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面具与乌托邦》：面具即真颜？

《面具与乌托邦：墨西哥人民及其文化剪影》是墨西哥思想家萨穆埃尔·拉莫斯的重要作品，出版于1934年，是拉丁美洲哲学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作品，让拉莫斯成了墨西哥国民性批判的开山鼻祖。去年8月，这本拉丁美洲的经典思想文献首度引入中文世界，为中国读者带来了一把开启墨西哥思想界大门的不可或缺的钥匙。不过，中国和拉美之间毕竟横跨历史、语言、文化等诸多鸿沟，难以一步跨越。作为中国人，在阅读本书时，多少会在潜意识中代入自身的中国经验或者时代性立场，忽略墨西哥的语境，从而造成新的误读。本文将从20世纪20年代墨西哥思想界的几位重要人物入手，尝试勾勒《面具与乌托邦》的思想背景，由此进入拉莫斯的文本，理解并反思作者的思想。理解了拉莫斯的思想背景，人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面具与乌托邦》的开创性；同样地，理解了本书的开创性，人们才能更好地借由作者的局限来修正自己的视角，更准确地理解墨西哥、理解拉美，乃至理解自身。

萨穆埃尔·拉莫斯出生并成长于墨西哥西南的米却肯州，父亲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文化素养很高的知识分子。拉莫斯从小就在父亲的熏陶下阅读荷马史诗、《堂吉诃德》《一千零一夜》等名著，并在青年时期进入医学院学习。不过，父亲的过世对他造成了重大打击。1916年，他陷入了一场改变人生的精神危机。他决定前往首都墨西哥城，在首都军事医学院求学的同时，旁听当时已经有着广泛影响的思想家安东尼奥·卡索的哲学课程。正是通过卡索，拉莫斯充分认识了自己与哲学的关系，走上了耕耘思想的人生道路。

萨穆埃尔·拉莫斯

安东尼奥·卡索和另一位墨西哥著名思想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在20世纪初一同发起了“青年协会”，掀起了反对哲学实证主义的人本主义运动，不仅在认识论上反对奥古斯特·孔德、赫伯特·斯宾塞等人，也在方法论上拒绝使用实证主义对墨西哥进行社会分析。卡索的研究更多地是从拉美历史出发，认为墨西哥的文化状态，从西班牙人征服起，就一直处于一种难以自洽的状态。西班牙人的征服本身就是一个两难：它将两个处于不同演化阶段的民族强行嫁接。之后从欧洲借鉴来的民主政体也注定难以推行，因为墨西哥不具备一个同质化的社会。他对同时代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更是带着轻视的态度，不仅认为这是对欧洲意识形态的模仿，也认为墨西哥在征服问题和民主问题尚未解决时根本没有讨论社会主义的条件。总之，卡索眼中的墨西哥思想状态是：一直在试图接纳尚未发展成熟的社会理论，无视这些理论在墨西哥国内都毫无根基的事实。因此，卡索呼吁，墨西哥需要建立自己的民族自觉性。这也是他1924年的巨著《墨西哥问题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议题。此外，卡索也曾尝试在研究中引入威廉·冯特、海曼·斯坦塔尔等人的早期社会心理学理论，但并不系统。拉莫斯与卡索的思想曾一度非常亲近，可是1926年拉莫斯远赴法国求学之后，两人开始疏远。1927年，拉莫斯发表文章攻击卡索的思想，直接引发论战，最终分道扬镳。不过，拉莫斯一直承认，卡索是墨西哥的重要思想家，也从未否认卡索对他的影响。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对萨穆埃尔·拉莫斯，乃至对整个墨西哥知识界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可以说是墨西哥在20世纪前半叶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墨西哥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形象之一。他和拉莫斯在1919年结识，当时后者刚刚决定放弃医学，转学至墨西哥国立大学的高等研究院。之后，两人密切合作，开展了墨西哥国民教育项目。巴斯孔塞洛斯和卡索、拉莫斯一样高度关心所谓的“墨西哥问题”，不过他在思想上更多地是从拉丁美洲的范畴出发，讨论关于整个拉丁美洲的民族问题。他在1923年接受杂志采访时表示，墨西哥面临的精神性问题，本质上是由于整个拉丁美洲没有摆脱殖民主义的束缚。不过他同时对拉丁美洲充满信心。在1925年的《宇宙的种族》一书中，巴斯孔塞洛斯声称，拉美将会成为未来人类发展的摇篮，因为这里的历史和现实环境自有其发展方向，会自然而然地带来拉美的进步。特别是这片大陆上的种族混合现象，会最终形成一个“宇宙的种族”。为了迎接拉美的美好未来，他呼吁拉美人民统一思想，认识并接受他们作为未来的宇宙性种族的命运。拉莫斯早在1918至1919年间就对卡索的“墨西哥意识形态”和巴斯孔塞洛斯的“墨西哥性”有所了解，《宇宙的种族》更是给了他很大启发。虽然拉莫斯并不认同“宇宙的种族”这一提法，但他基本接受巴斯孔塞洛斯对拉丁美洲历史和现实环境的分析，《面具与乌托邦》中也能明显地看到巴斯孔塞洛斯的影子。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

拉莫斯于1926年离开墨西哥，前往欧洲留学，先后进入索邦大学、法兰西学院等学府。他在这段时间内得到了大量欧洲哲学思想的滋养，包括胡塞尔的现象学和阿德勒的心理学。同时他依然关注着墨西哥，继续从墨西哥本土思想家那里汲取灵感。当时的墨西哥文豪、五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阿方索·雷耶斯就在研究方法上为拉莫斯提供了参考。雷耶斯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和诗人，在墨西哥文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也对阐释墨西哥问题有着自己的尝试。在他的话语中，墨西哥问题的核心是墨西哥的“民族灵魂”。他以文人的视角分析了墨西哥文学史，但是认为在具体的墨西哥文化中很难提炼出能够上升为“民族性”的内容。同时，鉴于墨西哥思想界排斥实证主义的背景，包括雷耶斯在内的知识分子很少考虑使用马克斯·韦伯、艾米尔·迪尔凯姆等人的社会学理论。所以雷耶斯认为，民族性问题只能通过心理学研究才能得到解决，并在相关讨论中引入了弗洛伊德和荣格关于潜意识的理论，认为理解民族灵魂是一件需要耐心与时间的漫长工程，不能仅仅停留于墨西哥人和他们日常生活的表面，而要深入挖掘嵌套在民族文化中的集体无意识。拉莫斯直接继承了雷耶斯借助心理学模型研究墨西哥社会的思路，但是没有使用弗洛伊德或荣格，而是采用了阿德勒的理论框架。这在方法论上为《面具与乌托邦》的社会分析铺平了道路。

拉莫斯在1932年结束留学生涯，回到墨西哥，并接受政府任命，出任墨西哥公共教育部主任。他和达尼埃尔·柯西奥等年纪相仿的知识分子都深受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影响，将墨西哥的希望寄托于年轻人。奥尔特加的代际哲学认为历史的发展是衰老与青春的有节奏更替。奥尔特加曾指出，每当社会中的某个“关键意义”被修正或转换了，这就意味着新一代出现了，并且随之出现了新的判断历史的方式。柯西奥很自然地将奥尔特加的说法引入墨西哥语境。他相信20世纪的新一代墨西哥人对面前的问题有着更强烈的意识，并且间接地指出，要想带领人民认识到眼前的问题，教育将扮演重要的角色——教会这个民族如何进行自我审视。这与巴斯孔塞洛斯、卡索、拉莫斯等人对教育的长期关注不谋而合。

《面具与乌托邦》的原名直译即为中文版的副标题“墨西哥人民及其文化剪影”，与《墨西哥问题和国家意识形态》《宇宙的种族》被共同视为墨西哥自我觉醒的三大基石。《面具与乌托邦》的核心观点是墨西哥人必须摘下自卑的面具，走向自信，拥抱自己的文化。这也是中文书名“面具与乌托邦”的题中之意。拉莫斯指出，墨西哥完全能够拥有光辉灿烂的、堪称典范的文化，那才是墨西哥人真正应有的面貌。墨西哥人的任务就是正视它、接纳它、拥有它。拉莫斯在第52页告诉读者：

历史的传承，种族的思想结构，环境的特殊性，严格界定了（每个民族和个人的）基本发展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称之为天命。

立足于巴斯孔塞洛斯对拉美历史和现实环境的讨论，拉莫斯直接将墨西哥文化上升到了“天命”的高度，强调了这种文化的必然性不仅在结果上终将到来，而且在过程上也简单易行——只要墨西哥人顺其自然，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面貌，便能够顺应历史，进而实现自我、迎来真正的民族文化。

《面具与乌托邦》

墨西哥人的问题在于，他们没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文化；相反，他们因为种种原因，戴上了一张名为“自卑”的面具，遮蔽了上天赐给他们的本该光鲜的面容。拉莫斯认为，自卑在墨西哥有着复杂的历史和文化原因。墨西哥的殖民地历史摧毁了本土的美洲文化，同时孕育了全新的可能性，然而西班牙的个人主义与克里奥尔文化有着内在的矛盾，抑制了优秀的后者。当地人对欧洲文化一般抱有两种不同态度：要么是盲目崇拜欧洲，由此导致了自我诋毁；要么是抵制欧化，结果演变为极端民族主义。再者，印第安人的守旧传统也导致墨西哥难以摆正与欧洲的文化关系。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对墨西哥人民的心理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们不能科学地、理性地、冷静地认识真正的墨西哥文化。

需要注意的是，“自卑”这个在日常语言中具有高度贬义的词汇，在拉莫斯口中却没有那么强的负面情绪，这是因为拉莫斯使用了阿德勒的心理学模型。阿德勒认为，“自卑感”是人类的正常情绪。自卑的本源是人对于自身存在的无力感。但同时，人对这种无力感的抗拒与不满会驱使人，催生各种欲求，以对抗这种感觉，这就是人的“追求优越性”。“自卑感”和“追求优越性”之间的动态张力就是个人发展的源动力。不仅如此，这种动力还可以从个人推广到全社会。在阿德勒看来，这种对抗的心理机制也是整个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拉莫斯在《面具与乌托邦》中力图点明墨西哥人的自卑，并不是在宣泄作者对母国的不满，而是以阿德勒的文明发展理论为模型，试图厘清墨西哥文化动力源，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寻找追求优越性的正确方法与目标。

对墨西哥人自卑的分析构成了《面具与乌托邦》的核心，这也是拉莫斯在本书中写得最为客观翔实的部分。他考察了三个墨西哥群体的集体行为：“混混”、城市里的墨西哥人、墨西哥的中产阶级，用这些具体的事例来“实事求是地、冷静地展示我们所理解的墨西哥人心理”。“混混”的粗鲁是一种外强中干，他们实际上缺乏个人的价值，又无法获得，便落入自我怀疑，诉诸幻想，愈发脱离现实。城市里的墨西哥人最突出的就是多疑，因为不信任自己，进而将这种不信任投射到了外部，通过怀疑他人将他们从自我怀疑中解救出来。墨西哥的中产阶级对自卑做出了最“精明”的反应，把理想与真实、愿望与现实颠倒，以此构建出一个在他们内心里看似优越的自我。这三个群体的行为表现不同，但本质相同，原因也相同。甚至，他们试图“克服”自卑的方式也相同，都是通过“虚构”某种幻想（或是依靠野蛮的打打杀杀来拯救自己和世界，或是通过盲目地否定他人来建立自己的“权威”，或是在想象中构建一个完美的自我的幻影），帮助自己摆脱现实，躲入没有痛苦的幻境中。结果是，墨西哥人愈发脱离实际，背离天命，只能导致更进一步的自卑，用更进一步的幻想麻痹自己。这种“自卑——虚构——更加自卑”的心理机制，由于在墨西哥人民中有着集体性的参与，从而由个体性问题上升到了广泛的群体性现象，具有了更加强大的力量，以至于主导了墨西哥人的精神面貌。

在阿德勒的理论基础上，人们不难看出“混混”、城市里的墨西哥人和墨西哥中产阶级分别在自卑问题上陷入了怎样的误区。“混混”的外强中干其实是一种“优越情结”。他们故意夸耀自己的强悍，期待别人的崇拜，是因为他们误将追求优越性当作了超越和压制别人。殊不知，正确的追求优越性，追逐的是更好、更理想的自我，完全不需要和他人竞争。城市里的墨西哥人无限制地怀疑和否定别人，落入了“权力之争”的圈套。他们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导致他们必须坚称其他人都是错误的，于是观点之争被当作人格之争。墨西哥中产阶级虚构出的种种泡影，在阿德勒这里都可以称为“人生谎言”，把他们带入自欺欺人的状态，无法正确认识他们应当超越的对象。

墨西哥问题的出路在于转变墨西哥人的认识，正确地理解他们的自卑，由此正确地超越自身。这是拉莫斯在当时的思想背景中利用其研究方法能够得出的合理结论。他的“天命说”在很大程度上否认了历史问题对墨西哥未来走势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而阿德勒的理论模型更使得拉莫斯不必探讨殖民者的暴力、资本主义在墨西哥的发展等等问题。至少，在讨论墨西哥文化时，这些问题不需要得到彻底的批判。只要人民重新树立正确的意识，问题就能根除。因而，教育自然成为了墨西哥问题在拉莫斯眼中的解决方案。

也许拉莫斯的读者此时不免憧憬，超越了自卑之后的墨西哥人会变成什么样？《面具与乌托邦》并没有系统地描绘这幅愿景，这很可能是因为拉莫斯在有意识地使用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悬搁了墨西哥文化的“应然”，只从人们能够直观经验的现象——墨西哥的“实然”——着手。他在第2页即说明：

让我们暂时搁置论证“墨西哥文化”存在与否，转而去思考它如果存在，它会如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抽象推断不基于客观事实。文化取决于人的思维模式和历史偶然。我们研究这些资料，然后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特定的人类思维和历史偶然可以产生怎样的文化形态呢？

有意思的是，“会如何”是个在中文里高度暧昧的表述，同时包含了“实然”与“应然”两种可能。具体说来，“如果存在，它会如何”，既可以理解为“如果存在，那么它现成的模样是怎样的”，也可以理解为“如果存在，那么它未来可能变成什么模样”。如果拉莫斯忠实于胡塞尔的思路，那他这里的意思应该是前者，通过对墨西哥社会中各种现象的把捉来回避对“墨西哥文化”进行本质主义的讨论。而且他在研究墨西哥人的自卑状态时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但是在本书的第四章“克里奥尔文化”中，拉莫斯却悄然滑向了“应然”问题。在第54页，拉莫斯令人惊讶地宣称，有一小撮人能够代表“墨西哥生活真正的本质”，他们的文化就是“克里奥尔文化”。前面提到的卡索、巴斯孔塞洛斯、雷耶斯等人都被拉莫斯视作克里奥尔文化的典范人物列入文中。他们确实都是令墨西哥骄傲的人物，可问题在于，当他们被拉莫斯作为范例摆上台面时，人们很难不怀疑，拉莫斯在暗示这些人物才是墨西哥文化的“应然”。或者，拉莫斯似乎是想通过这些例子展示，墨西哥人摘下自卑的面具后，他们真实的面容就会像这群人一样，自信又杰出。

所以，拉莫斯可能在这里背离了自己预设的研究轨道。一旦他使用范例来展示墨西哥文化，他就不仅承认了“墨西哥文化”确实存在，而且同时承认了存在一种对“墨西哥文化”的本质性的理解：它就应该是一小群克里奥尔人的文化那样，而不应该像“混混”、城市里的墨西哥人、墨西哥中产阶级那样。这就把问题的实质从自卑转向了身份。一个“混混”如何才能变成克里奥尔人？恐怕最容易想到的方法，恰恰是让“混混”戴上一张“克里奥尔脸谱”的面具。拉莫斯在克里奥尔文化上体现出的本质主义倾向，最大的后果就是让面具与真实面目混为一谈，难分彼此。这不禁令人想起了古希腊的剧场，演员们上台时都会戴着标志着角色身份的面具。这些演员是谁毫不重要，重要的是面具；面具上画的是谁，演员在舞台上就是谁。演员的面具，就是角色的真颜。

无论如何，拉莫斯能够如此精确地剖析墨西哥人的自卑问题，在当时已是了不起的创举。“面具”的意象此后一直在墨西哥的思想界被不断引用，在奥克塔维奥·帕斯等等新一代学者那里得到进一步的阐释与发扬，变得常读常新。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拉莫斯在他开辟的道路上走出了多远，单是指明方向的功绩，也足以让日后的一代代墨西哥人（也许同样足以让其他一代代生活在后殖民阴影下的民族）重新研读、继续仰慕。我们还要再一次感谢《面具与乌托邦》在中国问世，感谢它为中国思想界的相关讨论提供了一个长期遭到遮蔽的拉丁美洲视角。对中国读者而言，它的存在，比它是否正确、是否适用，要重要得多。毕竟，又有谁人敢于妄断，我们没有自己的“面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