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鸿彝:先秦的社会调查与国情统计

  社会基本情况与动态动向的调查研究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工作,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对此十分重视,认为这是“强国安民”的必要措施。

  先秦对社情调研的高度重视《周礼·秋官·小行人》明文规定:代表王室到各地去的“使者”,要认真作社会调查,其基本内容有五大方面:考察调研并登录各地生活与生产资料状况,研究万民的社会生活环境、生存条件的利与害,形成一份“调查报告”;考察调研各地礼俗、政教、刑禁的贯彻执行状况,有无阻力,并予以登录;研究社会犯罪现状、治安现状,有无触犯刑律条令者,要登录各种犯罪情况,形成“专题报告”;研究社会状况的恶化表现及其因素,按照天灾、人祸、荒芜、困穷等项一一登录;考察良性秩序下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考察营造和乐安宁社会的具体要求。总的说来,要求各地把上述五大主题调查清楚,各为一“书”,定期向周天子汇报,以使天子能够详知天下大势,以便制定对应政策。

  上述周代“小行人职责”的几条规定,皆事关国家安全与社会治安。看来,我国古人对社会治安状况有非常集中的关切。近现代欧洲发展起来的“社会统计学”之基本内容也包括类似的几项:社会生活条件统计、物质生活统计、社会秩序和安全统计、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参与统计等。

  先秦国情统计春秋时期,争霸中的各国无不重视“社会生活条件统计”,无不重视对人口、土地、赋税、车马、粮食、刍草的记籍与核查。在春秋首霸的齐国,国相管仲就把社会调研定为各级官员就任时的首务。他明确提出的从政纲领“国轨”,就是以“计农事”“计六畜之产”为中心展开的。管仲把统计与行政如此有机地结合起来,说明他有高度的统计自觉。在《管子》的《问篇》与《枢言》《八观》等篇中,都反复强调了这种社会调查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其《问篇》就提出了七十多个问题供调查用,而且每个问题一般都要求作量化说明,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治安、生产、生活、民风、民情等各个领域。比如下列问题:独夫、寡妇、孤穷、疾病几何人也?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理园圃而食者几何家?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家?身何事?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外人来游在大夫之家者几何人?国之子弟游于外者几何?一民有几何人食也?男女有巧技能、备利用者几何人?国所开口而食者几何人?城粟军粮其可以行几何年也?处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率众、莅百姓者几何人?吏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男女不整齐、乱乡子弟者有乎?人之所害于乡里者,何物也?所捕盗贼、除人害者几何矣?(《管子》)这些问题,都直接关系到一个地区的警事管理状况。能作这样的普遍调查,即使在今天,也是有意义的。

  齐国如此,另一大国楚国也抓住了“统计”这一兴国的关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楚国司马蒍奄,按照执政令尹子木的要求,在这一年里,完成了登录全国山林、泽薮、川原、皋隰之数的任务,他还弄清了各地兵甲器械的总数。他日夜奔波,“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潴,町原防,牧皋隰,井衍沃,量入修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真是不辞劳苦,用上了一切统计调查手段。楚国就是这样振兴起来的。

  秦国是战国七雄之首,它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秦之强盛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的。商鞅要求调查的社会状况很实际,仅关于人户登录的就有“十三数”,即十三项指标:境内仓口数、人口总数、壮男数、壮女数、病弱数、老人数、官员数、士子数、“以言说取食者”数、商贾数、马数、牛数、刍草数。这十三数所反映的,正是国家在平时能够组织利用的生产力,以及战时能够统一调遣的战斗力,反映着国家实力及其发展潜力、发展趋势。可以说,在商鞅的头脑中,有一套社会调研的指标体系。他不满足于一般地知道人口数量,而要求通晓反映人口质量、人口构成、人口关系的一组有机数据。他是有科学头脑的。

作者简介:陈鸿彝,曾执教于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中文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文学系。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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