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铁兵：遥远的故乡
王铁兵
多年来，在我心底潜藏着一个梦一样的地方，我一直把它当成故乡。但是，故乡没有我的任何亲人，我和我的父母并不是在那出生，我们匆匆离别后，从此，它成了遥不可及的远方。
那时候，太阳落山很晚，日子过的很慢。我目睹了很多故事，绝大部分被时光的滤网过滤掉了，留下的只是模糊、支离的影像。
这些影像在我脑海里无数次重现和放大，我努力去搜寻，希望它呈现出更清晰的画面，发现我忽略掉的细节，可惜最终得到的也只有这些。我把所有零碎的记忆一点点拼接，像用碎布补过的旧衣服，记忆的底色中，尽管只有黑、蓝、灰三种单调的色彩，但在我的眼里，确是一幅斑驳多姿的画面，曾经炫目了我的童年。
黑龙江省西部的平原上，一个叫做讷谟尔的小火车站，距离它十几里外有个部队农场，还有一个村庄。农场是从军多年的父亲转业前的最后一站，我们在那儿生活了三年多。
农场和村子中间隔了一条道，我是部队的孩子，是村学校的学生。1978年，我刚满6周岁就走进了学校，由于是计划外的生员，学校并没有预留我的教材。于是，父亲就按照课本的样式亲自手绘两本教材。不久，学校把新书发到了我的手上，这时我才觉得自己是个学生。
我每天挎着军用书包和部队的孩子们结伴上学。上学的路有两条，多数时候我们穿过部队大院，走一段平坦的沙石路。有时也会从部队的西边迂回去学校。这条路并不好走，其实根本没有路，是好大一片地，我踩着一行行隆起的田垄，向着快乐的方向出发。
学校有多少老师、多少学生，有几间教室，我全然没有记忆，但是，杨校长和教我的两个年轻老师我还有印象。杨校长的头发向后梳着，儒雅和善，身上一股浓浓的书卷气。女老师姓贾，我一直觉得她是一名好老师，可惜课上的情形一点都没保存下来。只记得有一次在部队院内的路上遇见了她和另外一人，我还很腼腆的和她打招呼。而那位不知道姓名的男老师在课堂上背对着我们，却拿着一个小圆镜子偷偷观察学生们的一举一动，他在镜子里搞笑的表情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中。
发生在课堂上的故事永远没有课下有趣。学校就在村旁，我和同学有时会走进村子，看从一间间泥草房的屋檐下飞进飞出的燕子。一同学很认真的告诉大家，不要去伤害燕子，否则眼睛会瞎的。其中有个同学不信，偏用弹弓不停地射向燕子，几天后，他的眼睛现出了红血丝。我们都说这是打燕子该有的后果，那个同学从此再没有将弹弓瞄向燕子。
关于学校，只有这些记忆，没有课堂上的学习，没有回家后的写作业。在全家搬到饶河以后，常听母亲在新邻居面前，说我上一年级放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作业写完，然后再出去玩。尽管都忘了，但我多年坚持的学习习惯，让我相信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
相比学校，对部队的记忆要丰富一些。部队是一溜儿平房，前面的院子里有宣传栏，有绿树和鲜花。后面是很大的晾晒粮食的场院，西面两排红砖瓦房供部队家属居住，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十几个家庭生活在一个大院，不同口音的人相处的融融洽洽。
我的家住在前排砖房的最西头，隔壁邻居家有一对朝鲜族姐妹，妹妹李金爱和我同学，个头明显高出我许多，她家的卧室和厨房带有典型的朝鲜族特色。她的父亲和我父亲是同年转业，如果没有记错，一家人应该回到了朝鲜族人口较多的哈尔滨五常市。这排长长的房子中间是一家姓张的四川籍军官，三个孩子长的很壮实，排行第二的张明丽是我的同学，至今我家里还保存着一张他们的全家福。我猜想，大概两家关系还不错，也许她的家中会有我家的一张照片吧。
后一排房子住着部队的彭政委、石场长以及其他人家。彭政委的小儿子是孩子王，手里从不离弹弓，大家总围着他转。我们常跟在他屁股后面，看他在粮食丰盈的粮囤那边打鸟。后来，他的父亲转业到江西省乐平县，任县人大主任。八十年代后期，给我父亲寄来一封信，里面还提到我的名字，问起我的学习。这排房子最东边是冯海东的家，他的父亲也是一名团职干部。他有个姐姐，好象还有个哥哥。我俩的年龄和个头相仿，平时总在一起，时间久了就成了好朋友。后来他的母亲病逝，小小的年纪遭此家庭变故，我听到消息很为他难过一番。
那年夏天的一个中午，一齐放学回家的九个孩子，在部队院内的花坛里，留下了一张宝贵的照片。拍照的是一名部队军官，他两岁多的儿子站在我和冯海东的中间，和这群哥哥姐姐们以及摇曳的丁香花灿烂地笑着，不久，九个孩子以及其他的小伙伴们在经过短暂几年的相处后，又跟随着父母奔向四方，此后再无音讯。
在部队生活的日子里，我认识了野外一种叫塔头的植物，在被惊起的野鸭子藏身之处，捡拾一枚枚鸭蛋；体验了冬天用舌头去舔铁皮，生生撕开的火辣辣感受；见到站满大院的人们，观看周总理去世的记录片时齐声恸哭的震撼场景。曾经跟随着母亲同部队家属们坐在带蓬的军车里，去德都县的五大连池欣赏火山岩石；也曾经在去往北安县的路上，看到不断延伸的水泥路面，居然在阳光的照射下像镜子闪闪发亮；也曾在一群士兵的围观起哄声中，我和冯海东一身泥土，搂抱在一起摔跤的场面；也曾在露天场地观看电影《暴风骤雨》，记住了反面角色韩老六和他标志性的老头帽，以及我被父亲强迫戴上老头帽哭着去上学。
我问过儿子他六七岁时发生的事情，他摇摇头一脸茫然。有些人和事一旦散失了，就永远找不回来。在我零星的记忆中，唯独没有听见军号声响起。生活在部队大院，每天几次嘹亮的军号，我竟然毫无印象，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甚至有些不可原谅。
有时越是回忆，就越迷茫，越失落。我时常在梦里回到了家，这个家是我迁到饶河之后的那栋老房子。那个遥远的家，也许太过飘渺，让我在梦境里很难寻找。我担心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记忆的衰退，这些少的可怜的记忆从我大脑中流失。一个没有故乡记忆的人，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我和故乡隔着重重山岳、条条江河，它位于嫩江之畔，我在完达山麓、乌苏里江之滨。九十年代中期，我一度产生了回去看看的念头，如果当时去了，一定能看到我想看到的一些人和物。但是现在，我却没有了信心，国家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每个角落也都是一场巨变。
不知道曾经的小伙伴们，如今身在何方，你们现在生活的还好吧，是不是也会时常怀念一下当年部队的生活，我们共同的往事，偶尔念叨几个人的名字，会不会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