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中立《父亲》宣告“人”的时代终于来临
[摘要]这些被载入美术史册的关于父亲的绘画，正是画家对于亲情与社会的敏锐观察和深沉关怀。
《父亲》
这周日就是父亲节了，我们特意选择了两组关于父亲的绘画作品。任伯年的《羲之爱鹅图》描绘的是深沉的父爱，而35年前罗中立的《父亲》横空出世，宣告了一个神的时代的结束、人的时代的到来。这些被载入美术史册的关于父亲的绘画，正是画家对于亲情与社会的敏锐观察和深沉关怀。
1978年，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征稿消息让各地的年轻画家进入了激动而紧张的创作状态。对于当时的中国画家而言，参加各级官方举办的展览，在展览上夺得奖项，是他们展现艺术才华并且获得社会认同的唯一方式。此时，就读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的罗中立正憋着一股劲，想要借这次机会画一张“超过所有同学的非常写实的作品来给大家看看”，这种迫切想要证明自己的冲动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的普遍心态。
《守粪农民》
除夕夜的守粪老人
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重获学习机会的那批大学生，大多不是从校门到校门的普通学生。他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有过上山下乡的艰苦经历。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和长期受到压抑的知识分子独立性思考，令他们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所以，当罗中立在一个雨雪交加的除夕夜里，看到公厕旁边一个忍饥挨饿的守粪农民的时候，他那种双手插在袖中靠在墙边扁担上的僵硬姿态、那种呆滞麻木的神态与周围人家团聚的喜悦气氛间的巨大反差，瞬间震动了画家的心灵。夜渐深，除夕的欢闹渐息，罗中立仍然难以平复内心的复杂感受，“只见昏灯下他仍在那儿，夜来的寒冷将他'挤’到粪池边的一个墙角里，身体缩成一个团，而眼睛，一双牛羊般的眼睛却死死盯着粪池，如同被迫到一个死角里、除了保护自己之外，绝不准备作任何反抗的人一样”。眼前的这一幕让罗中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他要为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去喊叫。这些一生勤恳的农民，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如此的贫苦，在同情、怜悯、感慨中，罗中立记录下了最初的《守粪农民》。
然而，这幅《守粪农民》虽然记录了起初引起罗中立心灵震动的一幕，却并不能让他满意，一目了然的情节性表现还没能摆脱他之前画文学插图的套路，而他最初的那些强烈的感受在直白的叙事中也变得单薄。此时的罗中立需要的是一次自我突破，他要回到那个最初让他对农民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
1965年，在四川美术学院附中读二年级的罗中立来到了离家二百多里的大巴山双城村插队，住进了邓开选老人家里。当邓开选看到年纪轻轻的罗中立时常因为自己的“白专”帽子而心事重重时，老人说：“我是农民，我的本分就是种地；你是学画的娃，你的本分就该好好画画。”这番再朴实不过的话，像父辈粗糙有力的双手一般，给罗中立彷徨的心灵带来了深沉的慰藉。
回到农村寻找“父亲”
回到大巴山的日子，罗中立想要表现的情感变得更加复杂，从《守粪农民》到《粒粒皆辛苦》，再到《生产队长》，罗中立既同情怜悯那些老实贫穷的农民，也感激他们在动乱年代苦苦地支撑着这个国家，那种饱经生活风雨后坚守做人本分的态度，更是让他对养育自己的父辈产生了深沉的爱与敬意。
《粒粒皆辛苦》
《生产队长》
这种情感内涵和视觉追求，推动了罗中立逐渐把心目中的农民形象，从《守粪农民》的情节环境中不断放大，凸显为一个近距离俯身捡拾粮食的身影。然而，罗中立对于这个几乎撑满画面的农民形象仍不满意，在接下来以邓开选老人为原型的《生产队长》中，他干脆只留下一张布满皱纹的脸庞，让这饱经沧桑的面容赫然矗立在观众面前。这幅《生产队长》的画稿，罗中立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江山保卫者》，他想传达的是：这些贫苦的农民在养活了我们的同时还保卫了这个国家。从这一稿的视觉效果来看，它已经很接近于罗中立最终创作完成的《我的父亲》，但占据整个画面的面孔所对应的内涵似乎还是狭窄，距离那种能够令每一个观众动容的典型农民形象仍有距离。
和领袖像一样大的父亲
最终，罗中立去掉了旧军帽和军用水壶，将形象还原成了最普通的农民。象征着丰收的金色背景与撑满画面的褐色面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生活的艰辛贫苦在他的脸上留下了密布辙痕般的皱纹，干裂的嘴唇和渗出的汗珠似乎暗示了他刚从烈日下的田间劳作中得以喘息，树皮般粗糙笨拙的双手正将盛在粗瓷碗中的酽茶送到嘴边。
当罗中立最终把这一稿定名为《我的父亲》的时候，他觉得所有那些他感受到的情感：同情、怜悯、感激、尊重，还有他对于生养自己的父辈深沉的爱，这些都糅合进了眼前这副面孔中。此时，罗中立想要画一个在视觉上比较强悍的作品的冲动越来越强烈，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把这个农民的面孔画得跟领袖像一样大。选择在一个两米多高的画布上描画一个普通人的巨大头像，当时受到美国照相写实主义影响的罗中立只是觉得，只有把尺寸放大，才能画出毛孔和汗珠，才能让看画的人感觉到肌肉的颤抖。出乎意料的是，在那个刚刚走出革命狂热的年代，罗中立这幅跟领袖像一样大尺寸的农民头像立刻引起了轰动，其影响远超艺术审美范畴，人们认为：它宣告了一个神的时代的结束和一个人的时代的到来。
罗中立的“父亲”形象如此艰辛贫苦，完全是当时中国社会农民的真实写照。当很多人在罗中立的画室中看到这幅作品时，都善意地提醒他最好不要把这幅作品送去参展，因为在“文革”思维的惯性下，这样一幅将中国社会现实的贫苦展现给人们的作品，不啻于直接质疑现行的社会主义政策。罗中立听从了美协一位领导的建议，在“父亲”的耳朵上加了一支圆珠笔，以此区别于没有文化的旧社会农民，使这幅作品最终取得了参加全国青年美展的机会。
人性光辉穿透了历史
当全国青年美展的评委吴冠中在中国美术馆的展厅中看到《我的父亲》时，他分明从这幅巨型头像中看到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的父亲缩影，于是这幅作品有了一个更为凝练有力的题目——《父亲》。那一年的全国青年美展因为评委间意见分歧而将评奖的权力交给了观众，罗中立的《父亲》以八百多票被选为金奖，比第二名多出七百票。
当时很多观众在这幅画前沉思良久，也有很多观众当场落泪，这不仅因为一个被放大到与领袖画像同样尺寸的普通农民面容在画家悲悯的观照下折射出了中国社会的过去和现在，更因为这张面容展现出一代人的父辈在中国社会剧烈变革中经历的风雨磨难和他们身上本分淳朴的品质。
从八十年代《父亲》第一次亮相，它不断被人们言说和解读，时过境迁，它的每次展出仍能引起不小的轰动。《父亲》在八十年代初期的轰动，一定程度上是源自它对农民的深情观照，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经历了长期动乱后深刻反思疲弊残破现实的思想潮流相契合。但是，《父亲》的魅力不止于它的历史意义，它可以说是新中国以来实践现实主义理念过程中诞生的最为感人的作品，更是在经历了政治对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的长期干扰和扭曲后，重新回归到现实主义本质的成功创作。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为数不多的引发社会轰动的现实主义美术作品，罗中立的《父亲》把“文革”中受到否定和践踏的人文关怀，重新注入现实主义艺术追求中。画家以独立的思考去表达他们对于现实人生和生命个体的尊重，《父亲》与同时期 “伤痕”美术、乡土现实主义的诸多经典之作，由此获得了穿透历史的力量，今天站在它们面前的观者，仍能被其人性的光辉深深感动。（文/丛涛）
和领袖像一样大的父亲
他一画成名，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时代的开始...
2020-11-12 17:00
“他经历过那个特殊的年代，做过工人，与农民同吃同住，一幅画让他从籍籍无名到家喻户晓。那幅画，宣告了“一个神的时代的结束，一个人的时代的到来。”
一幅农民画像，震惊世界，并拿下中国青年美展金奖。而它的作者，只是一个在老师眼中，还只会画连环画的大三学生。画画，是孩提时代，就种在他心中的梦想种子。他赤脚走十几里路，只为看看心目中的艺术殿堂。为了画画，可以不顾一切。也因为画画收获了爱情……
他还为中国带来一所顶级美术学院。梦想的种子，终于长成参天之木。他就是罗中立。
01
我想当一名画家
1948年，罗中立出身于重庆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爷爷是教私塾的老先生，父亲的书法很好，家里堆满了私塾的各种书籍，笔墨纸砚。
幼年时期的罗中立，除了喜欢画画，还是一个喜欢阅读的人。那时候，娱乐教育资源非常有限，小人书成了童年重要的文化生活。
几个小伙伴凑钱买几本连环画，坐在条凳上，传阅小人书，那种快乐伴随着整个成长过程。
罗中立画的连环画
第一次萌生想当画家的想法，是他在歌乐山中学读初中的时候。恰逢儿童节，有个国际儿童绘画展在香港举办，学校为此专门设立了兴趣小组，鼓励学生们报名参加。罗中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画了一幅作品叫《雨后春耕》。描绘的是春雨过后，一个农民在田野里耕地的情景。出乎意料的是，这幅作品竟成功入选，主办方给他寄来一张证书和一元钱的稿酬。一元钱对罗中立来说，那是个大数目啊！那时候，一个家庭月收入也就十几二十元。
从那时起，罗中立便告诉自己，我要当画家。然而，成为画家哪有那么容易？为了考入四川美院附中，罗中立可谓费尽心思。
02
走出学校，走进达县
这世界有一种人，无论身处何地，无论顺境逆境，贫富与否，他都有能力让枯燥的生活开出花来，罗中立就是这样的人。
1960年，为了咨询考学情况，罗中立和哥哥在川美附中的同学约好，放学后校门口见。那一天，他从小龙坎出发，舍不得把鞋子弄脏，打着赤脚走了近两小时，赶到黄桷坪。快到黄桷坪时，他又在池塘边把脚上泥洗干净，再穿上鞋。“看着校门口进进出出的人群，我感觉他们每个人头上都有一顶光环。”他一个人安静地坐在校门外，等待着哥哥的同学，但一直到天黑，人也没有出现。
机缘巧合之下，川美一位老师的母亲把他带到男生寝室，让他住了下来。“那一夜，下着雨，我通宵未睡，太激动了。我进入了川美附中，还住了下来，第一次觉得自己离艺术殿堂那么近。”
罗中立作品《屋檐下的小孩》
四年之后，罗中立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川美附中。曾经的梦想照进了现实，他深知眼前的一切来之不易，唯有刻苦学习才能不负韶华。
然而，在那个”讲究“的时代，满校都是政治标语，罗中立画个画都要偷偷地翻墙出去画。学校里唯一的一套《世界美术全集》，锁在玻璃柜里，他每天围着它转。到了周末，他一手馒头一手画笔，一画就是一整天。只可惜事与愿违，等到他高中毕业时，政治运动在全国已是如火如荼。罗中立毅然决定去离家200多公里的达县，当一名钢铁工人。
“那个时候很荣耀，穿一身劳保服，有劳保皮鞋，有线织白手套。每个月还有白糖、一点猪油，这在当时都是稀缺物资。我觉得终于脱掉了知识分子的皮，走进了工人阶级队伍，成为他们的一员。心里非常高兴，在车间里干活非常卖力，跟我的师傅，跟我的师兄弟们，钻在锅炉里面，最吃苦、最笨拙的活都抢着干。”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各行各业都开辟了自己的专栏，作为重点单位的达钢，更是排在了县城主街的“头版”位置。罗中立因此成了宣传画员，攒下不少人气的同时，也让他遇见了一生挚爱陈柏锦。
两人一起爬长城
虽然只是一次擦肩而过，但陈柏锦的倩影总是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罗中立迫切地想要再一次遇见她。
带着这样的憧憬，罗中立一等就是三年。三年后，在朋友的撮合下，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罗中立一辈子也忘不了，第一次和她约会的场景。后来，东风桥也出现在他的画中。
东风桥
陈柏锦的母亲，是达县唯一一所高中的校长，面对眼前这个前途不明的文青，自然不乐意把宝贝女儿交给他。“你们过几年再谈吧！”罗中立听了，当即立下豪言壮志：“我可以靠画画养活她！”
后来，他真的靠画画养活了一家人。
罗中立作品《故乡组画》之一
03
1977 没有冬天
1977年，对于很多人而言，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它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那一年，关闭十余年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四川美术学院要在达县招生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当时，许多文青想要抓住这次机会，开启新的人生道路。但罗中立忙着打家具组建一个新家庭，哪还有心思回学校参加高考呢？
直到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天下午，罗中立突然接到女友陈柏锦打来的电话。
“罗二哥，爸爸妈妈说，现在机会送到家门口了，达县这么多画画的，你的学生都去考了，你还不去报名？！”陈柏锦的这个电话，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当晚，罗中立从锅炉房下班，背着画架，沿着大巴山下的州河，摸黑走了十几里山路，才赶到县城的招生组。谁知，报名已经截止了。心急如焚的罗中立，深知如果这次错过了，他这一生也许与艺术无缘。
幸亏招生组里有一位他从前就读四川美院附中的老师，网开一面，他才顺利搭上1977年高考的末班车。有人说，1977年没有冬天，无数青春的梦想，在那个冬天生根发芽。
1978年，已过而立之年的罗立中，考入川美，成为班上年龄最大的一名学生。此时，已是他到达县的第十年。而现在，他将回到出生长大的地方，踏进曾经梦寐以求的艺术殿堂。
罗中立（前排左一）与达刚的工友们的合照
04
因《父亲》成名
阔别十余年，今再见，春风依旧。川美的校园里，到处散发着自由的气息。像罗中立一样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这里纵情成长。“文革结束了，重返校园已是一种大开放、变天的感觉，可以自由画画，可以放声高歌，没人再说你是'白专’，是很痛快的四年，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四年。”
大学头两年，罗中立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连环画上。他画《水浒故事》《曹操的故事》，陆续被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令同学们羡慕不已。然而，他这些小爱好，在油画老师眼里却成了不务正业。“罗中立我看你好好画连环画算了，油画你是画不出来的。”
他的油画老师或许从未想过，这个在他眼中只会画连环画，画不出油画的学生，不久将会因为一幅油画震惊中国画坛。
罗中立作品《初雪》
1980年，随着国家的开放，各种艺术流派涌入中国，山城重庆也不例外。川美的夏天，热似火炉。学生们的热情，却如一缕清泉，浇灌在每一寸土地上。正在读大三的罗中立，和许多年轻人一样，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
罗中立在画室
为了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他开启了新的尝试。但想要在众多艺术生中脱颖而出，就像在过独木桥。
十年的大巴山生活，为他提供了创作源泉。令他记忆犹新的是，自己第一次离开家，去大巴山深处一所村小学当美术教员的日子。那一年，他住在一个叫邓开选的老人家里。山里没通电，上完课、开完会，天一黑他就回土屋睡觉，和邓大伯聊天。
而当时的他，常常为自己是“白专”分子而苦恼，为人忠厚老实的邓大伯开导他说：“我是农民，我的本分就是种地，你是学画的娃，你的本分就该好好画画。”这番朴实无华的话，像父辈粗糙有力的双手一般，给罗中立彷徨的心灵带来了深沉的慰藉。
这一次，他想画一个农民。
罗中立重返大巴山与邓家人在一起
在罗中立看来，乡土题材值得用一生去创作。他画牧粪的农民，画粒粒皆辛苦的农民，画一位复员军人，但这些都不能深刻地表达他心中的农民形象。最终，他决定按照领袖人物肖像足寸刻画的普通农民头像。
那段日子，罗中立光着膀子，蜗居在一间不足十平米的阁楼里，画着《父亲》脸上的皱纹。“每天把同学画完的颜色板上刮下来的废弃颜料拿过来做底，用干掉的馒头渣渣和在里面，做得很粗糙，做了底之后再在上面慢慢地、一笔一抹的画出来，有的颜料要刮，但尺寸太大画刀又刮不下来，就从家里带了把菜刀来刮。”
空间不够，他就把画架支在画室的对角线上。画布太小，他就请教研室的秘书将两块画布一针一针地缝起来。
“有一天晚上，暴雨说来就来，雨点打在身上突然冷起来，半夜惊醒。那一瞬间，大家一下子都集中在洞口，每个人都抱着自己的枕头、毯子，挤在那，路灯照下来，每个人的脸上都有光，但每个人都不说话，一个个地排队钻下去……”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创作环境下，罗中立的画终于完成了。
高2米16，宽1米52的画布，金色背景之上，一个大巴山农民的形象，被毫无矫饰地搬上画布，如此清晰，如此真实。
古铜色的面孔上，布满了沟壑般的皱纹。额头上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滑下眼角，那是辛勤的汗水，还是苦涩的泪水？
干裂的嘴唇，残缺的牙齿、稀疏的须发纤毫毕现。苍劲有力的双手捧着一只粗瓷茶碗，指缝中还残留着干农活留下的泥垢。他的眼神定定地望向远方，似乎闪烁着一丝光芒。
《父亲 》画于1980 年，现藏于中国美术馆
这幅画，立刻引起了巨大争议。上了年纪的老师劝他：“这幅画很危险，你最好不要拿去展览。”但这幅“危险”的画，还是走进了中国美术馆的展厅，并以800多票拿下金奖，比第二名高出700多票。
罗中立的名字，一夜之间被大家知晓。油画《父亲》，也成为划时代的作品。有人说，它宣告了“一个神的时代的结束，一个人的时代的到来。”
罗中立在大学时期创作
05
留学回国，成为院长
年少成名的他，从未停止过对艺术的渴求。1983年，罗中立迎来了继高考后的又一次机会。他成为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前往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学习。
“我觉得这辈子再也不会有机会出国了！每个地方都不想漏过，一张张地读画、做记录，那是转型期的开始，对我来说充满了新奇、渴望，如饥似渴。”
罗中立和陈柏锦在比利时
在国外，罗中立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氛围。当时还是个穷学生，他坐着火车去看展，和同学一起在高速上举牌子搭顺风车。背着行李袋，走到哪，看到哪，画到哪。
回国后，老院长叶毓山先生希望他接任院长职务，但他只想把精力投入到创作上。直到1997年，川渝分家，学校的一些骨干老师转向成都发展。在美院这种士气低潮的背景下，罗中立临危受命，重振川美。担任院长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很痛苦，欲哭无泪。只有当自己走进画室，闻到熟悉的颜料味道，才会感到很满足。
罗中立大学时代（在作品《春蚕》前）
“真想明天就退休。”带着这样的念头，罗中立一干就是17年。在他17年的院长生涯中，他时刻都在提醒自己保持专业状态。
手稿作为一种练习，能让他不至于脱离艺术行业。而在管理上，他将教学理念比喻成酿酒，必须打好的窖才能酿出好的酒。
川美，这个他曾待了近40年的地方。如今，由他和团队一起合作，打造的川美虎溪校区，从全球141件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亚洲地区唯一获奖的优秀公共艺术项目。
川美虎溪校区
有人说，川美虎溪校区，是罗中立超过《父亲》的一件作品。但这于退休的罗中立而言，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这些年来，《父亲》成了中国“最忙”的老人。而很多人只知道《父亲》，鲜少有人知道除了《父亲》，他笔下还有许多中国农民形象。
在他看来，画农民像画自己，画地道的中国人，画中国人特有的人文性灵，一点没有隔离之感。
《春蚕》
有人说，优秀艺术家大致有两种：一种主要靠灵气、靠天分；另一种主要靠修炼、靠韧性，显然罗中立更多地属于后者。
从工人到学生，再从学生到院长，这一路走来必有得失。但他从未停止过学习，从未停止过创作，即使是在那个特殊时代。
罗中立现已年逾七旬，依然没有停下自己的画笔。如今，他已名满天下，载入中国美术史史册。“参天之木，必有其根”。寻迹而去，他今天成就的梦想起点，或许是孩提时代翻过的一本小人书，或者是初中时拿到1块钱奖金的《雨后春耕》。
一粒小小的梦想种子，只要孜孜不倦去呵护、锲而不舍去浇灌，终会长成参天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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