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 | 东方既白：中国的第一次思想启蒙

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是个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时代，但这一时期，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却空前繁荣，其中先秦诸子对中国精神影响之大，无论怎么估价都并不过分，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一直影响到现在，甚至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是中国的第一次启蒙，可谓“东方既白”。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古人盛言三代。三代既是三个朝代，也是三个彼此平行的地理板块。夏、商、周三分天下，最后一统于西周。西周是三代的集大成者。后来，西周亡于犬戎之难，中国陷于分裂。历史学家把平王东迁到周室灭亡的历史称为东周史（前770—前249年），并把周室既灭到秦统一前的28年加上去，积549年，分为前后两段，前面一段是春秋史（前770—前476年），后面一段是战国史（前475—前221年）。

怎样以出土发现的物质资料来展现这段历史，又从思想史的高度来思考这段历史，无疑是个有趣的话题。应湖南省博物馆邀请，我把我的感想讲一下。

- 诸侯力政，不统于王 -

首先，这段历史，特点是国家分裂。孔子不满其当代政治，首先是这一点。

司马迁作《史记》，涉及这段历史，他有两个年表，一个是《十二诸侯年表》，一个是《六国年表》。《十二诸侯年表》本之《春秋》，名为十二诸侯，列出的国家却是十四个，它是以周、鲁的纪年为经，而以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十二国的纪年为纬。《六国年表》本之《秦纪》，名为六国，列出的国家却是八个，它是以周、秦的纪年为经，而以魏、韩、赵、楚、燕、齐六国的纪年为纬。这些国家，不仅有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为证，也有出土文字材料为证[当然，表中没有列入的国家还有很多，如从陕西东迁的虞、芮、虢，滹沱河流域的鲜虞—中山，淮水流域的南淮夷（如江、黄、徐、钟离），山东半岛的泗上诸侯（如薛、莒、邾、滕），以及僻处江汉的邓、曾、鄂]。当时，器物也好，铭文也好，各国有各国的特点，只有经过分国研究，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

东周列国的兴衰，大体分三步走：

第一，周室东迁，晋、郑是依，晋、郑地位最高。秦襄公护送平王有大功，秦亦因此而崛起。当时，郑、虢是王朝的左右卿士，郑、虢争政，是乱之所起。乱子是从王畿的内部闹起，逐渐扩大到周围的诸侯国。

第二，齐、鲁、晋、卫、燕是周初封建的五大诸侯，但春秋晚期，鲁、卫衰落，北方大国是晋、齐、燕，南方大国是楚、吴、越。南北对抗，主要是晋楚之争。孔子周游列国经过的曹、卫、宋、郑、陈、蔡都已沦为小国。

第三，战国时期，很多小国还在，有些甚至延续到很晚，但战国晚期，最后剩下的大国只有七个，齐在东，楚在南，秦在西，燕在北，三晋（韩、赵、魏）居中。秦灭六国，先灭周，次灭三晋，后灭楚、燕、齐。

孔子做周公之梦，梦想恢复西周大一统，但再造中国统一的却是秦始皇。

- 礼坏乐崩，上下陵替 -

这是孔子批评的另一现象。考古学家讲这一现象，常以东周时期的用鼎制度为例，而东周时期又主要以楚国的用鼎制度为例［参看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1期，84—98页；1978年2期，84—97页；1979年1期，83—96页。该文把两周时期的鼎分为鑊鼎、升鼎和羞鼎］。所谓“僭越”，主要指东周时期诸侯卿大夫随葬铜鼎的鼎数超越了身份等级。

这个问题很复杂，恐怕应做进一步探讨（李零《楚鼎图说》，收入拙作《入山与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334—342页）。

首先，现已发现的楚鼎多出自墓葬，未必与礼书记载庙堂祭祀的用鼎制度完全相同。这些鼎至少可以区分为五种：

1.无盖大鼎，一般只出一件或两件，自名“鑐”（这个字应如何隶定和释读，目前仍有争论），用以盛放“胖”，即半扇牛肉或猪肉，主要流行于春秋晚期和战国末年，规格最高。

2.平底大鼎，一般为列鼎，往往撇耳束腰，饰垂鳞纹（这种鼎仍带有西周中期垂腹鼎的某些特点。同一时期的秦鼎也有这种古风），有些还带盖，自名“登鼎”（登字或加皿旁）或“升”（带鼎旁），用以盛放“牲牢”，即牛、羊、豕、鸡、鱼、腊等成套的牲肉，主要流行于春秋晚期和战国末年，规格次之。

3.矮足中鼎，一般为列鼎，深圜腹，矮蹄足，捉手盖，自名“繁”“盂”“石也”，主要流行于春秋晚期，带有过渡性，规格又次之。

4.高足中鼎，一般为列鼎，可能从前者分化，特点是有细长的足，自名“鐈”，主要流行于春秋晚期和战国末年，春秋晚期，多圜腹撇足，战国时期，腹变盒状，足变直立，规格又次之。

5.高足小鼎，一般为列鼎，特点是腹作圆盒状，三足直立，应即从前者分化，规格最低。通常所说的楚鼎主要是这一种。

上述五种鼎，第二种鼎确实是升鼎，但第一种鼎未必是镬鼎（以镬自名的鼎目前只有哀成叔鼎。哀成叔鼎是一件小鼎），后面三种鼎恐怕也不是羞鼎。镬鼎是烹牲的鼎，升鼎是载牲的鼎（礼书也叫牢鼎），镬鼎烹牲，牢鼎载牲，一一相对，都是列鼎。羞鼎是盛庶羞的鼎，庶羞指肉、菜搭配调和五味的美食，即各种羹。这种鼎的出现可能要晚一些。如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鼎，根据遣册，就是盛羹的鼎。

我理解，当时的礼乐制度是从最高一级逐步递减。规格最高的墓葬，几乎全用铜器，器种最全，器形最大，纹饰最精美，但卿大夫和各级官员的随葬品，往往用仿铜陶器代替按礼制规定不能使用的贵重器物。这种用仿铜陶器“过把瘾”的组合才是这一时期的普遍现象。

我们讨论“僭越”，恐怕要从器物组合的总体着眼。

- 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 -

19世纪，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 1788—1865）创石器、铜器、铁器三期论，初衷是为博物馆的展陈服务，后来被广泛用于考古分期。这种分期只是粗线条。不仅三种材质有交叉，而且三种之外，还有其他材质。

春秋战国，出土器物，材质极为多样，陶器、石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漆木器、丝织品都很流行，器物组合异常复杂。

过去，中国史学界讨论古史分期，春秋战国说是把铁器的使用当作标志。学者强调，春秋以来，特别是战国时期，中国已进入铁器时代。但他们说的铁器时代，其实只是说，铁器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并不等于说，铜器已退出使用，更不等于说，当时只有这一种材质。

中国的青铜时代是以块范法冶铸的青铜礼器为最大特点，商代西周达到高峰。其传播范围，北至于辽西、内蒙古，南至于广东，西至于甘青，东至于山东半岛。你要问商周文化的传播范围有多大，这是最好的回答。春秋战国，中国的青铜文化仍然灿烂辉煌，但礼器仍以青铜为主。

铁器在中国出现，新疆比内陆早。商代已有陨铁刃的青铜兵器（如平谷刘家河和藁城台西的发现），西周也有（如浚县辛村的发现），多属偶然发现。两周之际，开始有块炼铁和块炼渗碳钢，春秋早期开始有铸铁，这才是铁器时代来临的真正标志。但东周铁器主要是作兵器、工具和农具，并未全面代替青铜器，更没有代替青铜礼器。

战国时期，除去青铜器和铁器，还有其他材质的器物。如贵族使用的奢侈品，很多小件器物和饰件，或用金，或用银，或用玉，多有发现。

金器和银器，最初多发现于边地，而不是中原。早期发现，多为发笄、耳环、臂钏、腰带一类小件饰品，以及马车和器物的表面装饰，很少用作容器。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中原各国开始出现金容器（如曾侯乙墓出土的金杯、金盏和绍兴陂塘306号墓出土的金。银容器（出土发现多为小银匜）的出现可能晚一些，恐怕要到战国中晚期。

另外，战国时期，漆木器和丝织品的发现，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较前有明显的提高，也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

- 工艺发展的特点 -

春秋铜器，早期继承西周，无论器种，还是造型、纹饰，都与西周晚期相似。器物组合以鼎、簋、壶、瑚（旧称簠）、盘、匜为主，纹饰流行窃曲纹、重环纹和波带纹（据大河口出土器铭应正名为“宝山纹”），中期虽有变化，但变化不大，真正出现大变化，还是春秋晚期。春秋晚期，随着晋、齐、燕在北方崛起，楚、吴、越在南方崛起，许多新器形、新纹饰和新字体开始出现。战国以来，更是另一番天地，各国铜器的独特风格变得更加明显。

这一时期，有许多新现象值得注意：

1.失蜡法：中国青铜器是以块范法为特点，与西方流行的失蜡法形成对照，但春秋战国时期，失蜡法的器物多有发现，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楚王酓审盏、淅川下寺出土的铜禁和盱眙南窑庄出土的陈璋壶就使用了失蜡法。

2.锤揲法：锤揲法也是西方金属工艺的一大特点。中国的金银器，哪些是范铸，哪些是锤揲，因为缺乏检测，很多情况还不大清楚，但战国时期，锤揲法应当已经出现。例如山东临淄西辛大墓出土的裂瓣纹银豆，其盒体部分就是锤揲而成。

3.鎏金银：战国时期很流行。这种工艺，古人叫金涂、银涂、金银涂，明清才叫鎏金银。

4.错金银：战国时期很流行。这种工艺包括若干工序，如铸刻凹槽，嵌金银片或金银丝，然后锉平。错红铜和错黑漆属于类似工艺。

5.鋄金银：马家塬西戎墓地是近年的重大考古发现，很多车马器，装饰极为华丽，不仅使用鎏金银、错金银（我怀疑，秦国的错金银器和洛阳金村的错金银器可能是受西戎工艺影响），而且使用鋄金银。所谓鋄金银，是以金箔片或银箔片贴在铜器或铁器上，往往为动物图像。

6.镶嵌宝石：商周时期，中国工艺有镶嵌绿松石的传统，没有镶嵌宝石的传统。镶嵌宝石是西方的传统工艺。这种工艺是从战国时期才流行于中国。

7.线刻工艺。春秋战国以来，细线錾刻的纹饰也开始流行。

8.却置器盖和双合器的流行。却置器盖是从商周方鼎发展而来，最先用于盨，后来推广于各种器类，有矩形纽、环形纽和兽纽等多种。盨是典型的西周双合器（出现于西周中期偏晚，流行于西周晚期，春秋时期罕见），瑚是典型的春秋双合器（出现于西周晚期，战国晚期仍有），敦是典型的战国双合器。

战国铜器，纹饰两极分化，一方面细密繁缛，一方面素无纹饰。前者不仅包括通常所谓的蟠虺纹、蟠螭纹和各种几何纹，也包括细密画式的狩猎纹、燕乐纹和攻战纹。

- 文字发展的特点 -

中国传统，最重文字。史官文化特别发达，书写系统特别强大，因此有数千年不曾间断的历史记录，留下的史料浩如烟海，世界各国，罕有其匹。

中国文字分两大类，日用文字是写在简帛类的软材料上，纪念文字是铸刻在金石类的硬材料上。前者易朽，保存不易，以往发现比较少。研究古文字，过去是靠甲骨金文，以及陶文、玺印文和石刻文字等零星材料。

东周甲骨，目前有一些发现，数量很少，没有文字。但东周金文却数量可观，与商代西周相比，有其独特之处。

商代铜器往往没有铭文或只有短铭，短铭多为以地为氏和以官为氏的族氏徽号，外加日名。

西周铜器多为家族铜器，铭文变长，或记祭祀祖考，或记媵女嫁妹，或记官爵册命，或记军功受赏，或记土田交易，或记诉讼获胜，皆与家族荣誉有关。

秋铜器，特点是喜欢自报家门，说自己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这种铭文的流行，恰好说明，世族分衍，血缘稀释，他们已经离开自己的祖先越来越远，古代的族姓制度正日益解体，姓氏合一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战国铜器，刻铭增多，铸铭减少，开始出现物勒工名的现象。物勒工名，不是现代的发明注册，而是体现三级监造的工官制度。很多铜器都是由官方监造，陈放或收藏在宫庙、府库和衙署，而不再是西周时期的家族铜器。

简帛古书，历史上有多次发现，对古代学术有巨大影响。但爆炸式的大发现，离我们很近，主要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也就是最近的二三十年。大批战国古书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先秦诸子翻开了新的一页。

战国文字研究，起步较晚，真正成为一门学科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它的第一步工作就是为文字分国。王国维写过一篇短文，《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观堂集林》卷七，1—2页，收入《王国维遗书》第一册，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他把战国文字分为东西二系。秦国文字直接继承西周，属于西系；六国文字是西周文字的变种，甚至保留了一些更古老的写法。

20世纪，商代甲骨文的破译是靠宋以来的金石学，宋代破译商周金文是靠汉代的古文之学，汉代古文之学所谓的古文是简帛文字。现代简帛学的兴起，其实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回归。

- 百家争鸣：道术将为天下裂 -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有个著名说法，“轴心时代”（Axial Period）。他说，公元前800—前200年，特别是公元前600—前300年，世界各地，不约而同，出了一批“圣人”，如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宗教先知，伊朗的琐罗亚斯德，印度的释迦摩尼，中国的孔子、老子，等等。有趣的是，这段时间，恰好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

雅斯贝斯把这一时代看作人类思想的关键性突破，他更强调的是宗教性突破，但中国的先秦诸子对宗教的关心却相当有限，特别是孔子，更是一位“不语怪神，罕言性命”，非常理性，非常热衷现实政治的人。

春秋晚期，中国出了个孔子，随后又有墨子、老子、庄子等一批思想家出现，后人称之为“百家争鸣”。搞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的人喜欢说，这是中国的“轴心时代”，知识分子的春天，思想史的黄金时代。但当时的人可不这么认为。

首先，当时的执政者就很不满意，觉得混乱，不能定黑白于一尊。

其次，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很不满意，觉得其他派别挡了自己的道。

更何况，这是个率兽食人、杀人盈野的时代，当时的老百姓更不会说，这是什么黄金时代。

当时，大家没有共识，唯一的共识是“天下无道”。正是因为“天下无道”，大家才各讲各的道。《庄子·天下篇》不是讲了吗？“道术将为天下裂”。秦汉时代，人们也把春秋战国视为乱世。

乱世出思想，但没人喜欢生活在乱世。

- 东方既白：中国的第一次启蒙 -

尽管春秋战国是个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时代，但这一时期，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却空前繁荣。《三国演义》讲，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大开大合是在这一时期，思想空前活跃，自在情理之中。

研究中国思想史，谁都绕不开先秦诸子。所谓先秦诸子，其实就是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一部中国思想史从何说起，毫无疑问要追溯到这个时代。

研究先秦诸子，以现在的水准而言，恐怕离不开简帛古书。简帛古书，目前所见，最早的材料正是属于这一时期。我们以当时的材料研究当时的思想，如与古人面对面，这是何等幸运。

先秦诸子对中国精神影响之大，无论怎么估价都并不过分。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一直影响到现在。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是中国的第一次启蒙。

启蒙运动是17—18世纪欧洲摆脱中世纪宗教大一统，从教会专制统治下获得解放的运动，英文作Enlightenment。Enlightenment这个词有双重含义，既包含投射光明，照亮黑暗的意思，也包含启迪民智，让他们从糊涂人变成明白人的意思。

中国传统，特点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只取经，不传教，整个文化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我们不需要通过文艺复兴，就能接续我们的“希腊—罗马”。我们也不需要宗教改革，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宗教大一统。这一传统的形成是个酝酿很久，非常复杂的过程，原因很多，不能详说，但至少有一点不能忽略，我们曾经拥有一个思想高度自由、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所有古代思想家能够想到的问题，该说的他们都已说到，并为后来的探讨留下了足够的余地。

我们选择“东方既白”作这次展览的题目，目的就是为了强调这一点。

学林（2018.3.2）| 东方即白——写给湖南省博物馆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

李零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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