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致电新四军，没有说撤高敬亭的职，言外之意是已经放弃高敬亭
安排这一切的，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这是历史的纠缠和报复。
1939年5月26日，叶挺尚在江北，在江南的项英以叶挺、项英署名，发自泾县呈蒋委员长的密电中，在汇报整理新四军四支队并请求增发军费时，有“拟请准将高敬亭撤职以示警诫。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富畏罪潜逃，恳准予通缉”。当时叶挺正在江北，此电应为项英所发。这可见当时军部对高敬亭的态度是撤职，以示警诫。
1939年5月底，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青龙厂，以军部名义发出命令，令高敬亭到淮南下塘集军部开会，军部要听取东进情况汇报。那时从舒城东、西港去下塘集，必经青龙厂。这也是叶挺、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戴季英布置的。军部同时命令九团开赴寿县吴山庙整训，并派郑位三、郭述申前往九团解释并督促执行军部命令。军部同时派赖传珠去舒城县东、西港冲，以整理四支队后方问题。七团由参谋长秦贤安任团长，徐海珊任政委。
高敬亭这次是认认真真地动身前行，他带着万海峰等二十余人的警卫排，把他的教导大队也带上了，前往下塘集参加会议。这时高敬亭本人也东进了。杨、曹事变，可能让他也有点心虚。
据史玉清回忆：高敬亭是“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家”，告别才九个月的女儿出发了。万海峰率二十多名警卫战士跟随他走在前面。李世安、江岚指挥的教导大队三百余人，跟在后面，向青龙厂前进。东、西港这里还设有留守处，负责人为王占元、叶雯，另有交通队一百余人。
这是一次悲壮的行程。这时已是初夏，农历小满之后，芒种之前。白天，皖东平原一片生机，杨树满身翠绿，路边秧苗含苞孕穗，大地瓜蔓绵绵充满生机；夜晚，皖东平原天空是满满的圆月和繁星闪闪的天河。一路上，村庄和树林里不时传来歌声：
“太阳照红了东方，春风吹动着麦浪。我们自由地走，纵情地唱，在这广大的平原上。”
可是高敬亭却感到霜重露冷，秋风肃杀，战马嘶鸣。在路上，高敬亭说：“为什么杨、曹逃跑之事，前指不向我报告？我到下塘集怎么向叶军长报告啊！”
可是事已至此，一切都迟了。6月4日，高敬亭在青龙厂被“扣押”。
合肥东乡的青、白龙厂（现属肥东县）地区，相传是明代官军的养马之地，曾有良马白龙驹、青龙驹在此死后安葬，故有青龙、白龙之地名。民国时期，这里已成为两个小集镇，设有青龙厂乡和白龙厂乡乡公所。这里早在抗战初期就有了游击队的活动。
青龙厂小街西边的核心建筑是褚老圩，是当地开明绅士褚俊斋兄弟三人的庄园，建有五幢七架一百多间青砖小瓦房。庄园坐东朝西，原因是这一块地形东高西低，只有因地起势，就地造屋。整个庄园五路通后，每路十六间。褚老圩四周有围沟护庄，当时开挖的围沟有近四丈宽、一丈多深。沟的南面建有高大的围墙，北面开挖两道水沟，一般人难以逾越。围沟南北筑有坚固的闸门吊桥，内放土炮两门及五十多支火筒枪用作自卫。沟的四周三百多棵枝叶繁茂的橡树，遮天蔽日，绿荫浓浓，从远处几乎看不见房屋，封闭性强。在家乡已遭沦陷，四支队挺进敌后的形势下，四十八岁的褚俊斋毁家纾难，尽以圩内房屋田地粮食支持四支队抗日，并积极协助进驻部队发动群众，筹办军需。
1939年3月，新四军四支队司政机关和特务营到青龙厂及定远吴家圩一带活动。四支队七团团部带着一个连借住褚老圩。未几，林维先率四支队司令部移驻褚老圩。戴季英率政治部到达离青龙厂不远的李家圩子八团驻地。当时，新四军四支队在这里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建立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政权，成立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儿童团等，先后成立了中共青龙厂支部、青龙厂区委、中共合肥中心县委。从此，褚家圩子就由地主庄园变成了合肥东部地区抗日中心，褚氏家族也由地主家庭转为革命家庭。这里被称作江北“小延安”。褚俊斋也于同年参加新四军四支队，新中国成立后为安徽省政府文史馆馆员，1977年去世。
周骏鸣后来回忆：有一天军部电召我从津浦路东来到军部褚家圩子附近八团驻地。我去见叶挺军长。叶挺军长说你同高敬亭同志没有什么矛盾，你去把他请来。我当然服从啊。我带一个警卫班，骑着骡子在青龙厂四周寻找，因高司令行动秘密不易找，找到下午快到一个村庄余家圩子时，看到有个部队散开，对我进行防御，等见了面才认出是李世安带的教导大队。他认识我，我也认识他。这样就找到了高司令员。
一见面高敬亭首先问我：“你来干什么呀！”
“很久没有见到司令了，来看看司令员。”周骏鸣依然保存着团长对支队司令的尊敬和亲切。
“我现在搞得不好呀，杨、曹叛逃，于我不利呀。”接着高敬亭又说，“戴季英主任要负责。当时我要处理，他不让处理。”杨、曹出逃震惊了高敬亭，他的头上好像压着一大团愁云惨雾，周骏鸣的看望也没有能驱逐掉他的忧愁。
周骏鸣知道高敬亭和政治部戴主任矛盾很大，没有多说话。
晚上周骏鸣就住在高敬亭的司令部里。他说：“高司令，叶军长在褚家圩子等你，要我来请你。”
“这次去，军部不知是要关我的禁闭，还是要摘我的兵权！”高敬亭显得有点沉重。
此时，周骏鸣发现高敬亭流露出一种悲哀的、柔弱而又善良的表情。
第二天吃罢早饭，周骏鸣约他一同去军部，高敬亭说：“你头里先走吧，我后边就跟着去。”
身经百战的高敬亭没有从空气中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对自己的军部和军的领导人是充分相信的。虽然他和他们有争论，可是他相信军部对他来说是绝对安全的。
褚家圩子曾作为四支队司令部，高敬亭来过。现在作为军长临时驻地，大门口架了机枪，圩子四周布满了哨兵，戒备森严。哨兵都换成军部特务营的，高敬亭一个也不认识。高敬亭没有多想，带着三名警卫人员刚进了褚家圩子大门，连叶军长的人影还未见着，警卫人员就被军部副官处处长黄序周和唐参谋部署好的警卫战士缴了械。又上来几个人把高敬亭揪住，他的佩枪也被下了。高敬亭感到不妙，他吃惊地大声喊道：“你们要搞什么鬼把戏，我是来开会的，我要见叶军长！”
但根本没有人答他的话。比高敬亭大三岁的黄序周厉声吼道：“我们这是执行军部的命令！过一会儿你就会明白！”然后将高敬亭自前及后，送到褚家圩子最后一进住宅的门房里关押起来。门外放了双杠。
与此同时，黄处长派部队包围余家圩子，缴了高敬亭留在青龙厂的万海峰等二十多名警卫战士的枪，并把他们也扣押起来。
而后，叶挺军长请教导大队队长李世安和政委江岚去褚家圩子。叶挺说：“李世安，你是高敬亭的卫队长，也是光荣的红军战士和新四军战士，现在我以军部的名义命令你，高敬亭不执行命令，已经被关起来了，你要保证部队不出问题。否则，拿你是问！”李世安当时蒙了。正当他不知所措之际，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来了，叫李世安和江岚回去将教导大队集合起来，向指战员说清楚，高敬亭违抗命令已经被关押。叶挺军长过江来就是处理高敬亭问题的。你们要稳定情绪，确保部队不出问题。
李世安当然不能违抗军长和支队政治部主任的命令，否则不仅他个人处境危险，整个部队也将面临危机；因教导大队是高敬亭的基本队伍，一旦激化矛盾，后果不堪设想！李世安按照要求，回去安定部队，做教导大队的工作。
李世安回去后即将教导大队三百余人集合，由政委江岚和自己分别讲话，传达叶挺军长的指示精神，要求部队保持稳定。
这个教导大队就是红二十八军时期赫赫有名的手枪团。对高敬亭的警卫排和手枪团来说，这是第一次面临两难的选择。这是些久经考验的，由大别山纯朴农民组成的警卫部队，人人身怀绝技，二三十人也别想近身，而且对高敬亭绝对忠诚。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敌人只要听到高敬亭司号员的军号，手枪部队的枪声，就会吓得屁滚尿流。如果此时高敬亭是被敌人所扣，他们会拼命，会凭自己的勇敢冲进去，会用自己的生命，从百万军中抢回高敬亭，抢不回高敬亭，那是他们的耻辱！可是此时，下令缴枪的是军部，是他们熟悉的戴主任，来缴枪的又是自己的战友，他们满心狐疑，可是又不得不束手听命……很多战士都流下痛苦而又委屈的眼泪。
三天后，戴季英指示抽调教导大队的一批手枪，装备新成立的支队警卫排和缺手枪的营连干部。教导大队很多同志想不通，这些枪是手枪团干部战士的珍爱之物，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比生命还要珍贵，多年征战，双方有了很深的感情。因为不满缴枪，有二十余人离队。接着，军部又派从延安来的原红四军第三十六团团长杜国平来教导大队接替李世安担任大队长。随即，李世安也被撤职关押。这李世安是来自六安县的“红小鬼”，后来在战争中重新崛起，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一开始扣押高敬亭是和平的，叶挺还要周骏鸣去看他。周骏鸣去看他时，高敬亭正和一个红二十八军的干部在谈话。高敬亭坐在一把椅子上，像个大病初愈的人，一向坚毅的脸上挂满了迷茫和疲惫。周骏鸣一进屋，高敬亭就把脸转过去对着墙，根本不理周骏鸣。高敬亭一脸怒容，现在还有什么话说？
周骏鸣想，高司令，不能怨我啊！
叶挺将扣留高敬亭的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军部。中共中央书记处于6月15日致电新四军军部。
四军：
中央决定派徐海东去皖整理四支队，担任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不日由延安同胡服一起赴皖。望你在配备干部时注意。
中央书记处
十五日
在皖南的军部立即将这封电报转致江北指挥部。
中共中央的电报虽然没有说撤职，但事实上撤销了高敬亭的职务，只是没有明说，可能担心对高敬亭本人和部队震动太大。因为部队处于危难之境，是非常时期，应从稳定部队情绪考虑，宜慎重。我们从这封电报中感受到中共中央对高敬亭的失望，认为四支队屡次抗命，显然是由于高敬亭的错误造成的，对他不再采取挽救的方针。
这封电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共中央在那个特定时期放弃了高敬亭。现在很多人说中共中央有电报同意杀掉高敬亭，很可能正源于这个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