离也。”〔30〕同一年刘鼎臣跋谓：“吾友睡山先生风雅性成，品藻识高，其嗜绘事也，盖不啻球琳琅玕，象犀珠贝，而于石公墨妙好之尤深，有投以寸笺尺幅者，不惜重价购之。”〔31〕雍正乙卯（1735年）严源焘跋谓石涛《溪南八景图》：“睡山先生搜罗得之，珍赏特甚，几如昔人得戴嵩画，以锦囊系肘自随，其逸兴高怀，殆亦得图中潇洒出尘之致欤。往闻幻霞画入董巨之室，江南好事家以其画之有无为清俗，吾以清睡山，谁曰不可。”〔32〕这些题跋无不表达对石涛的喜爱。而乾隆辛未（1751年）许华生之子许天球在跋中则讲了一个故事：
《溪南八景图》，固延陵故物也。先君子素爱石涛画，吴君景怡慨然持赠。其族蓴野，为余内弟，性耽风雅，先君子常器重之。易箦之夕，命检所贮为遗贶。余窃念蓴野尝观斯图于碧雨山房，见首幅祖祠乔木，不胜敬先之感，后每把晤，必垂注焉，因出以偿夙愿。则延陵故物，仍归延陵，而蓴野之心，慰先君子之志，亦可酬矣。顾先人所爱，终难去心，爰嘱蓴野倩老画师临摹贻我，聊存嗜好之思。昔人有以赵松雪所临玉枕兰亭遗人，而取厥赝本以去者，差堪仿佛其意云尔。〔33〕
毫无疑问，这些评语中，不乏溢美之词。但是否就此断定石涛名满天下，还为时尚早。只能说，这一时期，石涛的影响可能仅限于一定的士大夫群体。石涛去世之后，虽渐受主流社会关注，但也是有批评的。如李佐贤的《跋大涤子墨笔山水卷》说：“王梦楼谓：清湘画不必深入古人格辙，一种淋漓生动之气，殊非余子所及，洵知言哉。”〔34〕这就不是完全的肯定。1943 年陆元同的《石涛遗事》则说：
石涛画当时即为世人看重，而唯梁廷枏颇讥诮之，其所辑《滕花亭书画跋》自称平生绝不喜石涛画，观其题记有云：“行草旁缀，画与字杂乱无章，令人对之作十日恶。”又云：“苦瓜和尚诗去岛瘦郊寒尚远，称画僧犹可当之。此册尚属空门别派，借吟咏以写其孤愤，而未能心契夫超妙幽旷之旨，行法之剑拔弩张是其故态，乃忽杂以精细小楷，咄咄怪事，与所作工笔美人同一喷饭！”〔35〕
这种批评就更激烈。梁廷枏主要活动于道咸时期。如果结合石涛《画语录》来理解，恐怕石涛生前就有类似的批评。总之，石涛是有一定的“名公卿提唱”的，但这些对于他的社会影响作用有限。
二、“大江以南，当推石涛第一”的流行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这段时间，石涛的影响渐扩及长江以南地区，其标志就是“大江以南，当推石涛第一，余与石谷，皆所未逮”一语的流行。自序于1702年的钮琇《觚剩续编·树怪》谓：“太仓王麓台谓：海内丹青家不能尽识，而大江以南，当推石涛第一，余与石谷，皆所未逮。”这是在石涛生前的传说。石守谦认为：“钮琇所记的传闻既未为石涛的朋友所知，亦未受到当时论者的重视，其来源可能是出自某些石涛赞持者的刻意宣传。”〔36〕
这句话，在《国朝画征续录》“石涛传”〔37〕中尚未出现。较早记录这句话的画史著作，是大约1794年成书的冯金伯的《国朝画识》，此书卷十四《道济》转引《觚賸》说：
石涛道行超峻，妙绘绝伦。王麓台尝云：海内丹青家，不能尽识，而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一，予与石谷皆有所未逮。〔38〕
活动于19世纪中期的戴熙也注意到这个说法，他跋石涛《溪南八景图册》说：
世称麓台尝云：东南有清湘在。清湘恃高秀之笔，为纤细、为枯淡、为浓煤重赭。麓台鉴赏矜严，数者当非所取，不知何所见而推尊。今观溪南八境，方识清湘本领，秀而密、实而空、幽而不怪、淡而多姿。盖同时石谷南田皆称劲敌。石谷能负重，南田能轻举，负重而轻举者，其清湘乎。麓台殊不绐我。〔39〕
光绪时成书的汪鋆《扬州画苑录》卷四《释道济》谓：“王麓台司农谓大江以南，当推石涛第一，予与石谷皆有所未逮。”〔40〕这一说法，在晚清民国仍然流传，有时甚至认为是王时敏说的。然而我们可能忽略了的情况是，即便这段话是真的，也不能说明石涛名满天下。相反，“大江以南，当推石涛第一”，实际上否定了石涛名满天下，而证实了他的影响只在长江以南。这种情况应以太平天国运动时期（1851—1864）为界限。
除了“大江以南，当推石涛第一”的流行外，石涛在这一时期影响限于江南地区，还有其他材料可证明。罗天池的《跋石涛山水册》：
清湘诗书画均入逸品，而画尤变化无穷。上自六朝，下及明初各家，无论山水、人物、花鸟、虫鱼，均能会通其妙。余生平所见不下百种，或细极毫芒，或放之寻丈，概以墨气神韵取胜，如入五都市，令人目眩；如读《汉书》，在人意中，出人意表；如听如来说法，随种种求，随种种有。自元明以来，求其美备者，清湘一人而已。粤中藏家每置诸陈老莲、徐文长等派。自谢里甫太史拈出，好事者争相炫耀，每岁必倩人携重资赴大江南搜罗其□。江浙淮扬诸客一岁或数至，亦以是为居奇焉。此亦如江南士大夫家，以有无倪迂画分清浊也。岂绘事通塞亦有数耶？兹际时限，不特无人搜访，即谈者亦极寥寥。对此遗迹，可胜深慨。〔41〕
罗天池是广东人，道光时进士。谢里甫太史指谢兰生，广东人，嘉庆时进士。跋中“兹际时限（艰）”应指太平天国运动。可知在太平天国以前，石涛在江浙淮扬一带已有影响。又因为谢兰生的推重，广东人对石涛也开始注意。1847年，罗天池《跋石涛山水》：
画家有逸品、神品、精品、能品之分。汉魏以绘事迭兴，至唐始盛。迨南唐董北苑乃集大成，而巨师、南宫、房山、子久、叔明、云林、仲圭、石田、思白瓣香南宗，格法大备。厥后崛起者殊属寥寥，即烟客、麓台、元照、耕烟，步趋谨严，而神味未隽。惟大涤子以雄绝之姿，历遭时难，沈郁莫偶，托迹缁流，放情山水，以天地为寄旅，浑今古为一途，万化生身，宇宙在手，每一挥毫，奔赴笔下，此其所以神也。〔42〕
在这段跋语中，罗天池甚至将石涛置于四王之上。另外，跋语中他还说：“余维清湘真迹遗流尚多，何以中丞秘惜若是？及游中州、山左、维扬、闽浙、楚黔大江南北，历观诸藏家所收清湘各迹，无是轴之神妙者，始叹中丞之秘惜为不谬也”〔43〕，表明石涛的收藏已经遍及中州、扬州、闽、浙、楚黔，但仍然以江南为主。
三、太平天国之后
太平天国之后，石涛的名气逐渐超越了“四王”与八大。1882年成书的顾文彬的《过云楼书画记》画类卷五《清湘老人花果册》：“此册皖人于劫灰中拾得，计为花七、为果二，墨笔写生高丽纸上，每幅自题数语。”〔44〕谓石涛画从劫灰中得到，意指太平天国的破坏。1851年至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对于石涛的社会影响是一次大的冲击，但随着动乱的结束，石涛的社会影响很快恢复，渐成收藏界的宠儿。光绪四年（1878年）张熊跋《大涤子设色山水卷》谓：“清湘老人作画笔致苍莽，逸气横生，脱尽画家蹊径。余数十年来获见真迹不少，粗疏野逸之笔居多。今于芸斋周兄斋中出示此卷，不独邱壑奇峭，笔笔有超尘之想，而云山无尽，天趣纵横，展读数过，如入山阴道中，目不暇接，真无上妙品也。宜宝而藏之。”〔45〕作者说“数十年来获见真迹不少，粗疏野逸之笔居多”，一方面可见其搜罗之富，另一方面可知太平天国结束后的十几年，应该是石涛创作产生影响最重要的一段时间。
何绍基是太平天国前后石涛的重要“粉丝”，他在《跋苦瓜和尚画少陵诗意册》中云：“苦瓜和尚作小帧画，至精警盖世。若作大幅，往往气局散缓，意其人似狂实狷，故其画理之精妙至此。余收苦瓜画颇多，而兰竹迹极少，惟见蔡小石处，兰册多至四十余叶，所画兰叶有繁至二三十者，有简至一二叶者，风姿雨态，信手天成，殆为极笔矣。”〔46〕又何绍基的《跋石涛山水册》言：“画至苦瓜和尚，奇变狡狯者，无所不有矣。”〔47〕前引《虚斋名画录》卷十五《释石涛溪南八景图册》，尚有同治乙丑（1865年）何绍基的跋。〔48〕同年何绍基（署名猿叟，押印子贞）题石涛《山水花卉册》谓：“本色不出不高，本色不脱不超。搜遍奇山打稿，岂知别有石涛。”可见其人对石涛颇了解。紧随其后，辛巳年（1881年）押“吴云”印者紧接题曰：“猿（何绍基）书法派本高，论画见解尤超。尝言国朝画家，应推青主石涛。戏用猿叟元韵，题此二十四字发笑。辛巳六月十三日与潞儿同观八大山人书画小册，偶忆及石公此册，因属孙检出赏玩，觉笔情隽雅，饶有逸趣，较八大似别有真实本领。”〔49〕此语似将石涛置于四王八大之上了。
又光绪时汪鋆的《扬州画苑录》卷二：
尝试论之，昔吾扬以画名著久矣，自国朝以来，代不乏人。若论工力与遭际，清痴〔50〕不下于石谷；学问与笔趣，幼孚可近似南田。徒以未获名公卿提唱，遂不得与娄水虞山相提并论……别有清湘恣肆，破格标奇，具广大之神通，括群能而皆善。墨沈酣嬉，竹梅固成绝诣；大力包举，山水另辟径途。窠臼脱而别趣含，邱壑罗而生气岀。司农嗟其难及，耕烟韪为知言，斯固吾扬奇正之精英，康乾艺林之领袖者焉。〔51〕
此语感叹因为没有“名公卿提唱”，扬州有不少高水平的画家都被埋没，其中包括石涛。但要注意，在这段评语中，扬州有一些画家被视作与“四王”并肩的，而石涛则是“恣肆”“破格标奇”，其中“司农嗟其难及，耕烟韪为知言”一语，已经暗示石涛超越了“二王”或者“四王”。
晚清民国时期，石涛的声誉日隆。1916年，邵松年的《跋石涛书画稿》谓：“王太常云：大江之内，无出石师右者。可谓推许之至矣。此卷为瓶麓斋旧物，可称三绝。曾有人以重值欲购，予固不能割爱也。”〔52〕与“有人以重值欲购，予固不能割爱也”对应的，则是程颂万（1865—1932）的《题清湘老人蜻蜓叶图》：“此图著录杨翰《归石轩画记》，余见于武陵贾人，索值甚昂。”〔53〕1928年，黄葆戊的《跋石涛纪游图咏册》也说：“山水平生最爱大涤子。自来海上，即闻有某某家藏其极精之品，未曾寓目，时萦胸臆。”〔54〕这种情况也可由20世纪初编成的《虚斋名画录》所录收藏情况佐证。在此之前，著录中所收石涛作品是很少的，此书在诸种著录中收石涛作品最多。
另外，1842年（壬寅）何绍基题《八大山人画》句“苦瓜雪个两和尚，目视天下其犹裸”〔55〕，尚将石涛八大并置。到1879年潘遵祁的《跋石涛纪游图咏册》则认为石涛在八大之上：
清湘老人，胜国楚藩后也。八大山人亦石城府王孙。两人实相类。张浦山记八大书款类哭之笑之，论清湘画品纵恣，小品绝佳，惜大幅未能一贯。列八大于前录卷首，置清湘于《续录》释子之列，意似有所轩轾。余窃以为，八大乃真能纵恣，清湘实谨严，而上溯荆关，而下追董巨，非八大所能及也。不必八大书款意盖有在而独高之。余尝见清湘著色荷花一帧，题云：东风狂与涂脂粉，睡老鸳鸯不嫁人。其清风高节，何减八大。《画征录》又记八大最佳者松莲石三品，恐亦未能专美于前矣。〔56〕
1915年，宋伯鲁的《跋石涛自写种松图》谓郑板桥称石涛“画法离奇苍古，而又能细秀妥帖，比之八大，殆有过之”，后又说：“郑板桥云：八大名满天下，石涛名不出扬州，何哉？八大纯用减笔，而石涛微茸耳。且八大无二名，人易记识；石涛别号太多，翻成搅乱。然自前清中叶以后，士大夫之讲求书画者，无不知有石师矣。”〔57〕
宋伯鲁这段概括，是有一定道理的。客观上看，石涛的社会影响，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当然，他在1915年讲这话时，仍然说“南越人得其片纸，宝若照乘”，并没有说石涛有全国的影响。宋伯鲁说清中叶后“士大夫之讲求书画者，无不知有石师”，如前所述，在这段时间的确有几位重量级的人物对石涛的艺术表示了尊重。
四、著录所反映的石涛的影响
画家受社会关注程度最好的标尺，就是其作品被收藏的情况。1701年（辛巳）二月石涛曾自题《山水册》曰：“年来书画入市，鱼目杂珠，自觉少趣。”〔58〕从这句话看，石涛生前的书画市场不但存在，且已有作伪。如果是一般画家，不可能如此。但从清代最重要的收藏著录来看，情况又不尽然。
从清代以来最重要的著录来看，王石谷被收藏最多，“四王吴恽”不但在画史上，即便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其地位也是无法撼动。从收藏角度来看，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前，石涛的社会影响仍然有限。具体情况见表1〔59〕：
表1 重要著录收藏石涛作品
其中清代陶樑的《红豆树馆书画记》八卷，此书卷四著录王时敏3件、恽寿平1件、王石谷3件；卷七著录《恽王两家山水册》1件，其中南田、石谷合璧1册；卷八著录《明大涤子桃源图》1件、《明八大山人花鸟》1件、清王时敏2件、王鉴1件、王石谷1件、王原祁1件。其中《明大涤子桃源图》陶氏谓：
署款大涤子，旁有徐青藤题句。《画征续录》称释道济字石涛，号清湘老人，又号大涤子……余按《觚剩》述王麓台言：海内丹青家不能尽识，大江以南当推石涛第一，予与石谷皆所未逮。吴肃公《街南文集》亦云：予不善竺乾氏教，而与石师游，以画以书以诗，是石涛至国朝康熙间犹存。文长则为前明嘉靖时人，距鼎革时一百余年，远不相及。且石涛作画，奇情异景，层出不穷，此帧醇古郁茂，门径□别。大涤又为余杭名胜之区，畸人逸士，往往借以自号，或别有其人，姑存之俟考。〔60〕
据此文可知《红豆树馆书画记》唯一著录的这件作品是否石涛作品，还是存有疑问的。从收藏情况看，清代画坛“四王吴恽”的格局是存在的，其中王石谷作品被收藏最多，吴历被收藏最少，石涛情况与吴历类似。结合清代绘画著录的情况看，石涛在清代一直有影响，但不及“四王”那么大。
五、石涛热的形成
以上所引著录中时间最晚的《虚斋名画续录》，书前有甲子年朱孝臧序及庞元济自序，可知此书成稿于1924年。可以看到，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前，画坛仍然是“四王吴恽”的格局。但同时也可以看到，此书对石涛作品的著录也是最多的。其实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石涛的社会影响开始超越“四王吴恽”，也就是说，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石涛热形成。对于这个判断，我们还有如下理由：
其一，1929年，陈小蝶撰文《从美展作品感觉到现代国画画派》，将当时所见中国画作品可分六派，其中以学石涛为主的“新进派”排在第二位。他说新进派：“以石涛为主，辅以髡残八大……盖苍头突起之军，而亦复古诸家之畏友也。”〔61〕“苍头突起之军”，即指这一派是迅速发展起来的。〔62〕陈小蝶写作时间是1929年，从时间上推算，亦应以20年代中期为宜。
其二，来自黄宾虹的观察。1930年黄宾虹作《近数十年画者评》，指出清咸同之际，工绘事者多墨守前人陈迹，每况愈下，其原因在于董其昌四王以下，辗转临摹，习非成是：“遂置唐宋元人之矩矱于不讲。数十年来，又以汤雨生、戴鹿床配四王。江浙之间，依赖传摹，以为衣食计者，不可偻数。优孟衣冠，画事之真传，凌替极矣。大抵朝市之子，多喜四王汤戴；江湖之俦，又习清湘雪个。画事流传，三江称盛。其余诸省，因地因人，各守家法，倚于一偏，殊其风气，特出之士，无多觏焉。”〔63〕这是此文前的总论。但从这篇文章来看，也仅在这总论中提及石涛的影响，其余文字所述画家，则多有师法“四王”的。且又说：“京师近二十年来，画家无不崇尚石谷。”〔64〕按此意，似乎石涛的影响亦不及“四王”远甚。但考虑到黄宾虹所观察者，其范围已涵盖“近数十年”，则亦宜将石涛的崛起归于20年代中期，是相对合理的。
其三，俞剑华的总结。1947年俞剑华作《七十五年来的国画》谓：
自民国十六年（1927年）至二十六年（1937年）。这十年期间，北平的画界已日渐消沉，虽有湖社之组织，然大势已去，无能为力。上海方面，则于吴派消沉后，代之而起的是石涛、八大派的复兴时代。石涛、八大在“四王吴恽”时代，向不为人重视，亦且不为人所了解，自蜀人张善孖、张大千来上海后，极力推崇石涛、八大，搜求遗作，不遗余力。而大千天才横溢，每一命笔，超轶绝伦，于是，石涛、八大之画始为人所重视，价值日昂，学者日众，几至家家石涛，人人八大。连类而及，如石溪、瞿山、半千，均价值连城；而“四王吴恽”，几无人过问了。〔65〕
这个观察将石涛热归于张氏兄弟的推崇，时间也涵盖了1927年至1937年，但在大范围上与我们将“石涛热”归于20年代中期并不矛盾。
20世纪30年代，“石涛热”已经基本成型。1933年，林风眠作《我们所希望的国画前途》就说：“最近是石涛八大时髦起来，于是中国画家就彼也石涛、此也八大起来！”〔66〕1934 年关松坪《论石涛》也说：
当清之初叶，一言画家，则人莫不知有四王吴恽，而石涛则阒焉无闻。当时独王烟客称之，〔67〕谓大江以南，当以石涛为第一。郑板桥亦亟称之，深惜其名不出维扬。此二人外，知者甚鲜，可见真赏鉴之难得也！历二百余年，至于今日，画道益隆，鉴赏亦精，皆知石涛之画，有大过人者；一如昌黎伯之文章，五百年后而益显，石涛之画，亦何莫不然。于是画界为之风靡，市侩因之居奇，虽断简残轴，动值千百；殆与江南士夫，以有无倪迂之画以辨雅俗，如出一辙。此岂石涛当年所能逆料耶？〔68〕
可见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石涛的社会影响已相当大了。
余论
虽然“石涛热”起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但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正式出版的美术史著作中并未将石涛推到很高程度。
1925年成书的滕固《中国美术小史》在论述这一时期的美术界时，对石涛及扬州画派只字不提。他对美术史常识的缺乏也令人惊讶，他说：“王原祁是王鉴的儿子，王鉴是王时敏的儿子，祖孙三代，都能画。”〔69〕作为最重要的画派，他将娄东派的血缘关系竟然弄错了，所以他的结论——包括他无视石涛的存在，似乎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20世纪30年代初，余绍宋的《书画书录解题》卷十二《著者时代及著书年分表》“释道济”下谓：“《桐阴论画》云：王时敏称大江以南无出石师右者，是与时敏为同时人，但未详其所据。”〔70〕并因此列石涛于明代。其实关于石涛简单情况，秦祖永是有介绍的，不知余氏何以出此言。另外，《清史稿》谓“道济”，名称不对，也是不熟悉的缘故。
1935年出版的郑昶《中国美术史》曾言：
明季之乱，士大夫的高洁者，常多托迹佛氏，以期免害，而其中工画事者，尤称三高僧，即渐江、石涛、石溪。渐江开新安一派，石溪开金陵一派，石涛开扬州一派。画禅宗法，传播大江南北，成鼎足而三之势。后人多奉为圭臬。新安派宗元人，笔多简略，便于文人；金陵派法宋人，笔多繁重，合于作家；扬州派稍为后起，亦宋元非宋元，笔多繁简得中，宜于文人作家二者之间。〔71〕
在此书中石涛作为三僧之一被列入，石涛只是在这一时期诸家中的一家。1936年成书的俞剑华《中国绘画史》说：
清代之山水画，以作家与作品之数量上观之，可谓极一时之盛。然细一究其实际，除明末遗民如道济八大髡残梅清龚贤等能自辟蹊径，不为时习所囿，而卓然有以自立者外，其余无量数之作家，十之九以临摹为不二法门，近仿吴派，远师公望，千篇一律，不特毫无变化，亦且每下愈况，较之明画更为不如。末流之弊，空疏枯淡，如槁木死灰，不复能成画矣。〔72〕
俞氏此论，也并没有将石涛置于很高地位。直到傅抱石，情况发生变化。1941年傅抱石的《石涛上人年谱自序》：
今上人之迹遍宇内，其受世界之尊崇亦日益深，上人果如何人邪？上人以天潢贵胄，托迹禅悦，故世系生平，永永不倾。上人死去盖二百数十岁矣！传之者无虑数十家，傥是篇得尽此民族艺人于万一，宁非毕生之幸也与。〔73〕
石涛在美术史家眼中的至高地位才开始出现。但这也许只是傅抱石个人意见。同一时期胡蛮的《中国美术史》则说：
清初四王山水齐名，盛称于世，而王石谷融合“南北宗”，尤为后人所宗法。清初，恽寿平为花鸟画的大家，其后，蒋廷锡和邹一桂等都名重一时。清代的花鸟画逐渐的超过了山水的发展，这也是由于文人画巨潮汹涌的影响……工笔写生逐渐没落，放逸的豪放的“写意”逐渐抬头。从八大山人（朱耷）和石涛和尚开始直发展到“扬州八怪”，这种流风余韵，还成为近代画家的宗师。〔74〕
此书将石涛与八大放在一起讲，侧重于石涛是花鸟画家的一面，讲山水画仍然以四王为尊，忽视了石涛山水画的成就，对石涛的认识不够深入，也谈不上极端推崇。
总体来看，民国画学著述对石涛的了解不够，其原因或在于，石涛的影响主要在收藏界，学界往往滞后于收藏界。民国以来学界揄扬石涛最有力者是曾留学日本的傅抱石，傅抱石受日本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其他美术史著作主要是国内的编译，这种反应就迟钝一些。（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近世绘画思潮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BF101）
注释：
〔1〕与本文相关的议题，可参考张长虹《三百年来石涛的社会形象研究》，《艺术探索》2015年第4期。
〔2〕石守谦《石涛、王原祁合作兰竹图的问题》认为王原祁以轻视的心理补画了石涛《兰竹图》：“唯一的理由便是王原祁与石涛之间在当时之艺坛上确实存在着声望地位的极大差距；这种差距使得王原祁很'自然’地以一种近乎指导的态度，提笔'修正’了石涛《兰竹图》上的坡石。”（石守谦《风格与世变——中国绘画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4页）
〔3〕见汪世清《石涛诗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页。
〔4〕[清] 王摅《芦中集》，卷四《广教寺访喝公石公二大师》，《四库未
收书辑刊》（以下简称“未收”），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捌辑22—489页。
〔5〕按卷首谓此作于戊午（1678年）九月至癸亥（1683年）三月。
〔6〕同〔3〕，第 324页。
〔7〕同〔3〕，第331页。
〔8〕《虚斋名画录》，卷十五《释石涛山水花卉册》，《续修四库全书》（以下简称“续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1册第115页。
〔9〕[清] 陈仪《陈学士文集》，卷十五《石涛画黄研旅诗册题后》，未收玖辑17—458页。
〔10〕同〔3〕，第333页。
〔11〕同〔3〕，第344页。
〔12〕同〔3〕，第320页。
〔13〕同〔3〕，第323页。
〔14〕汪世清《石涛诗录》第248页载有1979年荣宝斋春节书画展中石涛《山水轴》李廷钰题。又谓：“今知，石涛既不是'宁献王孙’，又从未到过雩都，更不是朱容重之子，特揭出其谬误，附记于此。”
〔15〕《石涛诗录》第207页《石涛东下后的艺术活动年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石涛四十九岁时。
〔16〕罗家伦《伟大艺术天才石涛》，《京沪周刊》1947 年第1卷第17期，第11页。
〔17〕[清] 闵华《澄秋阁集》，卷二《题石涛和尚自画墓门图》，未收拾辑21—516页。
〔18〕郑秉珊《八大与石涛（下）》：“张浦山著《国朝画征录》，列八大于卷首。后来在乾隆年间到扬州，才得见石涛的画，因此石涛小传，仅列入续录中。此后清史稿，国朝耆献类征，清画家诗史，清代学者像传，国朝书画家笔录，国朝画识，国朝书人征略，桐阴论画，都有石涛的记载，但大都根据张浦山所做的传。惟康熙间江阴陈定九鼎，除作八大传外，还有石涛传，叙述都较详。”（载于《古今》1943年第33期，第14页）
〔19〕[清] 张庚《国朝画征续录》，卷下《释道济》，续修1067—158页。
〔20〕[清]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二，续修733—592页。
〔21〕[清] 汪鋆《扬州画苑录》，卷二，续修1087—657页。
〔22〕[清] 博尔都《白燕栖诗草》，卷四《赠王石谷》，未收捌辑23—429页。
〔23〕同〔22〕，未收捌辑23—430页。
〔24〕同〔3〕，第328页。
〔25〕同〔3〕，第328页。
〔26〕同〔3〕，第329页。
〔27〕《风格与世变——中国绘画十论》，第349页。
〔28〕[清] 吴锡麒《有正味斋诗集》，续集卷二《题大涤子画卷二首》，续修1468—541页。
〔29〕[清] 孙原湘《天真阁集》，卷二十一《苦瓜和尚余杭看山图》，续修1488—125页。
〔30〕庞元济《虚斋名画录》，卷十五《释石涛溪南八景图册》，续修1091—109页。
〔31〕同〔30〕，续修1091—110页。
〔32〕同〔30〕，续修1091—110页。
〔33〕同〔30〕，续修1091—110页。
〔34〕[清] 李佐贤《石泉书屋类稿》，卷七《跋大涤子墨笔山水卷》，续修1534—699页。
〔35〕陆元同《石涛遗事》，《立言画刊》1943年第250期，第18页。
〔36〕《风格与世变——中国绘画十论》，第349页。
〔37〕同〔19〕，续修1067—158页。
〔38〕[清] 冯金伯《国朝画识》，卷十四《道济》，续修1081—675页。
〔39〕同〔30〕，续修1091—110页。
〔40〕[清] 汪鋆《扬州画苑录》，卷四《释道济》，续修1087—686页。这句话并非转引《国朝画征续录》。
〔41〕同〔3〕，第341页。
〔42〕同〔3〕，第340页。按后题识“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季冬十二月观于羊城如如交修馆。新会罗天池六湖氏题识。”
〔43〕同〔3〕，第341页。
〔44〕[清] 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画类卷五《清湘老人花果册》，续修1085—249页。按此书前有“壬午秋日”自序，即1882年序。
〔45〕[清] 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卷三十六《大涤子设色山水卷》，续修1087—383页。
〔46〕[清] 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卷十二《跋苦瓜和尚画少陵诗意册》，续修1529—240页。
〔47〕同〔3〕，第338页。
〔48〕同〔30〕，续修1091—111页。
〔49〕同〔8〕，续修1091—112页。
〔50〕清痴指王云。按汪鋆《扬州画苑录》卷一《王云》引王逢原《江都县续志》：“王清痴名云者，工画。尝以荐入都供奉内廷者十七年。”（续修1087—637页）
〔51〕《扬州画苑录》，卷二，续修1087—657页。
〔52〕同〔3〕，第343页。
〔53〕程颂万《楚望阁诗集》，卷三《题清湘老人蜻蜓叶图》，续修1577—193页。
〔54〕同〔3〕，第347页。
〔55〕《穰梨馆过眼录》，卷三十六《八大山人画》，续修1087—386页。
〔56〕同〔3〕，第339页。
〔57〕同〔3〕，第344页。
〔58〕同〔3〕，第242页。
〔59〕统计主要以目录标题为主，合作视具体情况统计数字。
〔60〕[清] 陶樑《红豆树馆书画记》，卷八《明大涤子桃源图》，续修1082—405页。
〔61〕陈小蝶《从美展作品感觉到现代国画画派》，《美展》1929年第4期，第1页。
〔62〕按《史记·项羽本纪》：“少年欲立（陈）婴便为王，异军苍头特起。”集解引应劭曰：“苍头特起，言与众异也。苍头，谓士卒皂巾，若赤眉、青领，以相别也。”又索隐引如淳云：“特起犹言新起也。”
（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9页）而将“特”易为“突”，则强调其速。
〔63〕黄宾虹《近数十年画者评》，《东方杂志》1930年第1期，第155页。
〔64〕同〔63〕，第157页。
〔65〕周积寅等编《俞剑华美术史论集》，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页。
〔66〕林风眠《我们所希望的国画前途》，《前途》1933年第1期，第1页。
〔67〕民国时期常见将烟客与麓台混为一谈，如郑秉珊。
〔68〕关松坪《论石涛》，《文华》1934年第44期，第25页。
〔69〕滕固《中国美术小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影印本，第50页。此书有民国十四年（1925年）作者的弁言。
〔70〕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713页。
〔71〕郑昶《中国美术史》，中华书局1935年版，影印本，第106页。
〔72〕俞剑华《中国绘画史》（下册），《民国丛书》第4编第62册，上海书店1937年版，第170页。
〔73〕傅抱石《明末石涛上人朱若极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2页。
〔74〕胡蛮《中国美术史》，群益出版社1946年版，影印本，第159页。
韦宾 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