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大盗：为了一幅达利，胆敢偷到纽约最大的监狱里……
这是一个类似电影《疯狂的石头》的真实案件，其间充斥了傻大胆的贼、业余水平的盗窃、层出不穷的意外、内讧的团伙、反复的窃听、紧张的猫鼠游戏、反转的法庭戏，和疯狂的喜剧效果。各方面都神似一部黑色幽默的好莱坞犯罪电影。写成剧本的话，很适合科恩兄弟来拍。
这事儿得从1965年说起，2月26日，大画家达利计划访问纽约市最大的监狱——里克斯岛监狱。里克斯岛囚禁了上万犯人，按功能分为男监、女监、少年监、看守所等共计十所监狱。在那里，达利将和犯人们一起作画，发表演讲，慰问犯人。这是纽约市惩教署“艺术改造”计划的一部分，既做政绩又捧艺术家，为此惩教署大张旗鼓发了宣传稿，请来各大报刊记者，等待画家先生的亮相。
但临时出了点状况，达利宣称身体不适，不得不取消行程，在曼哈顿的酒店套房里，他作了一幅画，拜托经纪人送去监狱，以表歉意。这幅无标题画作约有5×3英尺，以抽象笔法描绘了十字架上的基督。乍看起来，有点像随意的涂鸦：
它被挂在男监的犯人食堂里，一挂就是十六年，犯人们能否欣赏这幅画作，不知道，用一位狱警的话说，“我六岁的儿子也能画成这样。”直到1981年，一个犯人朝“达利的耶稣基督”扔了个咖啡杯，打碎了玻璃框，画作才被取下，挂到典狱长的办公室里。此后这幅画数次被取下，参加全国监狱系统的艺术展览，参展后一度被遗忘在监狱仓库里，甚至在一次仓库清理中，差点误送进垃圾桶。直到千禧年后，它找到了新位置，挂在里克斯岛“泰勒中心”监狱的大厅一角，旁边挨着盆栽，和一架百事可乐贩售机。2001年，挂在泰勒中心监狱大厅的“达利”
画的注释牌上，写着市场估值约一百万美元——达利的画作最高拍到过2100万美元，这个估价算不上多离谱。于是，有人瞄上了它。2003年3月1日凌晨1点，泰勒中心监狱突然响起尖锐的警报声。两千名囚犯立即被封锁，狱警们迅速离开岗位，聚集在操场上，这是一次消防演习。演习开始后，监狱大厅空无一人，偷画的人进来了，开始做事情。一个站着指挥，一个从墙上卸画，还有一个在远处望风，监视消防演习的进展。只消几分钟，画作便卸了下来，小偷准备了一个达利的复制品，挂在原来的地方。只不过，那件假货做得太糟糕了，完全过不了关，天一亮，就被巡逻的狱警看出了端倪——原作用的是精美的雕花桃木画框，而假货在画布四边用颜料描了一个“棕色木质画框”——这是把狱警们当傻子呢，因为只有傻子才看不出来东西掉包了。“太敷衍了，看着太不像话了，妈的！”发现窃案的狱警感觉受到了侮辱。监狱官员的共识是，这事儿肯定是“内鬼”干的。因为当时犯人们都锁在囚室里，进不去大厅，而对准画作的监控摄像头恰巧在那一夜神秘地关掉了。换句话说，泰勒中心监狱里每个警察都有嫌疑。
3月1日下午，泰勒中心副典狱长本尼·努佐下了夜班后，在家里接到了同事的电话，告诉他达利的画被偷走了。“谁在乎那玩意儿？”“他们怀疑是你干的。”“去他妈的！”努佐说。努佐来自声名狼藉的布鲁克林区，像他一样的布鲁克林小孩，长大了要么当警察，要么做黑帮，努佐选的是正道。他在里克斯岛监狱系统工作了25年，再过几年，49岁的他就可以退休了，以他的职级，没犯什么过错的话，养老金是很可观的数字，足够他维持体面的退休生活。这么一个人，似乎没有理由干出偷盗的事情来。
窃案发生后，迈克·卡鲁索来到了泰勒中心监狱。在市惩教署调查处干了14年，卡鲁索见识过各式各样的烂警察：有把女囚肚子搞大了的狱警，爱上女囚帮她越狱的狱警，收钱伪造文件提前释放犯人的狱警，为了“立功”故意设计让自己中枪的狱警……不过，一桩发生在监狱里的艺术品盗窃案，这种事儿他还没碰见过。卡鲁索和手下检查了停车场的监控录像，翻阅了值班日志，查看每个人在里克斯岛上的行踪——特别是有无携带大件画卷画框的可能。一条关键线索是泰勒中心监狱很少做消防演习，选择在凌晨时分搞演习，更是前所未见，对小偷的掩护太明显了。谁牵头了这场演习，谁可能就是窃案的主谋。矛头指向本尼·努佐——他是下达演习通知的那个人。努佐给到调查人员的“时间线”很完整。当天凌晨的消防演习中，他负责指挥火警响应小组，是组织演习的关键人物。演习结束后，他和几名警卫一起开枪打空罐头玩儿，然后四处巡视了一圈，然后在办公室看电视、写文件，呆到下班为止。看起来就是个很正常的夜班执勤表。而且，他对达利的画作评价非常粗野，“那幅画值一百万？吹牛皮吧，画得多烂啊！”也让人感觉他不太可能是偷画的人。各方面都无懈可击，要不是大厅警卫蒂莫西·皮纳把他供出来的话。
四个月前，努佐和另一名副典狱长米切尔·霍奇豪泽，就找皮纳聊起过这个“大计划”——玩一出狸猫换太子，换走达利，假画挂在那儿至少能撑住大半年不被看出来，因为“根本没人注意那幅破画”，到时候重新收仓入库，计划成功，皆大欢喜。起初皮纳以为他们在讲笑话，但当两人没事就去大厅晃悠，并给画作拍照时，他意识到这不是开玩笑。一个月前，努佐告诉他，假画已经做好，计划正式开始了。皮纳必须加入，因为他负责大厅入口的保安工作，这事儿没他不成。成功后，他能得到五万美元，收入大头由努佐和霍奇豪泽平分。皮纳不想干，但是没办法，努佐是他的老大，他没得选。还缺一个能关掉监控摄像头的人，努佐找了泰勒中心控制室的接线员格雷戈里·索科尔，经常和皮纳一起拼车上班的伙计。偷窃进行得很顺利，只是没料到，事情败露得这么快。天一亮，墙上挂的假画就露馅了，紧接着调查处的人来了，调取记录、查证、训话、测谎，气势汹汹的阵仗一铺开，把皮纳打懵了，“瓮中捉鳖，躲不过去的！”皮纳回到家中，掏出手枪，把枪口塞进嘴里，十六年的警察生涯，就是这么个结果。皮纳没死成，是老婆孩子救了他，告诉他做第一个自首的人，这是唯一能拯救家庭的办法。
对卡鲁索来说，皮纳的自首得来全不费工夫。顺藤摸瓜，下一个目标是接线员索科尔。他让皮纳带上窃听器，约索科尔见面聊天。咖啡厅里，两个惶惶不可终日的朋友互诉衷肠，索科尔和皮纳的心情一样，“感觉快要活不下去了！”窃听过程很顺利，掌握录音内容后，卡鲁索向索科尔发出“邀请”。比他设想的更快，几乎打从调查人员坐进索科尔车里的那一刻起，他就崩溃了，等到进来卡鲁索的办公室，索科尔脸上的泪痕还没干。他交待得非常仔细。索科尔
索科尔在这所监狱干了十四年，作为泰勒中心控制室的接线员，日常工作是监控各个角落的摄像头，以及向狱警们传达典狱长的指令。行动当晚，努佐让索科尔通知所有值班人员准备消防演习，特别强调“每个人都要参加”，因为“惩戒局的领导会亲临监督”。凌晨1点，副典狱长霍奇豪泽在广播里宣布演习开始。索科尔关掉监控摄像头，走出控制室，来到大厅门口望风。此时大厅里空空荡荡，只剩下努佐、霍奇豪泽和皮纳。皮纳戴着乳胶手套，用钥匙打开画框上的锁，然后一个一个摘下画框背面的卡扣，把原作取出来，交给努佐，努佐拿着画跑去大厅前面的停车场，他的车停在那里。两分钟后，他带着一张准备好的假画回来了，这件赝品做得实在太假了——首先，尺寸上比原作小了一圈；其次，原作是画在纸上的水粉画，颜料用的是印度墨和水粉，赝品则是油画，质感完全不同；最后，赝品还在画布四边画了一个“木质画框”，不知是何用意，但是显得更假了。因为没有经过装裱，假画挂不上去，皮纳干脆用订书机将这幅画直接钉在画框背面。因为紧张，他还一度把旁边盆栽的叶子钉进了画框，遭到努佐的斥责。假画挂到墙上后，索科尔开始担心，“太他妈假了，我都能看出来这是假货，别人也能看出来。”他说。不过这事儿轮不到他做主。
索科尔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盗窃案发后的第二天晚上，他回监狱值班，努佐找他聊过，“小心点，收到风声，咱们已经被调查组盯上了。”“你别怕，东西藏在我妈妈家的天花板上，现在已经销毁了。他们找不到证据，只要嘴巴闭紧，咱们就没事。”努佐告诉他。说到这里，索科尔汗下来了——努佐和霍奇豪泽要是知道他告密，肯定饶不了他。少儿模特品牌培训加盟机构www.motejiameng.com“只要把他们俩钉死，钉进牢里，你就啥也不用担心。”卡鲁索要求索科尔带着窃听器去见努佐和霍奇豪泽，从他们嘴里套出证据来。3月5日晚，索科尔约努佐和霍奇豪泽见面，理由是调查压力太大，而且他怀疑皮纳自首了，对他搞了窃听。午夜时分，他们在监狱一个废弃的更衣室相见，隔壁是嘎嘎作响的锅炉房。见面头一件事，霍奇豪泽让索科尔脱掉衣服，检查身上有没有窃听器。霍奇豪泽身高一米八，体重240斤，又高又壮，索科尔在他面前就像只小瘦鸡。霍奇豪泽
他战战兢兢地脱到只剩下内衣内裤，脱下来的裤子、夹克衫、衬衫搭在一把椅子上，窃听器就在夹克衫的内衬口袋里。幸运的是，霍奇豪泽捏了捏那件衣服就放下了，他们没有仔细检查。“别认账，说什么都别认账，否认一切。”接下来努佐教索科尔该怎么做。“要是调查人员播放了你和皮纳谈话的录音，你就告诉他们你在开玩笑。”努佐说。“除非你自己投降，我们决不会放弃你，你明白吗？”霍奇豪泽说。“可是，要是你那件假画能做得像样点，我们根本不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索科尔开始指责努佐，数落假画暴露出的各种槽点。努佐听了一会儿数落，一言不发地走了，更衣室剩下索科尔和霍奇豪泽。索科尔提到努佐把画藏在母亲家里，然后销毁的事儿。“你听他瞎说，他想丢下我们，独吞这幅画！等扛过调查以后，我要跟他慢慢算这个账。”霍奇豪泽说。因为窃听器离得远，加上隔壁锅炉房的轰鸣声，录音很不清楚，但这已足够检察官发出搜查令，搜查努佐母亲在布鲁克林的家了。三天后，纽约警察局和卡鲁索的手下联合搜查了努佐母亲的公寓，天花板、墙壁、封闭式壁炉，都敲开了来看，没有找到画。中间卡鲁索多次请求努佐主动交出画作，“哥们，要是这幅画安全归还，你可能不用坐牢。”“我没拿！”努佐回答说。几个小时后，调查员对卡鲁索喊：“头儿，来这里看看！”他们发现了两个储物柜、一个枪械箱、一大堆崭新的日记本、圆珠笔——这些都是泰勒中心的办公用品，但是没有发现画作。搜查的结果是，调查组指控努佐盗窃了价值一千美元的监狱办公用品。接下来的几周，卡鲁索继续找努佐聊，想说服他坦白偷画的事儿，还多次探访努佐的母亲和妹妹，请她们帮忙说服。几次接触下来，努佐对卡鲁索印象挺不错。两人都是意大利裔，都有一大帮兄弟姐妹，都热爱家庭，孝顺父母，聊起天来很对胃口。努佐的母亲甚至挺喜欢卡鲁索，因为他每次来访都带着礼物，对她很尊重。圣约瑟节那天，她还邀请卡鲁索来家里吃点心。尽管关系处得不错，努佐始终没有松口。有一回，卡鲁索开车送努佐回家，路过他父亲的墓地，卡鲁索看见努佐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脑海突然蹦出个念头来——“他是不是把画埋在了坟墓里？”卡鲁索觉得自己有点魔怔了。三个月后，他终于放弃，直接把这四个人送上法庭。根据皮纳、索科尔的供述和窃听记录，检方指控他们共谋盗窃达利的画作，每个人面临最长达15年的刑期。很快，经过一系列庭外谈判，三个人低了头。霍奇豪泽承认二级重大盗窃未遂，被判处三年监禁；皮纳承认三级严重盗窃罪，被判处五年缓刑；索科尔作为污点证人，则被判轻度盗窃罪，处以三年缓刑和一千元罚款。只有努佐，始终坚持自己是清白的，并不惜一切代价打赢这场官司。他聘请了乔·塔科皮纳，纽约顶级刑辩律师，曾为迈克·杰克逊打过官司，被誉为“全美最令人敬畏的交叉查证高手”。乔·塔科皮纳
2004年5月开庭，一出审判的好戏开始了。首先，塔科皮纳质疑了这幅达利画作的价值，按照检察官出具的第三方评定，画作的价值是25万美元。根据刑法，犯有重大盗窃罪的被告人，如果盗窃财物价值不足5万美元，将面临最高7年的刑期。也就是说，如果塔科皮纳能够证明这幅画的价值低于5万美元，努佐定罪后的刑期将从最高15年减到7年。塔科皮纳请到了亚历克斯·罗森博格，他是与达利合作过的评估师，经手过一百多幅达利作品。按照罗森博格的意见，被偷的这幅达利与其说是一幅画，不如说是一幅简单的素描。而且，由于经年累积的咖啡渍、擦伤和水渍，这幅画的保养状况很差。他估计市场价为两万美元左右，依据是1967年达利画的一幅“基督受难图”，同样用墨水和水彩画成，尺幅比被盗的达利小一点，但细节和色彩更丰富。这幅“基督受难图”在2001年的苏富比拍卖会上，只卖了34100美元。接着塔科皮纳盯上了索科尔，称他的证词未足以信，因为调查组和他签了证人协议，承诺只要他肯作证，就对他宽大处理，这样他就有动机伪造情节，说检察官想听的内容。塔科皮纳还请来一位声学专家，指出更衣室的录音太过嘈杂混乱，难以辨析每个人的声音，不能作为证据。经过长达一个月的拉锯式审判，检方做出了让步，塔科皮纳带着检察官的协议来找努佐——如果他肯认罪，只要服刑四年就行了。努佐不干。“兄弟，这条件不坏，就算约翰·戈蒂也会接受的。”塔科皮纳说。（约翰·戈蒂，纽约黑手党家族老大）“约翰·戈蒂确实犯了法，”努佐说，“但我没有。”终于，到了宣判的时候。经过四小时的讨论，陪审团作出了裁决。努佐摘下手表和项链交给家人，告诉他们自己的车停在哪里，这样一旦他被宣判罪名成立，他们可以把车开回家。整个庭审过程中，他一直保持冷静，但是这一刻，他忍不住发抖。陪审团主席站起来，宣布结果——无罪“你可以走了。”法官说。努佐呆住了，塔科皮纳、母亲、妹妹扑上来拥抱他，欢呼，努佐没说话，离开众人的怀抱后，他突然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出了法庭！几个小时后，他打电话给塔科皮纳解释为什么要跑，“我怕他们改主意。”他说。2017年6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在媒体的安排下，两个男人在皇后区一家餐厅聚餐。他们已经有13年没见了。“努佐，家里怎么样？”卡鲁索问。两人聊起了各自的情况，聊起了里克斯岛监狱的变化，共同认识的狱警们在干什么。64岁的卡鲁索退休了，现在在一家公司里做安全顾问。65岁的努佐没有退休。惩教署解雇了他——因为在他母亲家发现的那些办公用品。提前解约让他的养老金大大受损，同时，为了打这场官司，他付给塔科皮纳近50万美元律师费，积蓄一扫而空。他现在是一名私家侦探，靠为企业调查诈病的员工来赚钱。官司结束后，努佐再也没有见过皮纳、索科尔和霍奇豪泽。但他从老同事那里听说了这些人的近况。皮纳现在是一名儿童作家，写了一本关于国父富兰克林童年时遭受霸凌的书。索科尔在做房产中介。霍奇豪泽于2005年出狱，现居住在长岛。“老实说，你真以为我偷了那幅画吗？”努佐问卡鲁索。时间并没有改变卡鲁索的想法，他觉得更衣室的录音说明了一切。努佐的解释是——他被当成替罪羊了，里克斯岛的高层向这些人施压，要求他们栽赃到他头上。他甚至对达利画作的去向有一个新的假设——那件被盗的“原作”实际上并非原作。因为这幅画自从1965年来到里克斯岛后，就多次被运送、收仓、从一个地方挂到另一个地方，努佐认为它在转手过程中，早就被换掉了，早在2003年那次拙劣的窃案之前，就已经有人对它下手了。“听完我的解释以后，你还会说我偷了那幅画吗？”喝下第三杯咖啡后，努佐问道。“不管怎样，你打赢了官司，全身而退了，这就够了，兄弟。”卡鲁索说。“是的，但是你觉得我偷了那幅画吗？”