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楷《刁遵墓志》，唐人若徐浩、颜真卿等皆胎息于此

魏楷精品除了《张黑女墓志》，还有《刁遵墓志》值得介绍，此碑与《郑文公碑》都有得一比！它应该被推荐为初学楷书者的最佳范本。有人认为学楷书必唐楷无疑，其实是一种偏见。虽然魏楷出现较早，甚至可以称为楷书的雏形，但相比法度森严的唐楷，却是简单的多。梳妆打扮，各有所好，但总觉得清纯靓丽要比浓妆艳抹要更引人注目，这叫“道法自然”。再说了，我们的老祖宗有一条规矩“取法乎上”，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初学楷书，还是选魏楷为佳。这里没有任何贬低唐楷的意思，只是想说，学了魏楷，可以更好的学唐楷，一样道理，如果初学者在唐楷和田楷之间考虑，就必选唐楷啦。

《刁遵墓志》全称《雒州刺史刁惠公墓志铭》，北魏熙平二年（五一七）十月刻。清雍正年间从河北省沧县西南之南皮县废寺中掘出，曾递经东陵刘克伦、盐山叶氏、南皮高氏、南皮张之洞等人收藏。原石现在何处不详。出土时右下角即缺失，真书，二十八行，行三十三字。碑阴剥落过甚，记其家族官职姓名。以刁遵上代仕士东晋，颇为显要，祖畅为刘裕所杀，父雍逃至北方，复为北魏所重用。刁氏是渤海世族，此志记述刁遵家世政绩．此墓志于清早期在河北省南皮县一废寺址出土，右下角出土时已残，缺150余字，中间漫漶20余字。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乐陵刘克纶从友人处访得，并以木板补残缺处，刻跋于其上，不久又毀，再以石补。

《刁遵墓志铭》书迹盛名自清初显于世迄今未衰。传闻当年河北南皮县刁公楼耕人得此志于刁氏墓中，石缺右下角。出土年代有二说：一谓雍正年间，一谓康熙末年，后者较确。刁遵事略，载于《魏书．刁雍传》内，颇简，此志可补史书所缺。原石曾经乐陵高氏、石氏、渤海刘氏、南皮张氏递藏，今归山东省博物馆保存。

清代碑学兴起，众说纷纭。晚清更有“尊魏派”的康有为大声疾呼，盛赞魏体正书，他在《广艺舟双揖》中指出：“北碑当魏世，隶楷错变，无体不有。综其大致，体庄茂而宕以逸气，力沉着而出以涩笔，要以茂精为宗。当汉末至此百年，今古相际，文质斑敷，当为今隶之极盛矣。”

“北朝碑刻中书法，以北魏和东魏为最精，风格多样，如百花争艳，光怪陆离，使人应接不暇。”北朝墓志数量之多为前所未有，其书法也极精彩。志石因体积较小，往往要求石质精细，由于书写方便，可发挥书法的细微特色，而镌刻细膩，能表达笔画之变化，同时长期埋在墓中很少损泐，所以是研究古代书法的最好资枓”。北朝墓志清初只有《刁遵》、《崔敬邕》几方传世，少而弥珍，人争赏之；迄清末民初元魏墓志才在河南一带大量出土，达数百方，为嗜古者争相购藏，于右任、董康、陶湘等各家收有许多魏志精品，众妙攸归，令人神往，至此令《刁遵》，《崔敬邕》再不能专美于世了。

前人对《刁遵墓志》书风褒誉之词甚多，不能一一列举。当今，亦有学者持有不同看法。先师吴玉如先生擅写北碑，偏爱《张猛龙碑》和《元略墓志》尝谓“如欲习行草，能将《元略》入门，庶可得三昧。”《元略志》用笔与二王息息相通，结构似不同，实则由质而妍，亦自然趋势。颇怪称北碑者必与二王分门户，而使汉隶并。故宗是说者，其书法亦终不能悟古今之变也。必为朴拙之形，乃益增丑怪之相。

“吴师对《刁遵志》有微词，曾面示：“习《刁遵志》当善于取舍，此志用笔有些习气，若赵伪叔故作姿态，宜戒之。“王襄先生将《李璧墓志》笔法化为已有，自成一体，他对《刁遵志》的评价委婉陈词：“此志拓曩重艺苑，石后归张文清公家。拓本之旧方题言之甚详，可为审定之据。近时洛中元魏宗人墓志出土甚夥，书法皆妙，或与此类，佳者或过之。果广收元氏志拓，固足自喜矣．然藏古家于刁拓每斤斤搜访，捐重金收入，岂力求备欤．抑亦有可贵者在耶？”笔者认为吴王二师所沦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刁遵墓志》出土时间最早，可谓“始作俑者”，享誉二百多年，各家所赞并非妄语，那是基于当时的客观情况。只是“地不爱宝”，后人眼界更宽，今日所见到的元魏墓志中确乎有“过之”者也是事实。但它仍属于“拔乎其萃”的上乘书品。进言之，《刁志》书风之妙处，可依其拓本之新旧、劣优而辨识其神采完足与否，看初拓本刀下现笔，点画道劲，若新发于硎；见晚拓本笔画变肥，臃肿模糊，而茫然若失。断曰：名志旧拓贵乎在斯。

以刻石墓志为代表的北魏书法，大都具有粗犷、豪放、雄强的风格，但又有鼓弩为力的习气，然亦有迵异时外者，《刁遵墓志》即是一例。此志以“有六朝韵致而无其习气”，又以“雨晋风流”和“结束体庄和、风神爽朗”名世。清刘克纶跋云：“兹志端楷古秀，盖去晋未远，而风格尤存。且今之书法自唐而溯晋，以志书法则由晋以开唐。”清民世臣在《艺术舟双楫》中云：“北魏《刁惠公墓志》与《经石峪》大、《云峰山五言》、《郑文公碑》为一种，皆出《乙瑛》，有云鹤海鸥之态。]又：[《刁惠公志》最茂密。予尤爱其取势排宕，河南《圣教记》，其书右行，从左观至右，则字字相迎，从右看至左，则笔笔相背。”又：“《刁惠公志》最茂密，平原于茂字少理会，会稽于茂字欠工夫。《书评》谓太傅茂密，右军雄强。雄则生气勃发，故能茂；强则神理充足，故能密，是茂密之妙已概雄强矣。”

魏碑中属墓志铭者有《元桢墓志》、《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吊比干文》、《刘贤墓志》、《司马景和妻墓志》、《皇甫驎墓志》、《孙叔协墓志》、《张黑女墓志》、《元略墓志》、《元怀墓志》、《元诊墓志》、《元寿安墓志》、《封君夫人长孙氏墓志》、《元珽妻穆玉容墓志》、《故城阳康王元寿妃之墓志》、《司马显姿墓志》、《元倪墓志》、《于仙姬墓志》。墓志铭为北碑的另一大宗，产生于东汉末年，是埋入地下的堪碑。后来发展为一种石刻品类，体制多样而精致。已出土的北魏墓志达二、三百方之多，大都为精美秀整的楷书。其中著名的如《张黑女墓志》、《元显隽墓志》、《皇甫瞵菡志》、《刁遵莛志》、《崔敬邕墓志》、《元晖墓志》、《石婉墓志》、《李壁堪志》、《鞠彦云墓志》、《元瑛墓志》、《司马悦墓志》、《元怀墓志》、《元倪墓志》等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北魏墓志以元魏王室贵族的为大宗，书丹者当多为当时名手，镌刻者亦非平蹐之辈，故书法以精美严谨为主要特征。如果说造像记反映了民间书法的面貌，那末以元氏贵族为代表的墓志则反映了上层贵族的书法面貌。综观二者，方可见北瑰书法的慨貌。墓志书法与造像记的典型《龙门二十品》不同，更多地反映出魏晋楷书的遗貌，较为规范，字里行间渗透着书刻者小心翼翼与毕恭毕敬的神情。其与南朝墓志、唐楷的相近的情形，透出楷书发展演进的消息。

魏碑书法风格的出现与演化，有其深远的时代背景，北魏墓志当为魏碑书艺之完美体现者。墓志铭虽为颂德述事，其书法却保留了一段鲜活的书史。北魏墓志书法与造像题记不同，墓志书法更显其端庄规整，多出自宫廷书手的精湛技艺，引领着一代书风。北魏墓志刻工技艺之精湛亦不可疏视，或典雅庄严、浑穆沉重，或朴拙自然，或灵动诙谐，刻工走刀石上，皆能毫厘不爽。通观魏志书法，可见初期之阳刚风骨，中期之隽逸灵秀，后期之娟秀柔润。

《刁遵墓志》向以“父雍本”为贵。计有李铁桥、赵世骏、夏宜滋、朱鼎荣、张笑秋各家所藏。寒斋早年收得刁志新旧拓本十数种，内有一本渤海王氏旧藏初拓志阳志阴俱全的剪装本。虽经“十年动乱”劫洗，幸喜初拓本尚存，彝字未损本和王国均精拓本也各留其一，足资对照。近日重检手边资料与几种初拓本相比校勘，而略有所识，随手写来，以求正于方家。

《刁遵墓志》初拓本是一九四七年夏我在天津北门西荣耀华字画店巧遇的。此本当时不为人识，照付廉价购回后，即送请王襄、陈钟年两位先生审阅，陈老狂喜，大呼“真神品也！“欣然力之题签。后因对此拓无刘克纶木刻跋字而生疑窦，遂请方药雨先生鉴别，方师定为初拓，并题长跋。越数年，方师又在张笑秋新收志阳初拓本上題跋，略称：”最初拓雍宇未泐称“父雍本”。虽然同一“父雍本”要亦有辨，必将九行侯所二字、十六行薨宇完见，方为“父雍本”第一等，否则次矣。求“父雍本”不可得而求“曾祖彝本”，次而又次矣。于是以乾隆二十年渤海刘克纶木刻跋字争新旧。夫舍石本文字完泐不论，而以木跋是重，甚无谓也。不知初拓固有无跋者，先见杨鲁貪一本嘱题，予疑在末归刘克纶或刘未加跋以前拓，决其为最旧。既又见张笑秋君一本足与匹敌，皆第一等物。不识者以无跋而贱售，识者反以无跋而巧得，此亦近今之墨綠趣谈，杨张二本尚已。张本更有说者，足证予前鉴之非谬。张本拓后余纸有二大印，“戴王纶印”，“乙未榜眼”，不假。戴王纶，字文极，号经碧，为默菴先生后嗣，顺治十二年乙未榜眼。据此知刁志出土相传雍正年间，当在雍晓康初。闻志石先归乐陵高氏，再归渤海刘氏，后归南皮张氏，石质松脆，时见驳落，顾可但就中间刘氏跋本以定拓之新旧乎独怪此本曾经赵伪叔沈均初考藏加印，而不为订正何也？”（见一九五四年方药雨所辑《拓墨鉴题稿本》）。此本为蝴蝶式剪装（剪条个别错位，故个别处文义不贯）计十一开（志阳七开，志阴四开）。拓本前面扉页上钤有一方“渤海王氏考藏图书记”（白文）印痕，是知此拓最初为刘克纶同里王家所有，当在刘氏刻跋以前，或与汪节韩跋本年代相近。此拓墨色异于常本，古朴沉厚，呈暗灰色，且不浸字口，笔画清晰，神采宁静。志阳志阴较晚拓本共多八九十字，尤其志阴多宇处可以补正史书，具有重要价值。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