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民安：手机 | 西东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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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或许不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手机似乎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它长在人们的手上，就如同手是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一样。人们丢失了手机，就像身体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器官，就像一台机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配件一样。尽管这个配件有时候并不工作，如同人体上的器官有时候并不工作。不说话的时候，舌头不工作；不走路的时候，脚不工作；睡觉的时候，手和脚都不工作。手机是另一个说话器官，是一个针对着远距离的人而说话的器官，因为有了手机，人的语言能力增加了，人们可以将语言传送到非常遥远的地方――从理论上来说，可以传送到任何地方，也可以在任何时候传送。同样，人们的听觉也增加了，耳朵居然能神奇般地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手机将人体处理声音的能力强化了――这是一个听和说的金属器官。它一方面连着耳朵，一方面连着嘴巴。它是耳朵和嘴巴的桥梁。手机将嘴巴和耳朵协调起来，在手机的中介下，耳朵要听，嘴巴要说，它们要同时工作。与此同时，手也参与进来，手，耳朵和嘴巴也要同时工作。因为手机，手参与到说话的范畴中来。事实上，在不用手机的情况下，人们也经常看到手和手势参与说话，但手和手势是辅助性的，它只是对言语的强化，但并不必需。只有在使用手机的情况下，手才能和耳朵和嘴巴结为一体，这样，我们看到了人体身上的新的四位一体：手，嘴巴，耳朵和一个金属铁盒：手机。它们共同组成了身体上的一个新的说话机器。
　　在这个意义上，手机深深地植根于人体，并成为人体的一个重要部分。离开了人体，离开了手，它就找不到自己的意义。正如人们对它的称呼“手机”那样，它只有依附于手，才能获得它的存在性。它是在和手的关联中，绽开自己的意义。手和手机，在今天构成了一个紧密的不可分的对子，就像起搏器只有依附于心脏才具有保健功能，就像马只有依附于游牧民才表达自己的奔突，就像水面只有依附于微风才会波澜荡漾。只是在二者的密切关联中，手机，起搏器，马，水面才能各自获得自己的表意。借助于后者，前者才能展示自己的功能。手握着手机，斜插在嘴巴和耳朵之间，这已经是一个固定的形象――尽管历史短暂，却已经无所不在。这是这个时代最富于标志性的面孔，它镌刻了今天的最深刻的秘密。电视、广告和各种图片已经在视觉上反复地强化和肯定了这个形象――在二十年前，这个形象一定怪异而陌生。手机意味着人体的进化，我们不是主动地控制或者拥有这个手机，而是相反，手机开始强行闯入到你的身体中来。一个孩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也在逐渐膨胀，这也同时意味着一个手机会插入到他的膨胀身体中，这个过程如此地自然而然，以至于没有人会怀疑它的确切性，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最终，每个人都会和这个机器以及这个机器所发出的铃声相伴终生。一个人体前所未有地和一个机器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前所未有地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身体：一个新的人和机器的混合体。用当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说法是，一个赛博（cyborg），一个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今天，这个赛博是我们自身的本体论。一个混合性的本体论。这个崭新的人机结合的本体论，会重绘我们的界线，它会推翻我们的古典的“人的条件”。人们的身体不再是纯粹的有机体，不再是在同机器同动物对立的条件下来建构自己的本体。手机使得人的生物体进化了。就像“海龟身上的甲壳一样，变成了人身体上的壳”。
　　手机一旦植根于人体，或者说，一旦身体披上了这个壳，人的整个潜能就猛然放大了。这或许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人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神话中的“神”的能力。能够随时随地对一个遥远的人说话，能够随时随地听到遥远的声音，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同另一个人进行交流――这只是传奇中的神话英雄的本领，或者，这在以前只是科幻小说的想象。手机这一最基本的无限延展的交流能力，能使人轻而易举地克服时空间距进而超越孤立的状态。这是人们使用手机的最根本和最初的原因。在某些紧急时刻，这一点被强化性地得到说明。一个危机时刻的人，如果有手机相伴，就可能会迅速地解除这种危机。就像一个溺水中的人，能够迅速同岸上伸过来的长杆子接续起来。因此，我们看到，今天，如果要强制性地剥夺一个人的能力，要强制性地制服一个人，首先是将这个人的手机同他的身体强行分离开来。对于劫匪，对于警察来说，都是如此。反过来，一个人在遭遇困境和危机的时候，总是首当其冲地摸索自己的手机。迷路的时候，遭抢的时候，丢失钱包的时候，抛锚的时候，同人对抗的时候――在纯粹的身体遭遇麻烦之机，在肉体器官失去效力的地方，手机这一新的器官就大显神通，它弥补了肉体的缺陷和无能，并使人迅速地超越了现实的束缚，而得以解放。手机扩展了身体的潜能。因此，在某些危机和决断的时刻，手机和身体的关联是决定性的。人们一旦丢失了手机，就如同失去了左膀右臂一样，如同切掉了一个器官，他就变得残缺不全，他的能力一下子就被削弱了。反过来，人们一旦打不通一个人的手机，很可能会为这个人本身担忧。手机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这个人可能处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用手机，他发现不了手机的意义和功能，但是，一旦他使用了手机，他会发现，没有手机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也就是说，人一旦进化到手机人的状态，它就没法再裸身地返归。

2

　　手机一旦变成身体器官的有机部分，身体就会如虎添翼。每个身体都力图强化自己，都想增加自己的功效。问题是，手机永远是处在双向通话过程中，它必需借助于另一个手机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它的功效。手机渴望着更多的别的手机的存在。社会越是被手机所充斥，手机越是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从另一个方面要求了手机的普及化。事实是，手机确实越来越普及了。它编织了一个无限的网络，每个持有手机的身体都置身于这个网络，并且在其中占据了一个环节。这个网络具有如此的社会覆盖面，以至于人们现在是按照这个网络来组织自己的交往行为。人们现在借助手机在社会中来为自己设定一个位置，设定一个可见性的时空场所。每个人都被想象成一个手机人，一个有手机号码的人。人们要确定这个人，要找到这个人，不再是去直面他，不再是去找到他的肉身，而是要找到他的手机号码。他的号码就是他自身。肉身似乎变成了一个号码，每个人都被抽象成一个手机号。人们一旦开始认识，一定是要彼此交换各自的手机号码，相互将号码储存在对方的手机之中。储存了这个号码，就储存了这个人。人的背景，人的地址，人的整个内在性，都被埋伏在一个号码中。储存了一个手机号，就储存了一个人的种子，他的全部背景可以在手机上萌芽，交往的全部事后结局也在这个号码上萌芽。社会关系现在就以手机号的关系得以表达。人们的社会关系联络图就以手机号的形式锁在手机之内――不被储存着的号码有时候会被排斥――事实上，很多人发现手机上的来电并非是被储存号码的时候，就会拒绝这个交往链条之外的电话。人们也常常改变自己的号码，这是为了使自己同先前的某些社会交往链条崩断。让自己从另外一些人的目光中消失，就是让自己的号码从另外一些人的手机中消失。
　　一旦人们按照手机来组织这个社会，那么，如果没有手机，处在这个手机网络之外，在某种意义上，就会被抛在社会之外。它没法和社会兼容。或者说，有手机的人和没有手机的人，这两种身体没法兼容。因此，一旦参与这个社会，就应当作为一个手机人的形象出现。就一定要掌握、运用和顺应手机，一个生物体一定要进化。一个人如果长时期关掉手机的话，不论他每天如何频繁地出没于大街小巷，人们还是会认为这个人从社会中消失了。我们看到，处在社会两端的人是不使用手机的人。社会最顶端的人不用手机――我们几乎看不见一个总统拿着手机。他不是参与社会，而是支配社会。他们超越于一个同质性的社会群体。他的能力足够强大，有一个庞大的办公室班子完全将手机的功能覆盖了。手机对于他来说，没有丝毫的潜能和用途。社会最下层的人不带手机，手机对于他们来说，同样没有用途。他们同样不参与社会，或者更恰当地说，他们没有能力参与社会，他们没有能力深入到这个社会的复杂之网中。他们不是支配社会，而是被社会所抛弃。他们在社会中找不到一个联络线索，没有能力为自己在社会中找到一个号码。这是一些社会的“剩余者”。他们只存活在他们的目视之内，只活在脚步所能抵达的领土之内。一个乡村的老农，或者一个路边的乞讨者，他们活在自己的身体能力之内，而并不需要一个超越身体有限性的手机。掌控社会的人物，和被社会抛弃的人物，用巴塔耶的说法，是同质社会的“异质物”，是世俗世界的“神圣物”，他们无法在手机编织的同质性网络中被规划，被组织，被编码，手机之网无法吞没它们――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手机构建的社会网络也排除了他们。手机就这样变成了人们是否社会化的一个标尺。理所当然，那些被监禁起来的人，那些被人为强制性地同社会隔离的人，就会被剥夺使用手机的权利。手机权利被剥夺，就是社会化权利的被剥夺，也是人权的被剥夺。或许，有一种新的方式来对整个社会进行划分：拥有手机的人和没有手机的人，也即是参与公共世界的人和不参与公共世界的人。
　　人群就这样借助手机而彼此区分开来。事实上，除了这几种人外，还有一种人主动地放弃手机――这些人并非不社会化，只是，不使用手机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种实际上的功能考量――没有人不觉得手机会使自己变得方便，尽管也会添加麻烦。当整个社会被手机所宰制的时候，当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手机身体的时候，对手机的拒绝就是一种文化政治的姿态。拒绝手机，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保持独立，就像拒绝大众文化，拒绝社会思潮，拒绝时尚一样。这是一种反主流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有点奇怪的是，这样的人是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奇怪的结合。这种姿态，是以一种激进的姿态来最终实现他的保守性。毫无疑问，这其中知识分子居多。他们对技术和机器常常采取怀疑的态度，对进步也产生怀疑的态度，对手机对自由和私人空间的侵蚀也产生怀疑的态度，对一种新的流行生活方式也产生怀疑的态度，最后，他们还试图捍卫某种人体的有机性。他们并不是不参与社会，而是意图以稍稍古典的方式参与社会，他们还是希望身体保持对机器的独立。从社会的主导性中抽身而出的独立方式多种多样，拒绝手机，是知识分子的一个选择。不过，可以预想的结局是，手机最终会将他们完全吞没，尽管是被最后吞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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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这个新的人机结合体，一方面使得身体超越了自身的局限性，增加了能力。另一方面，身体确实被手机所吞没。我们现在被这个小的手上机器所控制。人们对它有严重的依赖感，这种依赖感，加速了人们自身的退化能力。手机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也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手机抑制了人体的某些肉体官能，它抑制了行动能力――人们尽可能减少身体运动；抑制了书写能力――人们越来越借助机器通话；抑制了记忆能力――人们越来越依赖手机储存消息。正如当娜·哈拉维所言，“我们的机器令人不安地生气勃勃，而我们自己则令人恐惧地萎靡迟钝。”对手机的依赖，还有一种是心理上的。有时候，手会无意识地去寻找手机，去摸索手机，去把玩手机。当人们无所事事的时候，在等候的时候，在闲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去翻动手机，就像儿童在玩玩具一样。手一旦和手机暂时性地分离，他就感觉到一种不适应（出门忘了手机后，很多人会马上返回），人们偶然丢失了手机，他就会变得烦躁不安。一个经常使用手机的人，如果长久地没有铃声响起，他会感到十分的怅然。铃声已经进入了他的身体内部，编织了他的身体节奏，一旦耳朵长久地没有听到铃声，就会有巨大的不适感，就像肚子饿了就需求食物一样。一个焦躁的身体有时候需要铃声的抚慰。不仅如此，这个小铁盒机器还有一种迷人的魔力。许多人和一个手机相伴日久，手指对手机的每个按键都异常熟悉（有些人竟然能够盲打字母），他们甚至对这个机器产生了一种依恋之情，而并不愿意轻易地淘汰它。也有相反的情况，人们很快地厌烦自己的手机，而频繁地更换，他在不断地追逐最新的手机式样和型号。每一个新的手机都激发它的兴趣。人们愿意将自己的注意力投向这个手机本身。两个人如果发现对方使用的是和自己完全相同的手机，就会相互对视并惊喜而又默契地一笑。手机似乎可以对主人说话，它既表明了主人的身份，也表明了主人的趣味：人们有时候借助手机来自我展示。手机构成了今天的物神，一种新的手机拜物教诞生了。
　　正是因为人们如此地依赖于手机，反过来，人们又被它所折磨和打扰。手机成为每天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手机？这是每个人的日常性的自我技术――开机还是关机？静音还是震动？短信还是会话？是将这个器官暂行性地关闭，还是让它随时随地警觉地待命？总是要反复地抉择――手机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难题。焦急地等待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或者惧怕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常常会令人不安。而人们对待铃声的态度，通常是和他的社会化意愿相关。一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的人，一个对生活完全失去了兴趣的人，一个被忧郁所笼罩的人，是绝对不愿意接听电话的。反之，对于一个充满了期待和向往的乐观的人，没有铃声的生活，恰好是一种忧郁生活。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恰好体现在他对待手机的态度。
　　手机还常常会突然打乱既定的秩序――一个铃声没有预料地响起，人们不得不终止现有的状态：写作的人终止了思考，聊天的人终止了谈话，吃饭的人终止了进食，睡梦中的人终止了鼾声――他们从此时此刻的境况中抽身而出，同另一个空间的人对话。只有通话结束，才重新返归到先前的语境。但是，一个没有预期的电话结束了，另外一个没有预期的电话又来了――人们不断地卷入到这种没有预期的状态中而偏离了自己的预定轨道。手机就此炸开了既定的平静时空，并且扰乱了先前的平静心情：有时候被手机搅得兴奋，有时候被它弄得心烦意乱。为此，人们在关机和开机之间反复地权衡。手机控制着人们的情绪――这是被手机呼叫的人的状态。同样，呼叫者有时候也是突发性的。他要度过一个无聊时段的时候（看看机场候机大厅，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摆弄手机），或者猛然想起了一件事的时候，或者记忆中的某个人突然浮现在他大脑中的时候，或者和某个人聊天时突然对方提到了某个熟悉的人的时候――总之，在并没有具体而必需的事情需要通话的情况下，他也可能拨打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完全是偶发性的――对于通话的双方而言，都是如此。这个偶发电话也改变了人的既定状态。意料之外的频繁电话（以及短信），有时候会让人撕裂成一段段的碎片。不仅如此，这种预料之外的偶然电话，繁殖了很多意外事件。人们的单纯生活，因为手机而添加了异质性。偶发的不经意的手机铃声――无论是对于呼叫者还是被呼叫者而言――甚至会产生重大的后果。
　　人们可以通过关机，或者拒绝接听，来控制这些意外电话对自己的干扰，从而保持某种程度的自主性。但是，另一方面，对某些人而言，手机必需永远处在一个开机状态――许多人是通过手机来工作的。他的全部工作意义凭借的是手机。他们必须随时听命于某个人，某个指令，或者某个制度，或者随时等候着某个客户，或者随时监视着某个事件――我们看到，很多手机号码以广告的形式公开暴露着，它显然在随时恭候。这样的手机主人永远处在一个暴露状态，永远处在一个社会化状态中，手机将主人永远置于一个敞开的空间中，一个永恒的可见性世界中――即便是在自己的卧室中，即便是一个人在浓密的黑夜里。对一个秘书，一个专职司机，或者是一个性工作者来说，手机总是穿透黑夜，穿透墙壁的一道有力的外向的连接之线。手机正是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大道――问题是，这些人必需永远处在这个通向外部大道的途中。个人就此永远被暴露在外，永远处在一种被传唤的状态，被监禁的状态，被置于一种待命的状态。手机，在这个意义上，就变成了一个牢狱。一旦拥有了手机，也就被关闭在手机中。手机犹如一个牢靠的铁链，将你牢牢地锁住，即便你在千里之外，即便你在黑暗之中。
　　手机将自己如此地暴露于世，使自己束缚于外在世界。但是在另一方面，手机也构成了一个私密空间，他也可以将外在的世界抵挡在外，一个手机构成了一个人的界线。他人不能越过这个界线。在任何时候，人们埋头看自己的短信的时候，总好像是在看自己的秘密一样。手机通话（短信）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是两个人之间的契约。如果有足够的默契，它的隐私性完全可以得到保证。同时，由于它的可移动性，通话可以轻易地避开他人――在办公室，在家庭，在聚会场所，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事情，人们总是利用手机来回避周围的人群。人们经常看到，一旦铃声响起，通话者马上转向一个隐秘的角落，悄悄私语。人们充分利用了这一手机的私密性，来实施某些不宜公开的行为。欺骗，敲诈，交易，政治和情爱等经常借助于手机（短信）而行动，由于这些并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们在手机中肆无忌惮。在手机短信中，骗子和广告商尽管针对着无数人，但是，他却将这无数人想象成为一个个个体，这每个个体之间并不交流，因此，每个个体单独面对着这些推销骗术――这正是公开广告所不能企及的。每个个体都和骗子（推销商）形成一个隐秘的一对一的关系――手机总是两者之间的秘密关系。正是这种不公开性，使得人们无从获得警示而掉进了手机的欺骗和广告陷阱。从理论上来说，短信总是私人性的，别的人无权阅读。不过，这种隐秘性，以及这种隐秘性导致的放肆，恰好存在着危险：尽管手机是人体的新器官，但是这种器官并不是绝对地不离开人体――手机总是会偶然暴露在他人的目光中。如今，手机几乎是情感和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杀手。短信引发的婚姻变故每天都在上演。正如手机因为自己的社会化潜能，而常常让自己拒绝社会化一样；它也因为自己的私密化潜能反而被不断地公开化。手机，为现代人创造了一个隐秘的渠道。这个渠道，因为它的隐秘性，而被各种各样的欲念所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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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社会交往是依照手机来进行的，那么，这个社会的组织越来越偏向于为手机而设计。因为每个人都被设想成一个高效的手机人，每个人都按照手机人的模式存活于世。社会开始在重新组织它的语法：它按照手机的模式在自我编码。手机深深地扎根于社会的组织中。我们或许进入了一个手机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整个时空都被高度压缩了――这个压缩趋势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但是，手机的出现则将这个趋势推向了极端：时空对于信息的障碍瞬间就被摧毁了。人们的交往，遵循的是手机模式，以至于别的信息传递方式很快就被取而代之。我们已经看到了电报的消失，书信的消失。或许，有一天，固定电话也会消失――它在今天相对于手机的优势，仅仅是通话价格的优势。
　　手机融合了文字和声音的双重交流功能，它将书信和电话融为一体，而且更为便捷。不过，同书信姗姗来迟相比，手机将等待的美好期望一扫而空。等待和期盼趋于消失。手机在扫荡了书信的同时，也扫荡了书信的特有抒情，扫荡了埋伏在书信中的品味和生活风格――书信不单纯是一种信息的交流，还是一种书写本身的练习，它让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复杂而深邃。手机短信剔除了书写的魔力，它基本上是信息的载体。尽管人们在手机中发出无数的节日问候，但是，这些问候都刻写了机器的痕迹。
　　如今，人们身上总是携带着两样金属物：一把钥匙，一个手机。钥匙打开了自己的私人空间，人们回到了自己的隐秘之地；而手机则让人通向一个公共空间，它是打开公共空间的钥匙。但是，我们发现，有时候，你的手机里面储藏了大量的人名，但是，你却不知道该给谁拨去一个电话。这是今天的吊诡：一方面，手机上储存着如此之多的名字和号码，你能够迅速地跟他讲话；另一方面，夜深人静之际，你想要跟一个人说说话，将手机上的号码逐个地翻阅一遍，你会有点沮丧地发现，你真正想拨打的号码一个都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